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歌词唱道：“谁不说咱家乡好”，生于斯，长于斯，对故土乡风的怀念，如陈年之酒，愈久愈醇。虽然我离开家乡已经有 60 多个年头，但故乡的山山水水，房舍田园，父老乡亲的音容笑貌，依然时时在眼前浮现，也常常出现于梦中，说是魂牵梦绕，毫不为过，而且愈老愈甚。
家乡有不平凡的历史 我的家乡二牛所口镇大王家窝堡村距县城 20 公里，距二牛所口 6 公里，是个有着 200 多年历史的村庄。现在虽然是行政村，但在康平县建县之时，却是全县 13 个区的区公所中第五区区公所驻地。《中国地名大辞典》对康平建县历史作了如下记载：“清光绪间置怀德县，设治八家镇。移八家镇分防经历于康家屯，治辽河以西十二社，寻析科尔沁左翼中后二旗南境，前旗东境置康平县，属奉天昌图府。”宣统二年李绍纲、徐芳编纂的《康平乡土志》记述：“全境十二社分为十三区，第五区防所在大王家窝堡，合荣恩、庆丰二社，县西二十五里有小学堂一所。东界第一区（县街德化社），西界第七区（莫力克），南界第八区（罗家屯），北界第三区（太平街）。康平建县之初，全县共十三区，大王家窝堡为其中一区，足见当时村子规模与地理位置之重要，其辖境亦不小。解放战争时期，大王家窝堡作为中共康平委机关驻地达 11 个月之久，称为革命老区当之无愧。解放后编纂的首部县志记载如下：“1946 年 8 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康平，县委机关撤离县城，县委领导分片坚持游击斗争，不久撤出到内蒙古奈曼旗。1947 年 3 月，随辽吉一分区主力东进，参加解放康平的战斗，重返康平。是年 5 月县委驻大王家窝堡，1948 年 3 月迁进县城。”县委书记华子扬在此领导全县军民进行武装斗争和土地改革。大王家窝堡是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堡垒。我小时候常听长辈们讲述华子扬等县委领导人的故事。听姨姥爷和爷爷讲，华子扬住在大王家窝堡西前街，时常上街和老乡们唠家常。华子扬手里经常拿个旱烟袋，非常平易近人。1947 年康平解放后，对原来的行政区划作了调整，二牛所口称四区，大王家窝堡为四区辖下之乡。后来裁区，与二牛所口、大莫力克并列为乡。1958 年建二牛所口人民公社，大王家窝堡乡称为管理区，后改称大队。1984 年二牛所口建乡，2000 年撤乡建镇，大王大队改称为大王家窝堡村。家乡有浩然的民族正气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9 年的讲话中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对中国人民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思想的奴役，确实是“倾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随后把一具政治僵尸——满清的下台皇帝溥仪扶上“皇帝”宝座，充当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然而，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英雄民族，决不允许任何豺狼虎豹在自己的国土上横行肆虐，同样也不容许日本法西斯践踏和蹂躏祖国的大好河山。康平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民族正气歌，康平儿女的英雄业绩将永垂抗日史册。其中最著名的有高荫周领导的柳边抗战，二牛大王家的李梅五等八名义勇军为国捐躯。在康平周边乃至东北的抗日战争中，高荫周领导的东北义勇军是一支劲旅。高荫周，字文斌，康平县高家窝堡人，生于 1893 年，1958 年病逝于北京。1930 年，高荫周是东北军事训练委员会步兵组少将组长。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亲笔手谕高荫周为“蒙边宣抚专员”，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高荫周回到家乡后，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五军”，拥众二万多人，活动区域达了辽、吉、蒙 20 多个县，期间挫败了内蒙科尔沁王公甘珠尔扎布兄弟叛国投敌的阴谋，歼灭日伪军多人，生俘日寇指挥官松井大佐，威振蒙边。