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年间河南禹州联庄会抗粮起事本末(11)

　　
　　这种源自戏曲和评书故事的愿望无疑是天真幼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攻打郑州惊动皇帝如果是意外，那是李贤他们的不幸，而如果是有意为之，则是自己找死。获知叛乱消息的咸丰皇帝在二月下了这样一道诏书：
　　
　　“密、郑密迩省城，突有土匪窃发，何至如此披猖？据府县禀，又无起衅根由，显系地方官办理不善，意存讳饰。著英桂查明具奏。”
　　
　　地方官欺下瞒上、隐讳事实的劣迹陋习是尽人皆知的事，咸丰皇帝虽然只是个才具中下的帝王，但对此亦了然于胸。然而在这道诏书里，咸丰只是点出了地方官的这个问题，却并没有揪住不放，只是要求河南巡抚英桂查明原因上奏。这可以视为咸丰对地方官们的警告，同时又给他们预留了极大的补救空间。最好的补救方法，不外是尽速将“披猖”的“土匪”剿灭，而地方官们，以后做事也要小心点儿。我们有证据证明咸丰帝其实知道他诏书里所谓的“土匪”不过是被逼造反的良民，而且也知道他们造反的原因在于地方官的浮收勒折，但在此时此刻，他却轻轻放过了那些蠹民的地方官，而对那些被逼造反的百姓们背过脸去。也许会有人将此视为皇帝的昏庸。或者认为时事方艰，太平军横扫大半个中国，如果此时再对这些效忠于清廷的地方官们下手整饬，恐怕会进一步动摇满清的统治，在稳定大局的政治需要下，咸丰选择了牺牲那些闹事的百姓，而对叛乱分子的无情打击，也将震慑其他蠢蠢欲动的人。
　　
　　这两种观点都能够站得住脚，而且可以拿来解释那一期间更广泛的历史境遇。但是这两个事实上可以揉和在一起的观点并不完全，还有一个更深层、也更重要的原因，需要在此予以剖析。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代表体制，官员代表构成体制的部件，而普通百姓则是体制运作的对象。体制通过它的各个部件掌控着百姓的一切，并凭借其强制力量索求百姓们的供奉。百姓不属于这个体制，却又不能自逃于体制的控制。做为帝国权力的实质掌握者和帝国意志的抽象化身，皇帝知道他之存在的根本基础在于天下百姓，只有百姓归心，他的统治才能稳固。老百姓向他供奉钱粮，而官员们却领着他的俸禄，所以，如果把百姓和普通官员放在对立面上，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皇帝会为了一个官员而不要天下百姓，尤其是当这个官员作恶多端、为祸一方的时候。也因此，几乎所有心智正常的皇帝都不反对、甚至鼓励百姓告官。百姓告官，事实上也是加强皇权的一个途径，因为它从某方面可以起到帮助皇帝监督官员的作用。对于皇帝来说，百姓可以遵循体制规则做一切事，有冤申冤有怨诉怨，但是你不能造反。造反就是反对皇帝，对抗体制，将自己与皇帝对立了起来。这是皇帝们绝不允许的。所以，将联庄会叛党与虽有劣迹但是听用的知州放在一起二选一，咸丰皇帝严惩叛党而放过知州就是很自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