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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们说了西汉铭刻书法里的刻石，这一篇，我们来说西汉铭刻书法里的铜器。前文说了，春秋以后，礼崩乐坏，象征权力地位的青铜礼器，逐渐向精美小型或朴素实用方面发展。到了汉代，常用的铜器有：鼎、钟、钫、壶、樽、镫、炉、镜、洗、带钩、量斛、鐎斗、弩机、印章等，其用途大致如下： 
汉代铜器的铭文多是刻在器物外壁缘口显现处，内容多是物主所在、器物出处、重量容量、纪年及监治造作的工官名称等。铜器、铜洗等铭文还有富贵吉祥、延年益寿一类的辞语。西汉初期，因战乱刚刚结束（从前210年秦始皇病逝，直至楚汉战争结束，汉朝建立，整个国家一直处在战争之中），民生凋敝，财货匮乏，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故一切宫室器用较为简约。当时皇帝车驾连四匹一色的马都配不齐，将相有的只能乘牛车，平民无所积贮。所以西汉高、惠时期的铜器极少见。1980年在山东淄博窝托村西汉第二代齐王刘襄墓（在位十年，前188-前179），出土遗物中有铜器六千七百多件，其中的三件铜钫，铭文都刻在铜钫的口沿、颈部和盖缘，书体属草率篆书，刻工较随意而不规整，但天趣盎然。如图：
自右至左，铭文分别是：齐大官右般；齐食官上米；左三斤六两。相关人士认为大宫及太宫，而“上米”指的是上等精米，这铜钫很可能是酿酒器具。同属西汉早期的《新丰宫鼎铭》分前后三次刻成，《书法史》作者（华人德）认为：在器身一边，初刻“夕里癸”三字，在另一边又加刻“新丰宫一斗三升九斤二两”，最后又刻“新丰宫容一斗三升十斤五两”（如下图）。
三原县博物馆（藏馆）有材料注明，新丰宫系汉高祖刘邦为太上皇于新丰所筑之宫，上述三次铭文刚好与作者的铭刻顺序相反，细细思考，似乎博物馆的说法更合理一些（《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也支持藏馆之说）。器物上刻上重量，是因为在西汉时民间私铸铜钱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少府、郡国工官制作铜器时会在表面刻上重量，可能是为了报销登记耗铜多少，以便验收，也可以防范有人磨损器物盗铜。再看“阳信家”器物铭文。“阳信家”1981年在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一号从葬坑出土了23件铜器，多数刻有“阳信家”三字，应是武帝之姊阳信长公主家所用器物。
阳信长公主为汉景帝刘启与皇后王娡的长女，汉武帝的亲姐姐，初受封阳信公主，因嫁于开国功臣曹参曾孙平阳侯曹寿（曹时），故又称平阳公主，后嫁于大将军卫青为妻，来看两件：
《阳信家钟铭》极规整，书体属小篆，结体扁方，笔画凝重，十二字分六行，内容为“阳信家铜鐘容十什重卌九斤”，刻于肩带纹上。
《阳信家炉铭》，铭文则是隶书，二行九字，为“阳信家铜炉，容斗五升”，刻于器外壁，字取横势，挺秀飘洒，笔画略带弧形而富有弹性，刻工充分表现出其娴熟的刀法。1961年西安三桥镇高窑村汉上林苑遗址出圭的昆阳乘舆鼎，是颖川昆阳县地方工官为宫苑所作铜鼎，也是武帝置号以前铸造，如图：
刻铭35字，凡七行，行字不等，隶书，内容为“昆阳乘舆铜鐤一，有盖，容十斗，并重六十六斤。三年，阳翟守令当时，守丞千秋，佐乐，工囗造。”笔画也带弧形，转折处婉转自如，结体流丽生动。1983年广州象冈山南越王出土数十件乐器，其中句鑃（读gou diao）一组共八件，每件的钲部均刻有“文帝九年东府工造”的篆文，如图：
这里的“文帝”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越昧的僭号，“文帝九年”即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刻铭结构端庄，刀法委婉刚劲。书刻的水平均不在同时期汉家少府属工官制作的器物之下。清代著名收藏家陈介祺旧藏著名的阳泉使者舍熏炉，铭文为“阳泉使者舍熏炉一有股及盖并重四斤一五年六安十三年正月乙未内史属贤造雒阳付守长则丞善掾胜传舍啬夫兑”，如图：
看铭文是西汉宣帝元康五年作器，铭文笔画雄放，左右波磔尤长，从字的结构上可以看出篆书的痕迹已很少了，但字的笔画写法仍有篆书残留，如“正”字右边一横画。宣、元、成帝三朝留下的铜器很多，大多是宫苑和贵族家所用的器物，有鼎、鋗（小盆状温热器）、镫、熏炉等，刻铭或篆或隶，形体方正，书刻精美，如神爵四年（前58）的篆书《成山宫渠斗铭》：
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的铜器铭刻，结体方正，线条婉转流畅，充分表现出毛笔书写的意趣，而刀凿痕迹相应减少。最富特色的是《新嘉量铭》垂脚舒长，笔画方折挺劲，虽整个字形修长，但是文字的基本结体还是方正的。因此，既结构紧密，又充分展现出线条美。如图：
内容相同的《新铜衡杆铭》却完全呈现出汉篆的风彩。虽没有长的垂脚，书刻线条流畅，显得活泼自然。如图：
图案花纹与文字和谐结合的铜器要数铜镜。只是这些铭文的文义是次要的，其装饰功用倒成了主要，铭文完全成了铜镜纹饰的一部分，如西汉晚期的《宜佳人重圈镜》：
它篆隶相杂，铭文中减笔、讹字、别字很多，显然更多是为了装饰。最后是印章和钱币铭刻文字，虽然印章和钱币也属铜器，但显然他们另成体系（特别是印章），所以，我们把印章和钱币铭刻文字放在下一篇专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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