1932 年旧历七月，高荫周率两团人马，由内蒙大蒿子向康平挺进，康平城内日寇闻风丧胆，弃城而逃。义勇军兵不血刃收复康平，建立专员行署，宣布与伪“满洲国”断绝关系，销毁伪国旗，学校废除伪课本，康平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在高荫周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中，活跃着以大王家窝堡人为主体的一支抗日队伍，这支队伍的领导人叫李梅五。李梅五是康平大王家窝堡人，为开明绅士，为人很有民族气节。日寇占领东三省，他发誓要与敌人血战到底。他暗中联络有志于抗日的农家子弟，组建了一支抗日队伍。他慨然捐出家资，购买枪支弹药，与日伪军战斗多次，日寇恨之入骨。恰逢高回家乡组织抗日队伍，李梅五便主动与高专员联系，被委任为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区 23 团团长。1932 年 10 月，日寇 16 旅团川原劲部纠集彰武、新民、昌图、辽源等 8 个县的日伪军 7000 余人向康平进犯。高专员率队与敌人展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高专员下令撤退。高专员夜间行至县东孔家窝堡不幸被俘，康平再次沦陷。就在这次战斗中，李梅五等 8 名义勇军战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他们牺牲数十年后，新中国的党史和地方志部门经过认真的走访调查，包括查阅当年的档案资料，对李梅五等牺牲一事作了详实的记述。现将有关记述摘录如下：铁岭地区（当时康平县归铁岭地区管辖）党史研究室编著的《辽北抗日风云》：“驻守大王家窝堡村的独立第八支队 23 团，11 月 17 日与彰武之敌交火，因敌势凶猛，随后敌人占领 23 团团部，先后抓住十余名义勇军官兵，李梅五等八人被敌人杀害。”《康平县志》在《大事记》1932年一节中和《重大兵事纪略》第二节《康平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对康平的抗日斗争及李梅五等 8 人殉难一事作了说实的记载，摘录如下：“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由沈阳向北疯狂入侵，辽北各县相继沦陷。1932 年 1 月，日军侵占法库，直逼康平，3 月日军侵占康平。康平广大民众在蒙边宣抚专员高荫周的影响和领导下，纷纷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救国斗争。1932 年 8 月和 1933 年 4 月，抗日民众义勇军两次收复康平，民众武装抗日斗争坚持两年之久。”“1932 年 11 月 16 日，日军第十六旅团川原劲带领全旅团和彰武、法库、昌图等县伪军六、七千名进犯康平，各路抗日义勇军在三台子、孙屯、沙金台等地阻止日伪军进犯。”“11 月 20 日，八支队二十三团在大王家窝堡和彰武方面的日伪军打响，日伪军来势凶猛……随后日伪军占领二十三团团部，抓走10名义勇军。当日晚，李梅五、孟宪章和连长刘兆芳、刘兆举，班长刘永吉、刘永堂，上等兵张国双等八名官兵在县城北门外被杀害。”这里需要说明两点：其一，史志记载抓走 10 名义勇军，却杀害 8 名抗日义士，将年龄较小的刘兆祥兄弟二人放出，二人侥幸得以生还。其二，铁岭党史办和县志提到的两次收复康平，除了高荫周第一次收复康平，在高荫周被俘后，高的部下第七梯队司令贾明伦，联系吉林一支抗日队伍，司令田霖、英若愚，于 1933 年 4 月 27 日向康平发起进攻，攻占了康平县城，击毙日伪军多人，处决了日寇县参事官南竹治，副指导官日隈巽，这就是二次收复康平。康平人的抗日斗争，极大地震撼了伪“满洲国”，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老百姓说“满洲国的国旗黄的面大”（伪满的国旗黄颜色占四分之三），当时说书先生在说书之前，要先说一段高专员、李梅五抗日的故事，表达对抗日英烈的敬仰与哀思。刘永堂是我祖父的堂兄，膝下二子：刘凤文、刘凤刚。