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潮北至——广州湾上游石门兴废考

哈哈狮的信箱 2023-01-08 发布于广东

展开全文

石门地区位于湛江海湾北端，为湛江水道汇入海湾之处。该处因有两道礁石在水面上对峙如门，故被称为石门。五里山港在此处向北呈瓶颈状收窄，是咸水淡水交界的地方。因此，现今的沈海高速也在此处选址架设桥梁过海。在一百多年前，对于被这片水域所分隔的遂溪及吴川二县、乃至高州及雷州二府而言，此处是较易渡海的地点，看起来应当是两府交通枢要。在法国占领广州湾后，此地的地位更显微妙，虽距广州湾地界仍有一定路程，但亦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中被波及，其地理特征也因此被染上了政治色彩，一度成为了华洋、乃至中外势力在地面上角力的象征。

不过，石门既然位处府县交衢，乍看起来似乎应有成规模的船渡及商铺聚落，但它现在实际上又并不为本地人所熟知。在1982年的《湛江水运志》中，对于该地区亦仅在地图保留下一处标识，并无更多文字记载。那么，这个地方是否曾经经历了一个从繁荣到衰退的历程，它是如何卷入近代广州湾的一系列事件的？

一、

石门现况

笔者近日对石门进行了短暂的实地考察。该地目前坐落着一座地方级湿地自然公园，大部分区域均种植了桉树，在近岸区域有生蚝等水产养殖作业。从居住聚落上看，目前仅见疏落民居散布，未看到成规模的聚落，与民国时期文献中的记载相去较远（详见下文）。至于在海中对峙的石门，此前听说已经因拓宽水道而被拆毁，不过我们实地查看，发现仍有存留。

海中石门，摄于2022年10月7日

在石门水域西侧岸上，有一块地势略高的台地，即石门岭，岭上建有天后宫。天后宫目前并未存留有此前的碑刻，据庙前新立石碑记载，这座天后宫在康熙年间便已存在。后来，因为时间较为久远，又遭日军破坏，至1989年基本毁圮殆尽。但从康熙年间以来，时间跨度较长，其中日军毁坏至1989年又时隔四十余年，设若此处仍有相当规模的聚落，天后宫亦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似不应至于完全坍圮。那么，石门附近的居住聚落是否已经衰退了相当长的时间？目前看来，重建后的天后宫暂时已经无法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的回答。

石门天后宫，摄于2022年10月7日

天后宫东南侧有一地势略微隆起的区域，残高约有一米余，为石门岭炮台，但目前仅余台基，草木密布，难以进入，一时无法窥见其具体形貌。据载，石门炮台“呈马蹄形，长14米，宽13米”，根据残留砖块测量，炮台用砖的规格分为36*18*9（厘米）、28*14*7（厘米）及（？）*22*8（厘米）三种规格。但现在由于草木覆盖，已经无法在现场辨认及找到这些残存的砖块了。

石门炮台遗址，摄于2022年10月7日

如果庙前碑记所言不虚，石门这里应该在较早之前就作为渔民泊船出海的地点使用，渔民会在出海或返航后在此处焚香祭拜，祈恩还愿。但由于并无更早的碑刻进行印证，我们无法对天后宫有更多的了解——缺少碑刻的原因既可能是碑刻已经被毁坏了，也可能是天后宫此前规模较小，没有发生过较大范围的集资修建，所以也不必专门刻碑记载，但这些推断暂时都无法证实。而石门炮台也仅存基址，并无过多可继续考证的内容。现场不但信息量少，而且各个时代的信息相互叠压，区分并不明显。因此，为对石门地区作更仔细的考察，只能从文本中去找寻更多线索。

石门区域卫星图

二、由

模糊至清晰的“石门”

“石门”一开始作为一个不甚精确的地理概念，在万历《雷州府志》中已经有记载——该志中舆图一节对雷州府的边界作了说明，指当时的雷州府城“东至吴川石门村三十里”为界。康熙《雷州府志》中亦沿用了这一表述。但这两个版本的府志里明确提到的“石门”仅作为边界说明使用，其所指的石门村很可能是石门水域东岸一侧所形成的村落，但未提及水域西侧是否有聚落。

