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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形象，那是绝对地“伟、光、正”的。  唐太宗李世民 什么叫“圣君”呢？ 他唐太宗就是。 那么，我们中国的历史上，还有没有其他的“圣君”呢？ 没有，就他一个。 那炎帝、黄帝、还有尧、舜、禹，都是传说中的人物，都是被神话故事所神化了的人物。 而他唐太宗李世民，却不是传说中的人物哦，他可没有被神话故事所神化哦。 他是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千古第一“圣君”哦。 那么，为什么他是一个千古第一“圣君”呢？ 他这个千古第一“圣君”的美誉，是由哪些人评价出来的呢？ 评价他为千古第一“圣君”的，那肯定不是你，也不是我。 能够给他以这个评价的，那肯定是那些有头有脸的学界大拿，权威的学术机构，是吧。 比如说，像北宋时代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先生，就是一个顶呱呱的学界大拿吧？  司马光 他就是这样评价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像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圣君”了。 “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这不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第一“圣君”吗？ 当然，更加权威的、来自学术机构的评价，还是我们现在的西方洋大人们所编著的《剑桥中国隋唐史》。 《剑桥中国隋唐史》是怎么评价唐太宗李世民的呢？ “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注意，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成为中国千古第一“圣君”，就是因为他“纳谏爱民”，就是因为他“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独裁”“专制”时代的中国皇帝，他唐太宗李世民，却不搞“独裁”“专制”，反倒是“纳谏爱民”，非常地尊重像司马光一类的士大夫们的意见，“君臣关系水乳交融”。 当然，除了历史上的学界大拿和西方的权威学术机构，我们当代中国的一些学术界活跃人物，也是对这个唐太宗李世民赞誉有加的。 比如，著名的《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柏杨先生，就也评价过唐太宗李世民。  柏杨 他是怎么评价的呢？ 他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130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我们要知道，这个柏杨先生，他可是最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的哦，他可是认为我们中国人都是丑陋的中国人的哦。 但是，在这些丑陋的中国人当中，他还是发现了一些值得他“真心称颂崇拜”的“中国帝王”人物，其中的“最初一个”，就是这位“李世民大帝”。 那么，为什么“李世民大帝”，值得他柏杨先生的“真心称颂崇拜”呢？ 因为，“李世民大帝”，固然有他的“勋业”，更有他的“美德”。 我们的柏杨先生，就是“真心称颂崇拜”他的“美德”的。 那么，“李世民大帝”的这个“美德”，又是什么呢？ 前面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不是说过了吗？ “纳谏爱民”、“ 君臣关系水乳交融”，那就是他的“美德”啊。 柏杨先生，就是因为“李世民大帝”的这些“纳谏爱民”、“ 君臣关系水乳交融”的“美德”，而“真心称颂崇拜”他是“自从盘古开天辟地”的“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 而且，正是因为“李世民大帝”的这些“纳谏爱民”、“ 君臣关系水乳交融”的“美德”，加上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的治理”，就为中国“开创了130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李世民大帝”为中国“开创了130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呢？ 唐朝从开国到灭亡的总年数，是从西元618年，到西元907年，一共是289年。 柏杨先生这里所说的130年，应该是从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的西元627年，到唐玄宗李隆基退位的西元756年，正好是130年。  唐玄宗李隆基 这130年的时间，确实是唐朝最辉煌的一段时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但是，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由他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吗？ 我们要知道，这130年的中国历史，虽然确实是很辉煌，但是，她也是非常地曲折、是非常地变化莫测、非常地起伏不定的耶。 如果说，这130年的“黄金时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那么，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的“二圣共治”； 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的第一次“黄台之瓜”；武则天的“篡唐改周”；然后，中宗二次上台，死得不明不白；太平公主涉嫌谋反，被赐死于家中；以及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这些，也都是由他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吗？  