我的大伯父刘凤文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生产队长多年，后任驻校老贫农代表，81 岁去世。二伯父刘凤刚 18 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经辽沈、平津战役，随后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转业后安排到广西钦州工作，退休后携二子一女回到康平。刘永吉是我祖父的胞兄，按兄弟排行，刘永堂老大，刘永吉老二，故我称之为二爷。二爷牺牲时年仅 26 岁，二祖母年仅 25 岁。二祖母生有二女。二祖母与二爷感情甚笃，誓不改嫁，含辛茹苦，抚孤成人，老人家 58 岁病逝。李梅五之子李树勋，解放后参加教育工作，先后在方家中学、县重点高中任教，在重点高中退休。李梅五之孙李树勋之子李振学，曾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体局党委书记。家乡有烽火三年的记忆 有着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大王家窝堡人，在解放战争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有不少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有的光荣负伤，那个年代叫“荣军”，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了烈士。辽沈战役之后，大王家窝堡驻有一个后勤师部，师长姓陈，政委姓方，通迅员姓董，住在我姨姥爷家。该师负责向前线输送粮草等给养。大王家窝堡村民踊跃支前，为大军捐献粮草，不少人参加了担架队。一个连部住在我家，连长姓黄，是山东老乡，临行时给我家留下一个铝盆（当时把这种洗脸盆叫白铁盆子）和几副绑腿，我从小学扎到中学。当时部队的通讯设备比较落后，前方战斗部队进展迅猛时，往往和后勤部队联系不及时。1947 年春节前后，从黑龙江、吉林等地运来大量的猪肉和大马哈鱼，不能及时运到前方，眼看天气渐暖，鱼和猪肉有腐坏的可能。陈师长、方政委责成黄连长和我的曾祖父商量，动员乡亲们将大马哈鱼和猪肉卖掉。那年雪下得特别大，道路上都是积雪。我太爷和我姨姥爷就找了十来个岁数大一点的乡亲，将耲地用的耲耙（俗称拉巴架子）改装成爬梨，走村串户，不到半个月，将猪肉和大马哈鱼全都卖了出去，为部队避免了损失。家乡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 《康平乡土志》载：“第五区防所在大王家窝堡，含荣恩、庆丰二社。县西二十五里，有小学堂一所。”说明在清朝末年，大王家窝堡已经有了正规的学校。早在 1906 年（光绪 32 年），各县即设立“劝学所”，颁布“劝学章程”，曰“劝学筹款，开风气，去阻力”，强调动员贫寒子弟入学，废科举，建小学堂或“半日制小学堂”，大王家窑堡小学堂即建于此时。我小时候，本村七、八十岁的男性老年人，不少人都念过二、三年书，谈起三字经、百家姓、庄农杂字，出口成词。那个年代重男轻女，老太太们都没念过书，甚至连名字也没有。这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入学的不仅有家资富裕人家的子弟，也有普通的农家子弟，不过一般的农家子弟只能念二、三年书，因为旧社会毕竟贫苦人多，大多数贫寒之家的孩子，超过十岁左右就需务农谋生了，这也是旧社会的现实。在满清倒台到伪满之前，即所谓“前中华国”时期，全村受高等教育的就有数人，后来普通农家子弟考入中学的有 20 余人。考上中学，要到县城读书，为了不交伙食费，减轻家庭负担，这些庄稼院子弟，便采取自己办伙的办法。在县城边上低价租人家的下屋，各家送高梁米、秫杆、咸菜、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学生轮流做饭，同时也减少了住校费用。有的干脆采取走读方式，每天往返 20 公里上学。当然，也有贫寒家庭的子弟，在亲友的接济下完成了学业。这些人在毕业后大多数都当了老师。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翻身解放，教育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大王家窝堡建立了六年制的完全小学，适龄儿童都入校学习，许多人考上中学，不少人考上大学。