再看其他志书中的记载。康熙《遂溪县志》中载：“遂溪之东水为吴川之石门河，南流八九十里，至海头东头山。”根据这一表述，石门河所指的水域已经完全超出现在石门水域，甚至可以扩大至整个湛江海湾。因此，“石门”在这里显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这种大而化之的笼统运用也见于其他史料：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广东舆图》便有“石门港”一条，谓：“在（吴川县）城西南捌拾里即石城县石门，入海之水到此，为海滨大港，水阔二十余里，东□有麻斜炮台，西□乃遂溪县所属，有海头炮台，俱分兵防守。”首先，这段文字中所说的“水阔二十里”自然是舛误，其次，石门港在这里亦泛指几乎整个湛江海湾。至于“石门河”或“石门港”为何在清初期的志书文本中会产生这种泛指，目前仍不清楚。

对此，后来道光年间的《遂溪县志》中亦存在颇为矛盾的表述，它一方面留有“（遂溪县城）东北至石门河”的表述，另一方面又说“遂溪之东水为吴川之后门河”——这段记述与康熙《遂溪县志》几乎一致，只是将“石门河”被表述为“后门河”。“后”与“石”字形近，早期县志中的“石门”是否为“后门”之误？抑或这只是道光版县志中的误录？这些疑问目前仍无从解答。

虽然说“石门”在清前期的文献中仍然是模糊的，且这种模糊一直到清中期的文献中仍未完全消除，但对于其更具体的位置及命名原因，道光《遂溪县志》已经给出了具体且生动的解释，先是说明其位于县东三十里东西溪水合流入海之处，又描述该处“海岸有山，自西跨东，石壁耸峻，障断河流，中阙若门，以通潮之上下，故名石门。海潮至，自门涌入，浪击涛奔，声震林木，山水互映，为县胜地。”而到了更晚近的时期，光绪《吴川县志》中则援用了《一统志》中的记载：“石门港在（吴川）县西南八十里，自石城县流入，又东南入海，阔二十余里，为海滨大港。”——这段记述中说石门港海面阔二十余里，如前所述，自然是旧志传抄过程中的误记了，于是该版县志的编者在此处加了个注脚：“案：石门港两石交锁如门，故名。中为吴川、遂溪界，阔仅二里，旧志作阔二十里误。”这两段记述通过海中交锁的石门这一具体的事物，将“石门”这个语词和我们现在所认知的石门区域精确地铆定在一起。《广东图说》等其他文献在对石门的说明时，亦附带上了海中石门这一图像。

总言之，从方志的记述中我们大概可以推断，石门海域东侧可能在明代已经形成村落（即旧志中的“吴川石门村”），但西侧在明清时期可能都未能形成成规模的聚落。此外，“石门”在较早的方志中仅作为两府交界处的地名，以一种不甚准确的、宽泛的概念出现，其所指涉的对象，可以是局限于现在石门一带的区域，又可以宽泛至现在整个湛江海湾。但随着时间逐渐由清中期转入近代，石门地区的渡口逐渐形成，“石门”这个在方志中早已出现的概念也由模糊而至于清晰，从一个笼统的、作为府县边界而被使用的地理概念，逐渐限缩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位于五里山港北端瓶口处的这一更为精确的位置。

尽管石门地区后来作为通津的港渡而存在，但在康熙《遂溪县志》所罗列的县内港口、渡口中，我们仍无法找到石门的踪影。可以推断，在清早期的时候，这里仍未形成渡口，或仅有零散渔舟停泊，尚无成形的渡口设施。在清中期过后，渡口设施开始搭建，到了道光年间，彼时的《遂溪县志》中已经将石门渡列入其中，并载明其在“（遂溪）县东三十五里”，说明当时已经形成津渡。但该志未将石门列入“埠”这一分类下，我们可以推想，当时此处虽然已有渡口，但可能仅具有零星的交通、泊船的作用，规模有限，因此尚未形成固定的、成形态的商业聚落，异于平乐、赤坎等依托渡口而形成的成熟商埠。