女皇武则天 而这些历史，对他这个开创者来说，可不是那么光荣的哦。 所以，柏杨先生的这个赞誉，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呢？ 事实上，李世民的文治武功，确实是有的。 比如，在文化上，他在他的弘文殿旁边，建立“弘文馆”， 诏令全国收集图书典籍，储聚群书达20余万卷。 他又设立检校官员，选五品以上的工书者为书手，缮写、整理、校勘那些图书。 除“弘文馆”外，还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等机构，也大量藏书，质量和数量是远远超过前代。 在军事上，他亲自领兵攻破陇西薛举、平定薛举之子薛仁杲gǎo，铲除了唐朝来自西方的威胁；又击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巩固了唐朝的北方；还在虎牢之战中，一举歼灭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两大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使唐朝取得了华北的统治权；又重创窦建德余部刘黑闼tà和山东的徐圆朗。 然后，在登基之后，他又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tuó、回纥hé、高昌、焉耆[yān qí]、龟兹qiū'cí、吐谷浑tǔ yù hún等， 在政治上，他延续了前朝的三省六部制和郡县两级制，又在三省六部的基础上特设政事堂，以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还发展了科举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等等。 另外，他还整饬chì吏治，知人善任，对在他们兄弟争权过程中站错队的那些大臣们，既往不咎，唯才是举，又虚心纳谏，从谏如流。 在他的治理下，他的贞观时期共二十三年，唐朝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史称“贞观之治”。
但是，在他的那些文治武功中，那些历史的评价者们，并没有特别宣扬别的，而是重点宣扬他的“美德”，重点宣扬他的“纳谏爱民”、“君臣关系水乳交融”，这又是几个意思呢？ 事实上，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唐太宗李世民，他真的是有那么多的“美德”吗？ 如果讲“美德”，尊老爱幼、兄弟亲善、家庭和睦，这是不是应该算作一种“美德”呢？ 可这样的“美德”，他李世民有吗？ 他不仅蓄意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杀死了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逼迫了自己的父亲李渊退位，还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的儿女，真的是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这也算作是他的“美德”吗？ 当然，我们举出这个例子，并不是要在这个事件中，去站个什么立场，判断这个事件中的谁是谁非，而是要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政治，是残酷的，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哪里会有那么多的“美德”呢？ 但是，为什么那些学界大拿、权威的学术机构，还有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现代中国学术界的活跃人物们，都要赞颂唐太宗李世民的“美德”呢？ 这就要我们知道，那些赞誉唐太宗李世民有“美德”的学界大拿，或者权威机构，他们所赞誉的李世民的“美德”，并不是普遍性的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美德”，而是一种特殊的，与我们一般人不相干，只与他们那些勋贵、士大夫们相关的“美德”。 这种与我们一般人不相干，只与他们勋贵、士大夫们相关的“美德”，就是“纳谏爱民”、“君臣关系水乳交融”。 所以，我们听到得最多的、能够体现唐太宗李世民的“美德”的话，就是他在悼念他的大臣魏征时所说的那一段话：“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  李世民畏魏征 这里面的“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今魏徵逝，一鉴亡矣”，就是说，魏征这个人，就是他唐太宗李世民作为皇帝的一面镜子，只要魏征说错了，那他唐太宗李世民这个皇帝就是错了，他作为一个皇帝，就一定得改正。 也就是说，他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个帝王，他不能搞“独裁”“专制”，他得“君臣共治”，他得事事听从他的大臣们的话。 作为一个皇帝，魏征让他干的事，他就可以干，而且必须干好；魏征不让他干的，那他这个皇帝就坚决不能干，否则，就是“昏君”，就是“独裁”，就是“专制”，就是没有帝王的“美德”。 除了上面的“三鉴”之外，我们还听到得最多的、能够体现他唐太宗李世民的“美德”的话，就是他的那句：“民能载舟，亦可覆舟。” 这句话，本来也不是他说的，而是他的大臣魏征对他说的。 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在读了隋炀帝杨广的文集之后，对左右大臣们说：“隋炀帝这个人，学识渊博，也懂得尧、舜的好，夏桀和殷纣王的坏，为什么他干出事来，却会那么地荒唐呢？” 魏征就接口说道：“一个皇帝，光靠聪明和学识渊博，还不行；还应该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越来越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魏征乘机就劝李世民，要以隋亡为鉴，并引用《荀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来说明支持帝王的人，对帝王是多么重要。 