改革开放之后，普及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上大学受高等教育者不知比以前多了多少倍。大王家窝堡的父老乡亲，都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但都认识到读书有用。我 1955 年上小学，那时候家家都有五、六个孩子，但是没有一家的孩子辍学，这种重视教育的传统是十分可贵的，相信这良好的乡风也会永远传承下去。家乡有令人感动的传奇故事 距今七十多年前，大王家窝堡有一个方圆十里八村尽人皆知的传奇人物——刘兆林。刘兆林生于 1876 年，卒于 1951 年，享年 76 岁。刘兆林虽然生长于普通农村的普通农户，最后也寿终正寝于家乡土屋，但其一生确有耐人寻味的传奇色彩，概而言之，其奇有五。刘兆林青少年时家境一般，少年时仅念过几年私塾。年近三十，忽发感慨，不甘于老守田园，只身外出闯荡江湖，后来在讷河金矿落脚。因其肯于钻研，在探矿、冶炼技术等方面和逐渐积累的管理才能方面深孚众望，被推举为金矿董事长，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农家后生，殊为不易。其二、腰缠万贯，不置家产，资助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刘兆林担任金矿董事长后，俸禄优厚，够得上是腰缠万贯。但除了维持全家基本生活之外，不盖新居，不买耕地，且自奉节俭，不吸烟，不喝酒，致力供其长孙刘井涛上大学深造。特别是在刘井涛上大学期间参加共产党，乃至毕业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刘兆林将全部积蓄都拿出来资助长孙从事的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刘井涛担任了福州市市长，但刘兆林在农村的村居，仍是低矮的三间土房。刘兆林在金矿几十年，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的人后来移居台湾。刘兆林曾应朋友之邀，在数十年中四次到台湾做客，最后一次是在 1948年末。1949 年，刘兆林毅然谢绝了朋友的挽留，取道上海回到家乡，因为家乡早已解放了，此时国民党开始“经营”台湾，为失掉大陆而准备后路。刘兆林不愿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当一名普通百姓。此时的刘兆林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从台湾回来和乡亲们讲，在台湾冬天也能吃到新鲜的茄子、辣椒，这对于当时还没有蔬菜大棚的北国农村，也是一件新鲜事。古人说：“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刘兆林就干了一件旁人看起来是不寻常之事。刘兆林的结发妻子亡故之后，他又续娶一房妻子，年龄比他小不少。刘兆林从讷河金矿回到家乡之后，年届七十，身体大不如前，他便想给这个女人安排后路。就在此时，一个老朋友从福建前来看望他，他便对这个朋友说：“大兄弟，老哥有一个事情请你帮忙。我年届古稀，你大嫂比我岁数小不少，一旦我不在，她无依无靠。我这还有两根金条，是我珍藏的全部家当，交给她做安身之用，你把她领走，我死也闭眼了。朋友见刘兆林真心相托，便把这个女人领走了。事过之后，刘兆林到沈阳侄儿家串门，说及此事，大家无不佩服老人的豁达。刘兆林于 1949 年回到家乡之后，已经收回国有的讷河金矿又派人来请他重返金矿，参加新中国的金矿建设。刘兆林于 1950 年初重返讷河，将探矿、冶炼技术及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每日还不顾年高体弱，拄着拐杖上山勘查矿脉。半年之后，渐感体力不支，遂告老还乡。刘兆林一生走南闯北，年事虽高思想却极为开放。他渐感时日不多事先预备了安眠药。他曾对至亲好友说：“人到了动弹不了的那一天，就不必再当行尸走肉。气是清风肉是泥，活了七十多岁也算高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既不用麻烦儿孙，也不必受病痛折磨。”1950 年末，一次身体不适，便吞下五十粒安眠片，但因为药品时间太长，药力不够，人没吃死，却起了浑身大泡。