至于现场所见石门炮台的建成时间，《湛江市地名志》中认为其系康熙二年（1663年）所建，但康熙、道光两版《遂溪县志》中对炮台、台墩进行辑录时，均未将石门炮台列入其中。我们推测，和渡口的出现时间差不多，石门地区的营防设置应当是从清中期开始。根据道光《遂溪县志》，当时此处已经设置了石门汛，由遂溪汛分兵防守。关于石门汛的驻防兵力，此时志书中尚无明确记载，但营防驻兵人数应与其海防重要性相关：此时的海防以扼守湛江海湾、防止海寇乘船沿湛江海湾北上为要点。由于石门在清中叶时尚处于粤西腹地，其海防重要性与海头等直接面对外海、随时可能有海寇入侵的营防不同，因此可能尚未像后者那样建有炮台。

以这一地区其他沿海营防为对比，作为湛江海湾管钥的东海、硇洲二岛驻员最多：道光年间，驻扎在海湾最外侧的东海岛东山营驻兵员额为249名，同治年间增至290名；硇洲水师营在同治年间的常驻兵丁则为556名。沿着湛江海湾北上，海头汛的驻兵员额在道光年间为70名，同治年间则稍减至62人，越往北的汛防驻防人员越少。石门汛由于位于湛江海湾最北端，可能并无常规人员配额，因而在道光《遂溪县志》中并未记载其驻防人数。直到同治年间，彼时成书的《广东图说》中方记载了石门汛防兵员仅为二人，可见石门的战略位置并不重要，亦无成规模的防守布置，只有零星人员驻营。显然，如此有限的驻防人员也无法操作炮台，因此，石门炮台应该也是较为晚近才建成的。

虽然我们暂时还无法确认石门炮台确切的建造时间，但可以确定的是，清中叶设置的汛防是石门地区兵防的最初形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石门炮台，则是后来在汛防营址的基础上进一步建造起来的。

我们可以尝试想象下石门西岸在清代中期的景象：彼时跟我们最近现场考察的印象相去不远，人烟较少，草木繁茂。这里有一座小型的渡口，但每天渡海的人、流转的货物并不多，附近从事渔作的村民也会在渡口边上泊船系舟。为祈求航渡顺利，在起渡或回航之时，人们也会在渡口边一座规模不大的天后宫烧香祈祷。天后宫边上简单搭建了一个营寨，但可能并未派驻常规兵员，或者只有一两人驻防，因此更像是一个哨所，对来往船只和人群进行监查，并无更实质性的营防功能。

那么，石门的渡口和汛防为何在清中叶开始形成？它们是否可能与南边同时期兴起的赤坎埠有关，抑或两者的形成时间只是巧合？目前亦无更多材料对此展开论证。但随着“近代”这个特殊的时期无法阻挡地涌入粤西地区，石门很快会与赤坎埠建立起直接关联。

三、

卷入“近代”

由于位处西南边陲，粤西半岛进入“近代”的节点也相对滞后了一些。石门地区的状况安静地维持到了十九世纪末，此时，近代的洪流骤然涌入粤西海湾，法国在广州湾地区实施的勘界行动迅速将石门卷入殖民史的时间线之中。

1898年，法国正式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租借广州湾的要求，但法方所指“广州湾”与清廷所理解的并不一致，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囊括了吴川县及遂溪县围起的湛江海湾范围内的水陆、岛屿。因此，法人采取了谈判同时进行勘界占地的行动，登陆占领海头炮台，向中方施压。但清廷当时的意见并不统一，陷入矛盾：如法方强行登陆的行为在地方民众中引发反感和抵抗，而两广总督谭钟麟则一面认为法方的地界主张“无理强横，万难允准”，一面令地方官员派兵弹压土民，以免伤及法人，以至肇发衅端；此外，清廷方面对于可以接受的租借范围亦未统一意见，互相攻讦，因而在应对上陷入迟缓。