魏征还在一篇《谏太宗十思疏》中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dong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大凡在深重的忧患之中，必能竭尽诚意对待臣下；而在得志之后，就会放纵自己傲慢地对待他人；竭尽诚意，就能使吴和越这样的敌对国家也结成一体；傲慢地对待他人，就是骨肉亲属，也能行同陌路。虽然可以用严刑来监督他们，用声威来震慑他们，但是，结果只能是他们只图苟且免除处罚，却不会感念你的仁德，表面上恭顺而内心并不悦服。怨恨不在有多大，可怕的是人心变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应当深切慎重的。” 当然，我们从这个《谏太宗十思疏》的题目就知道，这就是他魏征作为一个大臣，在教导他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要怎么做一个好皇帝。 而上面一段话的意思，就是他要告诫唐太宗李世民，你夺取天下的时候，重用了人家；你得到天下之后，就还是要善待人家；否则，就像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样，人家可以帮助你夺得天下，也可以反过来破坏你的天下，让你的天下倾覆。 而我们通过读取上面的一段文字，就也可以知道，他们这里的“民能载舟”的这个“民”，可不是指的你，也不是指的我。 你和我，在这个“民”的前面，还要加上一个“屁”字。 你和我， 在皇帝那里，不过就是一个“屁”而已。
皇帝，是不可能看得见一个“屁”的。 能够让皇帝看见，并且“竭诚以待”，或者“傲慢以待”的“民”，那就只有是像魏征那样，天天辅佐在皇帝身边，能够帮助皇帝夺取天下和守卫天下的“民”。 所以，只有像魏征那样的人，才能够称得上是“民”。 所以，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唐太宗李世民，他为什么会有“美德”吗？ 因为，他“纳谏爱民”、“君臣关系水乳交融”，所以，他才会有“美德”。 我们搞清楚了，他的这个“美德”，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他的这个“美德”，其实就是“君臣共治”，就是皇帝和士大夫们“共治天下”。 我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会是“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的“圣君”吗？ 为什么会是“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吗？ 那是因为，他的“君臣共治”，他的皇帝和士大夫们“共治天下”，需要大肆宣扬，需要“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那么，唐太宗李世民的这种“君臣共治”，这种皇帝和士大夫们“共治天下”，到底是出自他的“美德”呢？还是出自他的智慧呢？还是出自他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呢？ 我们要知道，唐太宗李世民，他的得天下，是通过那些九死一生的残酷战争、和无情的兄弟相残而得来的。 他坐了天下之后，内部并不稳定，外部又还不断地遭到周边突厥、薜延陀tuó等少数民族的侵扰进犯。 这种情形，其实就和汉高祖刘邦，在打败项羽、统一天下之后的情形，是一样的；也和隋文帝杨坚，登基之后所面对的情形，是一样的。 而汉高祖刘邦，是怎么做的呢？
汉高祖刘邦，是攘外必先安内。 他是先对外妥协，而对内，则是致力于铲除权贵，消灭一切不稳定的因素，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促进民众的休养生息。 隋文帝杨坚，是怎么做的呢？
隋文帝杨坚，是致力于内部团结，而竭尽全力对外征战。 结果，汉高祖刘邦的江山，是由弱到强，他的子孙，最后打败了匈奴。 而隋文帝杨坚，虽然父子之间前仆后继，最后，终于打败了所有的外敌，但是，他们的天下，却“二世而亡”了。 那么，总结历史，面对现实，唐太宗李世民，要怎么做呢？ 他肯定是要学习汉高祖刘邦，攮外必先安内吧？ 但是，这得有一个条件哪。 就是，看人家外面的敌人，愿不愿意跟你讲和呢？ 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攮外必先安内，那是由于当时的匈奴，并不想深入内陆，侵占中原的领土，更不想过来夺取中原的政权；他们只想得到中原的一些财物，以缓解自己一时的困难而已。 但是，隋文帝杨坚，和唐太宗李世民所面对的外敌，却不是仅仅想得到中原的一些财物，他们就是想侵入中原，占领中原的领土，甚至夺取中原的政权。 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必须学习隋文帝杨坚，首先团结内部，坚决地对外征伐，彻底地消除来自外部的威胁。 但是，外部的威胁消除之后，内部的矛盾，又怎么办呢？ 隋文帝是企图通过科举考试，启用寒门子弟，替代官僚系统中的门阀子弟，从而消除门阀政治，巩固朝廷的中央政权。  金榜题名 但是，他的这一招，显然是没有起到作用。 由于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没有使用上那些科举上来的寒门子弟，没有自己的一班人马，所以，就被那些不甘心坐以待毙的门阀势力，给推翻了。 隋朝由此“二世而亡”。 那么，从隋文帝杨坚的身上，唐太宗李世民，要吸取什么教训呢？ 那就是，要提前给太子培养一批，他可以放心使用的班底，不能让他登基之后，成为孤家寡人。 于是，西元639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令东宫置崇文馆。 这个崇文馆，是干什么的呢？ 它就是一所学校，是一所教授学生的学馆。 但凡是从下面经过课试而举送上来的学子，都要进入到这个弘文馆学习。 而这个崇文馆的馆主是谁？ 就是东宫太子李承乾。