1951 年又一次病重，据说又偷着服下了大量安眠药，一睡不醒，与世长辞，终年 76 岁。传奇老人从此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家乡有令人称道的人物和故事 家乡令人称道的人物中，有在解放战争中被国民党兵子弹打掉两颗牙齿的荣军李福，有张学良麾下的将军李树棠，有长工出身的乡长王宪章，有一枪打碎土匪匪首马脑袋的神枪手“赵炮手”，还有一位远近知名的贤孝儿媳妇佟凤兰。佟凤兰是我小时候的好伙伴王振民的母亲，娘家在大王家窝堡村的杜家窝堡。王振民的祖父王春荣在年近八十时得了半身不遂。有一天病情加重，眼看就要断气，那个年代，人不能死在炕上，要放在搭好的“床拍子”上。人们将事先准备好的棺材刷上红色，画上了棺材头，准备随时入殓。不想过了一会，王老爷子又活了过来，而且在炕头一躺就是十年。佟凤兰的丈夫王信在县城里上班，常年不在家，家里还有几个孩子需要照顾，整个家务都压在余凤兰身上，但侍候老公爹毫不怠慢。她用细沙子做了两个大炕口袋，随时可以替换和清洗。佟凤兰天天给老人擦身子、喂饭，端屎端尿，直到十年后老人以九十高龄去世。家乡有永不磨灭的乡愁 现在有一档电视节目，叫做“记住乡愁”，那里面述说着某一地方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出类拔萃的人物、地方特产、饮食习惯等，可谓各有千秋，引人入胜。其实，乡愁并没有多少愁，应该叫乡情或乡风更贴切。既然大家都这么叫，我也采取拿来主义，作为这一节的题目。家乡留给我的，是太多抹不掉的回忆。尤其是童年和少年时期，思想单纯，无忧无虑，又不知谋生艰难，不管衣食，爱好玩耍。“少年不识愁滋味”，所以童年眼中的家乡最美好，近乎乌托邦。忘不了与小伙伴们光屁股戏水的北大坑。那是一个方圆好几亩地的天然在水泡子，每到盛夏的晌午，便约了几个小伙伴，到北大坑嬉戏，最有趣的是把单裤裤脚扎住，吹足了气，担在下巴颏下凫水。忘不了挥镰打草的北大甸子。那时在大王家窝堡村北一直到李影匠窝堡家南，是方圆几十里的大草甸子，平坦如砥。夏秋之际，翠绿茂密的青草长与腰齐，是人们烧火做饭的燃料和喂养牲畜的饲料。那时打草都有大扇刀，抡开放趟子，一个人一天可打两千多斤，这个活计我没少干，至今想来仍觉饶有兴味。忘不了漫山遍野的香苜菜和苣荬菜。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放学之后放下书包就常干两样活计，一是打草搂柴禾，二是剜野菜。那时庄稼地里野菜非常多，开春香苜菜先出苗，放学后挎上柳条筐，拿着小镐，一直刨到日薄西山。“三月三，苣荬菜钻天”。拿上剜菜刀也是干到天黑。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天三两口粮，那时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这些野菜帮助乡亲们度过了那一段时光。除了这三年，刨香苜菜的吃法一是蘸大酱生吃，二是烙合子。香苜菜清香辛辣又有解毒功效，用秫米面掺松树皮面做皮的香苜菜合子是庄稼院的美食。至于苣荬菜，主要用来喂猪，庄稼院养猪，是一项主要副业收入，苣荬菜功不可没。忘记不了压面磨米的碾道，更忘不了抓蝈蝈和“山叫驴”的欢乐时光。蝈蝈，是老百姓起的名字。因其叫声为“蝈蝈—蝈蝈”，十分悦耳动听，其学名叫螽斯，大小同蚂蚱差不多，但比蚂蚱粗得多，肚子大，翅膀小，弹跳力强。“山叫驴”也是一种昆虫，大小也和蚂蚱差不多，常振动翅膀发出悦耳的声音。因其鸣叫的习性和公驴差不多，又生长在野地里，因之获得了“山叫驴”的雅号。那时农村没有收音机、电视机，也没有唱片之类，小孩子便瞄准了蝈蝈和山叫驴这两位来自田野的歌唱家，把它们捉来为自己歌唱。那时蝈蝈和山叫驴非常多，有紫色的，也有绿色的，以绿色的居多，捉拿时要格外小心，免得把它们弄伤而前功尽弃。捉回蝈蝈和山叫驴之后，把它们装进用秫杆扎的小笼子里，里面放上新鲜的倭瓜花、黄瓜花之类作为食物。农家的前房檐下，都会挂一排小笼子，蝈蝈和山叫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争先恐后地一展歌喉。悦耳的歌声悠扬不断，给农家小院增添了不少生气。忘记不了故乡的小学校，它是引导我走进知识殿堂的第一个台阶，忘不了屋后菜园中那棵二人搂不过来的大榆树，树上常有几十个老鸹窝。