法方最开始提出的租借范围北至石门。就在清廷上下的意见还晦暗不明时，法人的勘界活动迅速向石门推进，引发血案，致使勘界谈判局势急转直下。此前，受谭钟麟指派，遂溪知县李钟珏在县内多地组织团练，以抗衡法军，当时石门边上的平石村即有团勇驻防。由于粤西海防大门一夜之间被敲开，石门一下子由腹地转为海防前线，该地真正意义的营防也可能在这一时期才仓促地被组建起来。而就在不久之前，法人已经在南部的海头炮台登陆，并沿着湛江海湾向北推进，在海头、麻章等地与在地民众屡发冲突和小型战事。当法舰“笛卡尔号”巡洋舰持续北进，下一场冲突随之被引发。

当时一份名为《生活画报》（La vie illustrée）的报纸对这一即将爆发的冲突进行了详细的报道。1898年底，就在清廷代表苏元春和法方代表高礼睿（Charles Louis Théobald Courrejolles）就勘界事宜进行谈判时，法舰“笛卡尔号”及“狮子号”（le Lion）开始对广州湾及附近的武装村庄进行了炮击。11月，“笛卡尔号”在广州湾北部发起了登陆，占领了门头要塞（le Fort de Mon-Tao）——门头即石门的别称，但从该报的描述中，我们亦无法推知当时的门头要塞武装到了何种程度，但它显然还不足以抵御法舰的进攻，法人轻易地占领了这一要塞，并在岸上建立了据点。

建立了据点后，法方马上开始在附近展开勘界工作，但他们无疑低估了周围军民的敌意和即将面对的危险。11月28日早上六点三十分，在清楚地预料到据点火炮无法为自己提供有效火力支援的情况下，古尔劳恩（Gourlaouen）中尉及库恩（Koun）候补少尉还是仅佩戴了左轮手枪后便离开据点，尝试对周围进行踏勘，但出发后不久便陷入附近团练的围攻。此时，如古尔劳恩中尉事前所预料的那样，法军虽然试图用陆上据点的37毫米口径的火炮压制团勇，但由于距离较远，且忌惮伤及这两名落单的军官，火炮并未能有效地提供援助。最后，在两名军官出发一小时后，团勇于七点三十分将他们射杀。

平石流血事件爆发后，遂溪知县李钟珏尝试平息事态，“命家人取银五十元”给练目“购棺二具盛尸”，但被部下及民众误以为是赏金，围观者“拥出东门，将首级夺取，悬之电杆也”，反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激化。这场事件在法国实施勘界行动时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中本不突出，但法方抓住遂溪团勇枭首庆功这一事情大做文章，事情逐渐讹传得更为血腥，两名法军军官据说已经被剖心喂狗，平石事件不断发酵。

被这一突发事件牵制，清廷在谈判中的地位更为被动。法方为死者家属向清廷索要20万法郎的赔偿之余，还以此大做文章，对门头海面的清军舰艇以及驻守黄略村的遂溪团练进行报复性的攻击。尽管李钟珏疾驰至附近的万年桥，向该地驻防的马介堂所部潮州勇营求援，但潮勇怠于施援，最终致使遂溪团练在法军的报复行动中遭到重创，死伤多人，损耗殆尽。由于法方借助平石事件的发酵不断施压，试图在租借地范围的议定中获取更大筹码，清廷本欲保下东海、硇洲二岛不被租借，以留住粤西海防门户，但在法方在粤西地区实施武力报复后，清廷可能意识到了粤西当地的防备实际上无法抵御法方的攻势，已经无暇顾及，最终无法守住谈判底线，将东硇二岛让与法人。

平石事件后，法方于海头树立的纪念碑。载于La vie illustree，1900年3月16日，第74期

在近代以前，石门还是一个方志中甚少笔墨提及的小地方，但在这次勘界纠纷中却一下子被推到了历史的前线，在近代的洪流间漂转碰撞，意外地触发了更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石门地区的地位也随之改变：经谈判议定后，《广州湾租界条约》中约定，广州湾租借地北界为划至“赤坎以北、福建村以南，分中为界”。石门这一海湾腹地虽未如法国人最初构想的那样被纳为北界，但距离最终确定北界亦不远，从此成为华洋分界邻近之处。

