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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四年的夏天，周桓王派宰渠伯纠来鲁国聘问。
宰：“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中提到过，宰是官职。按照《周礼天官》的记载，根据官阶不同，分为大宰、小宰和宰夫。“隐公十一年公薨”一篇说过，公子翚就是向隐公求大宰不成，而起了杀心。 这次来的渠伯纠，究竟是大宰、小宰还是宰夫呢？咱们一会儿再说。 先秦字典《尔雅》，其中《释水》一章解释了各种水道（“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却没有“渠”。《周礼·匠人》“匠人为沟洫” 一段，讲了各种人工水道，也没提到渠的名称。最早的人工渠，是出现在战国后期的长渠（又名白起渠，位于湖北襄阳市，最早是秦将白起以水代兵、水淹楚国鄢城的战渠。）而且，金文中并没有“渠”的字形，所以这个字形应该出现较晚。名词含义的“渠”，在《周礼·车人》中出现过一次，意为“车牙”，即车轮的外周。这让我想到，砗磲最早称作“车渠”，是不是因为边缘形状类似车轮外周而得名？
我颇怀疑作为姓氏的“渠”字，实为“遽”字，理由如下:
1) 先秦古籍中，出现在人名、地名中的“渠”字多有通假。如《史记·孔子世家》“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战国策·赵策》则记为“卫灵公近雍疸、弥子瑕”，《韩非子·难四》称“雍鉏”。又如，《春秋·定公十五年》“齐侯、卫侯次于渠蒢”，而《左传》记为“齐侯、卫侯次于蘧挐”；《公羊传》“齐侯、卫侯次于籧篨”。2）唐代颜师古的《匡谬正俗》中，对“未央”的解释里提到这么一句：“语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 3）《荀子·修身》：“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唐代经学家杨倞注释到：“渠读若遽，古字渠、遽通。” 而“遽”字则屡见于金文，如鼎鼎大名的师遽方彝：
师遽方彝，西周中期，连盖高16.4厘米，口纵7.6厘米，口横9.8厘米，重1.62千克。腹部两侧一对象鼻形耳，长鼻上卷。盖面及腹饰变形兽面纹。内有中壁，将容酒部位分隔为两室，可放不同种类的酒。盖做四阿屋顶形，一侧下沿有两个方形缺口，可置挹取器。器内、盖有相同铭文各67字。现藏上海博物馆。
师遽方彝盖铭文，大意为某年正月丁酉，周王举行飨礼，师遽受到赏赐，并制作了方彝来纪念此事。“豦”本身按照《说文》的解释是“兽类互斗相持不解”的意思。从上面铭文，可以清楚分辨出“豦”字上半部分突出的虎牙，和下半部分的兽类身体。至于是在相斗，还是“虎举足”，就看不出了。也是有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只“遽仲觯”，内底有铭文“遽仲作父丁宝”，证明作器者为遽氏。
遽仲觯铭文 猜了半天人家的姓氏，接下来聊聊后世学者注解这句经文时，所聚焦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称呼渠伯纠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古代（乃至近代）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如国君面前，可以称呼别人的名。否则，直呼别人的名是不礼貌的，“ 名，终将讳之”。渠伯纠代表周天子来聘问，这种情况下，称呼其名，显得格外突兀。《左传》认为，渠伯纠的父亲此时仍健在，如不称名，只称其“渠伯”，将造成与其父称呼的混淆。 杜预继而延申道：“王官之宰，当以才授位，而伯纠摄父之职，出聘列国，故书名以讥之。” 《公羊传》着眼于渠伯纠的身份：
宰渠伯纠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宰渠伯纠何？下大夫也。 《公羊传》回答了本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认为渠伯纠是下大夫，也就是宰夫的身份。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纠，其名也。王朝公卿书爵，大夫书字，上士、中士书名，下士书人，例也。纠位六卿之长，降从中士之例而书名，贬也。于纠何贬乎？在周制，大司马九伐之法，诸侯而有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桓公之行，当此二者，舍曰不讨，而又聘焉，失天职矣。操刑赏之柄以御下者，王也；论刑赏之法以诏王者，宰也。以经邦国，则有治典；以安邦国，则有教典；以平邦国，则布政典；以诘邦国，则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谓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独谓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为乱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贼乎？