那时每到傍晚，全村上空便有上千只乌鸦在空中盘旋鸣叫，孩子们管它叫“老鸹打场”，在所有的鸟类中，乌鸦的飞翔是最为优雅从容的；忘不了后园中两大丛“姜不辣”；忘不了前园子里四周数十墩黄花菜；忘不了姨姥爷给我扎的“八卦”（风筝），我把它高高地放入空中；忘不了正月十五的大秧歌和每年几场的皮影戏……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大王家窝堡户多孩子也多，大家开动脑筋，发明了不少新玩法，粗略地算起来，童年的游戏约有60种。我专门写了《童年的游戏》一文，将 60 种游戏的名称、玩法逐一说明，如“打瓦”“打箭杆”等等，虽然时过 60 年，至今想起来仍是兴味无穷。家乡文化底蕴深厚，看皮影戏，听说书，正月看大秧歌，讲民间故事，说历史掌故，名人传奇，使孩子们从小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我的姨姥爷给我讲了许多民间故事，我把这些故事写了《关东民间故事》一书中。乡村过大年是小孩子们的真正节日。学校放假，不用做作业、干农活，成群结队地嬉戏玩耍，还可以做一套新衣服，吃几顿好的伙食。过大年的民俗更是丰富多彩，家家贴春联、刻挂钱、放鞭炮，整个村庄张灯结彩，热闹非常。春节大拜年是旧时过大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维系血脉亲情之举。刘氏先祖刘致芳、刘致翰兄弟二人，于清朝咸丰年间从山东济南府章丘县闯关东，先在黑山县落脚，后来两支人先后来到康平，在大王家窝堡安家落户。到我十来岁时，经百余年开枝散叶，已经发展成近百人的大家族。我是我们这一代的老大，每年的春节大拜年，对我来说，都是一场重头戏。当时我曾祖父辈健在的有 5 人，祖父辈的 20 多人，父辈数十人。从大年初一吃完饺子就挨家磕头，进门先给“家堂”即祖先名谱磕头，然后再给各位长辈磕头，一直磕到天过晌午。至今每到过大年时，都会想起逐家拜年的情景。正月十五“撒路灯”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村里的年轻人自发地组织起来，用大麻籽油拌上谷糠、草木灰，从村头第一家起，在每家临街大门院墙头扣上两大勺子点着，全村二里多长的街面，成为一条火的长龙，蔚为壮观。我从小就受着友善、勤劳和互助的乡风熏陶。我的姨姥爷李景芳是南北二屯人人敬仰的老人。每年姨姥爷都会采集不少防风、益母草等中药材，无偿地给乡亲们配偏方治病，几十年从未间断。老人每天起早捡一挑子牲畜粪便做上地的肥料。“谁家烟筒先冒烟，谁家高粱先红尖”是他的口头禅。二老每年养蛋鸡几十只，每年用母鸡孵雏的办法孵化十几窝鸡雏，出卖鸡蛋、鸡雏的收入作为日常开支，常常几个通宵不眠，照顾刚刚出壳的鸡雏。二位老人的勤劳善良受到了乡新们的交口称赞，也是我一生的楷模。一家有事，众人相帮，对我印象极深。记得我 9 岁的时候，家里花13 元钱买了一大一小两头毛驴，要盖两间下屋作为牲口棚子和草栏子。那个年代帮工不用事先预定，日头刚冒头，三大爷就站在房顶上喊了几声：“帮工啦！盖下屋啦！”不一会就有三、四十人拿着铁锹二齿钩陆续来到了，还来了十来个帮厨的妇女。经过一天的忙活，日头没落，两间下屋就盖好了。乡亲们互帮互助的情景，让我至今不能忘怀。时光荏苒，岁月不居。数十年间，家乡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泥土路成了柏油路；原来的铁瓦木轴的花轱辘车换成了汽车拖拉机；原来种地用弯把犁、点葫芦，现在实现了机械化；原来扬场的木掀，变成了脱粒机；原来手推碾杆压面磨米，早已为磨米机取代；原来庄稼院一年只能吃几顿大米白面，现在已经成为日常主食；原来的泥土房变成了砖瓦房。手机、电视早已普及，不少人家有了自己的轿车。我由衷地为乡亲们生活提高而高兴，为家乡的发展变化而高兴，相信乡亲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作者简介：刘柏林，辽宁康平县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县供销联社主任、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县志办主任。其作品有《放心走笔》《关东民间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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