石门此时的地缘形势在同时期的诗作中亦有反映：吴川县举人李小岩在其诗作中形容石门为“双峰阅今古，一水界华夷”，并称这一地区海面上已是“帆边万国航”——这固然是修饰大于事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租借地议定后洋船及商贸增加的情形。而这些诗作都是题赠马介堂的，李小岩在诗中将马介堂比作苏武、羊祜（“朔雪孤臣节”、“请看羊叔子”云云），但马在面对法军的进攻时未理会同侪求救，以至遂溪团练损耗殆尽，虽可能原本有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牺牲之理由，但在此诗不适宜的过度吹捧下，则多少显得有些讽刺了。

四、

门头新埠

在平石事件过后，石门在文献中沉寂了十余年。对于这个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我们暂时还无法获知，但它在民国初年再度出现时，已经是另一种面貌了。

如果李小岩诗作的描述仍然是修辞多于纪实的，那么在民国初年辑录的《遂溪县采访员第一次报告册》中，则已经有了关于该地聚落及商业形态的具体描述。该报告册仍采用传统方志地舆篇的词条形式对石门进行了记载，其中“门头港”一条载曰：“县东北三十里由港口入，长二十余里，阔约半里，颇深。港多礁，门头埠居，中间石岭壁立如门，又曰石门，向设石门汛，为县东北之藩篱，属半岛形。”这段文字与此前方志中的记述无太大差异，只是简略描述了该地的地理形态，但“门头埠”一条则记载：“在县东北三十里平石村之东，向设石门汛，背负高岭，对面石立如门，商店约有六七十间，港颇深，出口货油糖生猪为盛，入口货咸鱼为盛，帆船幅辏常有数十艘不绝。”由此可见，到了民国初年，石门渡口已经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聚落。不过，经由门头埠流通的货物多为基本食品及生活用品，可见其商业功能仍较为单一，应当是一个更大的商业系统中的一个较为初始的环节。

尽管该报告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我们可以尝试推断，门头埠在民国初年的贸易对象应该是南边的广州湾地区：其中，对于就近的赤坎地区，部分日用品及食物由麻章等区域经由门头埠为中转而供应，经短途水路运至法界内；而从门头埠入口的咸鱼，则可能由同位于租借地范围内的西营海产市场起运，经水路送达，并经由门头埠分发转运至廉江等相对靠近内陆的地区。总言之，门头埠开始形成的商业聚落，应当与租借地与粤西内陆之间形成的商业线路的发展相关。

因此，尽管已经接入广州湾商业网路之中，石门地区的发展程度仍不应被高估。此外，根据民国初年《广州晨报》的报道，“石门海与广州湾舟楫相通，均至密迩，海陆界线，彼此混淆”，因而成为一个三不管地带，有盗贼犯事之后便遁入租借地内，或有租借地内的恶人借由租借地界的庇护行违法之事。因此，当地呼吁设立交涉专员，与法界内殖民机构对共同治理违法犯罪事宜进行接洽沟通。这种治安乱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石门在彼时处于一个接近于“权力真空”的地带，门头埠应当并未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商业聚落，因而无法对地方治安进行自发的、或与其他权力机关进行协同管制。

尽管规模及影响有限，门头埠仍有可能作为商人与法当局角力的筹码，被带入广州湾的另一起事件中。1918年，由于一战刚刚结束，法国殖民当局尝试在广州湾地区再度尝试开征人头税，以舒缓一战带来的财政紧张对远东殖民事业的压力。但如法当局此前于1913年开征人头税的尝试一样，这套在法属印度支那地区实施的制度在广州湾地区并无法理支撑，因广州湾系租借地而非殖民地，且《广州湾租界条约》仅于第五款中约定了法当局有权“征收灯、船各钞，以为修造灯桩各项工程之费”，中方并未将开征税款的权利让渡与法方，因此，法方开征人头税的尝试再度在广州湾士民之间激起不满。

作为抵制，广州湾商人威胁将迁出广州湾内的商店，并在吴川城内设立筹办处，决议在商埠新址选定后将商店迁入。由于广州湾租借地占据了湛江海湾的入海口及几乎整个中腹，实际上，当时商人可供选择的商埠并不多，如果往北推进太远，则不便于海路运输的接入。因此，北边的门头埠距离广州湾租借地路程适中，不至于完全远离航线，且位于吴川、遂溪交界处，对于遂溪籍和吴川籍的商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双方都容易接受的地点。

