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心说|八佾篇3.9：“吾从周”地缘由，始末

liuhuirong 2023-01-11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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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心说|八佾篇3.9：“吾从周”地缘由，始末》----作者：李宗奇庚子年三月初九于家作。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这一章，既：《论语·八佾3.9》是给后文，也既是：《论语·八佾3.14》所做地铺垫，实际上，也是给《论语·八佾3.14》所做地：背书了。

道理是一样的。《论语·八佾3.14》：“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吾从周”，即：我赞同周朝的礼仪制度。道理是这样的。

为什么，孔子赞成、赞同周代的礼仪制度，并不是说，孔子身为周朝人，说话、举止，就要“向着”周朝，这只是一方面。

实际上，起码在春秋时期的有识之士，或者叫：“知识分子”们……罢，起码在那个时期，“士”这个阶层地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以及形势的判断上来说，还是比较客观，且公正的。故，并不是孔子是周代人，就“向着”周，其实，也有一说，是：孔子是殷人。当然，那是另一方面儿的问题，属历史问题。

不是哲学问题。孔子是不是殷人，尚不能下断语。但以《论语》中所表述的孔子為人，他定不会为了官职俸禄，甚至荣华富贵而说谎，昧心。

《论语》中的孔子，应不是这样的人。《论语·述而7.12》记载：“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出自《论语·述而7.12》）何谓：“可求”，或：“不可求”。这个'可不可求’的评判标准，是甚么。

答案，既：“富贵可求否”的答案，就在一个：'義’字上。

道理是一样的。在这点上，《孟子》中的孟子，与《论语》中孔子的观点，基本相符。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陈臻问：“先前在齐国，齐王送您一百镒好金，您不接受，在宋国，送您七十镒，您接受了。在薛，送您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敢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無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以上，出自《孟子·公孙丑下》）

“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说明了孟子对于钱财的看法，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的：“義取观”。道理是一样的。子曰：“不義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出自《论语·述而7.16》）“不義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及：“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说明孔、孟之儒，对于钱财、荣华富贵所能带给自己，以及己身边人的享受来看，孔、孟之儒们，更注重钱财，以及荣华富贵的：来历（路）了。

道理是这样的。一样的。来路不正，名分不正的荣华，“于我如浮云”。

即：“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道理，是这样地。孔子对荣华、以及富贵是这种态度，因为对于一个'向内求’的人，而言，对于一个，比起外在，更注重内心成长的人来说，对于一个注重：养（阳）气，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在外：亏心。亏心，则：气馁。那是不利于（内心）健康成长的。

道理是这样的。孟子曰：“其为气也，配義与道，無是，馁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故，对于钱财，以及官职，这些外在的东西，外在地虚名……对于注重'内修’的儒家而言，如果接受，那确实要有很高地：道德要求了。

道理是这样的。“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出自《论语·微子18.4》）“三日不朝，孔子行”，就是说：我和你们说不到一块儿去。

所以，综上所述，由此可证，起码在《论语》中所表述、标明地：孔子，“汙不至阿其所好。”（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汙不至阿其所好”，即是说：再怎样“汙”，也不至于偏袒他所喜好的人（或國）。

这句话，既：“汙不至阿其所好”，也可拿来印证《论语·八佾3.14》子曰：“吾从周”的事。孔子为什么“从周”；一、不为荣华。“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出自《论语·万章下》）

“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说明孔子对于官职、虚名，不是太看重。

二、不为富贵。“不義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出自《论语·述而7.16》）说明一切。一不为荣华、虚名，二不为富贵、享乐。孔子的：“吾从周”，是客观的。

这是鄙人，所得的结论。至于为甚么客观，那即是《论语·八佾3.9》所要表达地内容了。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出自《论语·八佾3.9》）孔子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出自《论语·八佾3.14》）是在充分对比，和了解过夏、商、周三代地礼仪体系，以及礼仪制度之后所做地客观、现实地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