很显然，唐太宗李世民，就是想给太子李承乾，培养一批属于他自己的班底。 这样，当太子有朝一日登基为帝之后，他就有一帮能够忠实于他的心腹大臣。 然而，就是从这时开始，太子李承乾，却一下子“性情大变”，变得十分地“叛逆”。 在这之前，太子李承乾，其实是很不错的。 有一次，李世民让他试着写一写治国的策略，他很快便写满了三页纸。 李世民看了后，非常得意地向侍臣们炫耀说：“先论刑狱为重，深得经邦之要。” 在唐高祖李渊病逝、唐太宗李世民居丧期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令太子监国，权知军国大事。 而李承乾“颇识大体”、“颇能听断”，干得是相当出色。 之后，唐太宗每每外出巡幸时，都是由太子李承乾留京监国。 但是，自从李世民下诏，令东宫置崇文馆之后，这一切，就都变了。 这个一向“颇识大体”、“颇能听断”的太子李承乾，却相对他的那些老师们，开始“叛逆”起来了。 但是，这到底是太子过于“叛逆”呢？ 还是他的那些老师们过于“苛求”，或者是有意地找茬呢？ 这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通观他的老师于志宁、孔颖达、张玄素等人对于太子的“劝谏”，就能发现一个共同点。 他们这三个人，几乎是比着上疏，而且，是一个比一个言语锋利，一个比一个措辞凶狠。 李承乾想盖个房子，于志宁便上疏批评他过于奢华。 李承乾和宦官们玩乐一下，于志宁又上疏批评他，如同“秦二世”。 相比之下，孔颖达就更是激烈，只要一觉得太子有不对的地方，他就立马犯颜直谏。 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曾劝说孔颖达，认为太子年龄既长，不宜总是当面指责。 而孔颖达却表示，我这样做“死无所恨”。 至于张玄素，那就更是无时无刻不谏，言语之急切，就是要李承乾立刻“知错就改”。 而就是在这样的师徒对立之中，李承乾宠幸了一名“美姿容，善歌舞”的太常乐人，就是宫中的乐工，并称他为“称心”。 这事传到李世民的耳朵里，李世民就闻之大怒，将那个乐工“称心”给处死了。 由此，李承乾与他的父皇之间，就也产生了隔阂。 西元641年，李承乾又私自引来突厥的一群小人入宫。 这再次惹来于志宁的上书。 于是，唐太宗下令，让李百药等人，侍讲于弘教殿，并嘱咐杜正伦，要时时规劝太子，注意自己的言行。 结果，杜正伦在几次规劝无效后，便把唐太宗李世民的话，告诉给了李承乾。 李承乾一怒之下，就抗表闻奏。 结果是，唐太宗将杜正伦贬为谷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后来，又因李承乾谋逆一事，将之流放驩huān州。 在太子李承乾与他的老师们尖锐对立的同时，他的兄弟魏王李泰，却声望日隆。
西元642年二月，由魏王李泰主编的《括地志》完稿。 唐太宗非常高兴，不仅将这部著作收藏进了皇家的藏书阁中，还接二连三地大肆赏赐李泰，数量之多，甚至超过了太子的规格。 而此时，李承乾又对宫中的另一名太常乐人大加宠幸。 唐太宗知道后，自然是又将这个乐工也处死了。 结果，李承乾悲痛之下，一连几个月称病不上朝，甚至，还对屡屡劝谏他的张玄素等人，意欲痛下杀手。 到这年九月，唐太宗李世民，又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 西元643年三月，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上表奏称：“皇太子及诸王，陛下处置，未为得所。太子国之本也，伏愿深思远虑，以安天下之情。” 就是说，这个太子不行呀，请皇帝更换太子，以安天下人心哪。 唐太宗李世民则回答：我知道爱卿你的意思，我的儿子虽患脚疾，可依然是嫡长子，我怎能舍弃嫡子而立庶子呢？ 但是，虽然李世民没有更换太子的想法，太子李承乾，却因为忌惮声望日隆的胞弟魏王李泰，在试图暗杀魏王李泰失败后，就又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的驸马都尉杜荷、侯君集等人密谋，打算先下手为强，起兵逼宫。 结果，事情败露，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其他的参与者，则无一免死。 那么，我们复盘一下，从西元639年，李世民下诏，令东宫置崇文馆，到西元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这短短的四年时间，这个变化，怎么就这么大呢？ 这背后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令东宫置崇文馆，要给太子李承乾培养忠实于他的执政班底吗？ 想想看，如果太子李承乾，有了他自己的这些忠实于他的班底，那后果，将是什么呢？ 那不会是一切老一代的功勋权贵，到时候，都将统统地靠边站吗？ 那不就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贵族势力，都要完蛋吗？ 所以，不能让太子李承乾上位，这就是那些功勋权贵们的共识。 而要将这个共识化为行动，功勋权贵们不太方便，那些与功勋权贵们同气连枝的士大夫们，可就大有作为了。 这也就是太子李承乾，突然变得“叛逆”，变得跟他的老师们搞不好关系的原因。 而对于这一切，唐太宗李世民，清不清楚呢？ 他肯定是清楚的。 所以，为什么太子谋反，该当死罪，而他唐太宗只是将太子废为庶人呢？ 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是被冤枉的。 他知道，他的儿子，是被他所害。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李世民的“美德”是怎么来的吗？ 我们现在知道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这个“圣君”形象，是怎么炼成的吗？ 因为，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肯对读书人服软认输的皇帝。 李世民失去了他的“太子”，屁都不敢放一个，还要对那些文人士大夫们心锐诚服、恭恭敬敬。 这难道不是他的“美德”吗？ 他难道不能由此而成为千古第一“圣君”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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