但如果像前文所推断的那样，门头埠实际上是依托于广州湾既有的商业体系，仅仅是后者的一个环节，且其发展仍处于初步阶段，再加上其位置过于靠近内陆，水道在此已经收窄，且多礁石，则航运也必定受到影响，在此处重开商埠的可能性实际上并不大。在广州湾商民提出开埠威胁半年后，华商的抗议取得初步成效，《香港华字日报》报告曰：“广州湾抽收人头税一事，该埠华商全体反对，已无形打销。”由于遭到极力反对，法方第二次开征人头税之事遂寝。但法当局仍要求广州湾民众办理被称为“人情纸”的证件，华商的豁免申请未获批准。“人情纸”是法国在远东实行的一种贸易许可证件，据《北海杂录》记载：“华商前赴越南贸易或径到北海领事署领有人情纸，方得前往。或由殷实铺店，具保到洋务局，查讯属实，即发给凭照，再携到法领事署，换给人情纸亦可。”因此，又如同二月份一样，华商再度威胁另开新埠，以抗议“人情纸”这一贸易许可制度。

但无论如何，重开新埠事件最后并未实际开展，因为包括门头埠在内，湛江海湾内实际上可供选择的商埠并不多，且条件多不佳，即便迁埠亦需下极大成本进行改造。所以，另辟新埠与其说是一种合于商业利益考量的手段，不如说单纯是一种表示抗议和威胁的方式，需要结合其他手段使用（如要求中方政府介入交涉）方可达到成效。

五、

余论

直至近代晚期，石门未在史料中留下太多痕迹。1943年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雷州半岛登陆并占领雷州县城，并于2月21日进驻法属广州湾。2月25日，日本与法国维希政府签订《广州湾共同防卫相关现地协定案》，约定由广州湾由日法双方共同防守。石门地区由中法势力的边界俄而成为对日作战的前线。1944年，日军向北推进，尝试清除廉江、化州、吴川交界处的联防武装，最终引发钩镰岭战斗，张炎后来亦率部加入，最终赢得了一场小规模的胜利。彼时，由共产党组织的联防队在石门亦有组织布置，在日军向北推进时可能也发生了战斗，因此，如我们现场踏访时看到的天后宫碑记所言，石门在日军向北推进时可能遭遇过攻击，包括天后宫在内的建筑也遭到破坏。

随着“近代”这个特殊的期间在粤西半岛走入尾声，门头埠在对日本的战事期间被毁后，再无重新恢复的迹象，在文字记载中沉寂了下来。个中缘由暂时还有待更多的材料来进行还原，目前只能大致推断，门头埠的发展与广州湾租借地相关，因此，其商贸功能被嵌套在以广州湾为中心的商业网络中。后由于广州湾于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收回，不再具有法国远东自由贸易港的地位，广州湾时期的乡绅随后亦作鸟兽散，广州湾曾有的港口商贸系统不复存在，因此，依托这一商贸系统发展起来的石门便再未重建，逐渐荒废。1979年1月7日，石门大桥建成通车，从此地渡海无需再倚靠船渡，石门渡口几近完全废弃，如今虽仍有少量渔船泊岸，但基本仅作水产养殖之用了。

石门尽管位处要冲，但其由于远离县城、府城，且礁石较多，因此在清中期以前长时间未形成渡口。而在近代，这一原本难以被注意到的小地方却意外地被卷进了一系列历史事件中，但尽管如此，这些事件也只是如同一瞬间的火光，在闪过之后便又将这个小地方抛入了黑暗中。我们甚至无法为石门串联出一套连贯的叙事——它在每个事件中被映照出来的样貌不尽相同，各种材料中对它的记述也有矛盾之处。但从这个弹丸之地在文献留下的痕迹中，我们隐隐看到了广州湾地区几百年来发展和变迁的脉络，以及周边地区受其影响而发生的改变。在经过进一步考察发掘后，石门地区应该会跟我们吐露更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