故特贬而书名，以见宰之非宰也。 胡安国认为，渠伯为太宰，本应记载为“宰渠伯来聘”。桓公弑兄即位，周王朝本应予以讨伐。可周王朝不但没有讨伐桓公，反而派太宰来聘问。太宰本不应当接受这样乱了治典的命令，可他却接受了而且来聘问。相当于自贬身份。因此按照宰夫的方式记载他的名字。 由于身处宋世南渡的时代环境，胡安国对于庸碌君臣最为痛恨，贬斥也最为激烈。朱熹对其评价：“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 回顾桓公即位以来，确实没有朝觐过周王朝的记载。反倒是周天子首先派人来鲁聘问。 所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周王室伸出的橄榄枝，目的可能也并非聘问这么简单。 在明年，也就是桓公五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春秋时代绝无仅有的大事。周王朝最后一片遮羞布被狠狠扯下，王朝尊严就此崩塌。 本次的渠伯纠、明年的“仍叔之子”来聘问，很大可能是向鲁国这个王朝至亲来求取支持。 不幸的是，鲁桓公在利益面前，选择了袖手旁观。 桓公四年只有两条经文，而没有秋、冬的记载。 这不符合《春秋》“首时必书”的惯例。 杜预解释，这是由于史书阙文。 我们也姑且这么理解吧。
但《左传》中，在桓公三年、四年，用三条传文，记载了一个小国的故事：
简单说就是，芮国发生了政变，芮国国君的老妈把芮伯放逐到了魏地。秦国对芮国发动进攻，结果还没能打赢。于是周王室和秦军共同围攻魏地，把芮伯带了回来。 
陕西省大荔县东南五十里，为学者公认芮国位置， 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1·(春秋时期)成周附近》
芮国，这个存在感极弱的国家，实际很早就登上历史舞台。记载周王朝发家史的《诗经·大雅·绵》中，就有“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的诗句。 商朝末年，周国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成为区域秩序的维护者，解决周边国家的纠纷。其中就包括虞国和芮国之间的争端。《史记·周本纪》记载，虞国和芮国由于边界争议，一起来周评理。进入周国地界后，他们发现周民谦让成风，乃大惭愧，未见周文王而去，各自退让，边界争端自然平息，于是周文王在诸侯间声望更高，被视为受命之君。灭商之后，芮国被分封给姬姓，成为周王室同姓的诸侯国。《尚书·顾命》记载，周成王去世前，“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诸人，留下遗诏，命他们辅佐康王。芮伯排名还在毕公、卫侯等人之前，在当时的王朝中是相当重要的位置。进入春秋后，逐渐强大的秦国加快了对周边国家的吞并。《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二十年（公元前640年），芮国被秦国所灭。
时间来到2004年，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一伙盗墓贼的出现打破了小村的宁静。当地村民自发组织与其斗争并迅速报警。陕西省文物局组织进行抢救发掘，取得了惊人发现，沉睡数千年的芮国文化得以重新人间。梁带村的位置 经过多次勘探，确认梁代村芮国墓地两周墓葬1300余座，车马坑64座。其中7座高等级墓葬，可能属于芮国国君和夫人。 编号为M26的“甲”字型墓葬，据推断墓主身份为芮君夫人，出土了一套五鼎四簋青铜礼器：
仲姜鼎，口微敛，宽斜沿，浅半球腹，寰底，三蹄足。两侧附耳以短横梁与口沿连接，口沿下置六道扉棱，腹上部饰窃曲纹，下部饰垂鳞纹。图片来源：《金玉华年 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
仲姜鼎铭文：仲姜做为桓公尊鼎 M26墓葬还出土了四件形制大小相同的青铜鬲，其中一件是这样的： 芮太子鬲，高12厘米，重约1.7千克。宽平折沿，短束颈，腹部外鼓，平裆，短蹄足，腹部与足对应处有扉棱，腹部饰波曲纹。现藏梁带村遗址博物馆。
芮太子鬲口沿有铭文：芮太子白作为万宝鬲，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这座墓中出土了含有“仲姜”和“万”铭文的青铜器，很多学者推测，M26即为《左传》中所记载的芮姜之墓。
关于文献考证，王国维先生曾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梁带村芮国文物的出土，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流传数千年的文献记载，与地下出土文物的相互印证。不仅反映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生命力，也给予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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