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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中，王莽总是一个语焉不详的人物，虽然他和笔者的家乡很有渊源，但我只知道他在西汉末年篡夺帝位，但不久又被刘秀推翻，成为西汉和东汉中间的“小浪花”。 网络上有不少言论，说王莽像网文中的“穿越者”，在西汉时期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过于超前，败给刘秀实则是天命使然，笔者对此一直都有疑问。 前段时间读到一本书《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里面对西汉那段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观点与传统教科书有所不同。笔者有感而发，结合其他史料，撰写本文，试图还原从刘邦到王莽相关的历史逻辑。 一、西汉初期制度：无奈的“倒车”
说起王莽，必须从西汉建立开始说起。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依靠制度优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一统六国后，在天下推行郡县制，中央集权，“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从而形成天下四十余郡的行政区域划分。  秦朝灭亡后，先是项羽称霸，分封诸侯（此时刘邦就被封为“汉王”），后来刘邦击败项羽，同样分封了诸侯王。此时刘邦还没有提出“非刘氏不得称王”，因此天下有不少异姓王，如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楚王韩信、赵王张耳等。 这些诸侯王名义上是由刘邦所封，但其地位与汉朝基本上是并列的，诸侯王统治的臣民也不把自己看成汉朝人，而是有自己的“诸侯国”归属。 下图为高祖十二年（也就是刘邦高唱大风歌的一年），汉朝“十国十五郡”的分布。  这便是汉初十分著名的“郡国并行制”，即在汉朝外部实行分封诸侯，汉朝内部设置郡县，这与秦国未统一六国时几乎一致，换言之，天下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情况。从历史的进程来说，西汉的这种制度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倒退，开“历史倒车”。 究其原因，郡国并行制并非刘邦有意为之，真实原因有二：
郡国并行制实行之初，异姓诸侯王占据天下一半多的土地，对汉朝统治是个潜在的威胁。之前说过，这个局面与秦国未统一前很像，于是刘邦学习年长他四岁的“老大哥”——秦王嬴政，借口诸侯王叛乱，又把这些异姓诸侯王几乎全部消灭，其中就包括“汉初三杰”之一的淮阴侯韩信。 消灭完异姓王之后，刘邦仍然保留着诸侯国，原因为何？这还要从刘邦的胜利经验说起。项羽在巨鹿与秦将章邯、王离决战，刘邦乘机攻取关中，此时若是有秦国宗室势力起兵，刘邦能否进入咸阳还是两说。（这里暂且不讨论嬴氏宗亲被赵高大肆屠戮的情况） 秦始皇一人称帝，而宗室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导致秦朝统治遭遇挑战时，宗室没有既得利益，自然也不会维护秦朝。刘邦可不想这么干，于是他把原来的异姓王全部换成刘氏宗亲，希望自家宗室子弟能够出于宗法血缘来拱卫嫡系，并且与大臣盟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二、功臣、宗亲与皇权的矛盾 异姓王没有了，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异姓王兼具诸侯和功臣双重身份，现在皇帝与诸侯的矛盾转化为刘氏宗亲内部的矛盾，而皇帝和功臣的矛盾仍然存在。我们逐个解析。
功臣分为文臣与武将。汉代实行三公九卿制，汉朝时文臣以丞相为首，武将以太尉为首。  军权很敏感，所以太尉虽然掌管军队，但是却没有擅自调兵的权力，因此在刘邦消灭异姓王之后，在剩下的功臣集团中，武将存在感不算很强。丞相开府，下辖九卿，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低位低于丞相和太尉，负责监察。所以丞相的权力是最大的。 (而皇权与以丞相为代表的相权，历史上一直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相权多则皇权少，反之亦然。汉朝继承秦国时期的制度，相权比较大，如东汉末年的丞相曹操，蜀国丞相诸葛亮。 后来到了隋唐时期，建立三省六部制，丞相的权力分散。到了明朝朱元璋时候，把前后几任宰相都杀了，老朱决定自己干。可惜后代子孙没有老朱的好体力，只能另起名目搞了“内阁”制度，帮皇帝分担部分工作。明朝的皇帝相对懒散，所以出过几个权倾朝野的首辅，如严嵩、张居正等。清朝则设置军机处，大臣几乎是皇帝的附庸，君主专制达到巅峰。) 皇权和相权的博弈，争得的治理天下的统治权，也就是管理权。皇帝内心害怕大臣们管理权太大，导致最后归属权也要夺走。特别是开国功臣们，有权力，有功劳，还有各自势力拥戴，一般都会成为皇权的“眼中钉肉中刺”，也是皇权稳固后的首要打击对象。（如朱元璋诛连功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等。） 西汉初年刘邦就面临这种情况，从春秋战国，到秦一统六国，再到楚汉争雄，最后到刘邦临终，天下子民没有统一的归属认知，皇权的统治非常薄弱，一旦有风吹草动，“城头变幻大王旗”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中国人现在90%以上是汉族，就是在汉朝时形成了民族认同，可惜刘邦临死时还没有。） 刘邦临死前，吕后问他宰相人选，刘邦先说出“萧何之后，曹参可以”，吕后继续问，刘邦又说之后“可以让王陵和陈平搭班子，让周勃当太尉。”吕后再问，刘邦就说不可知了。
吕后问得如此详细，刘邦安排得也很明确，吕后却在刘邦死后秘不发丧，向这些勋臣们隐瞒，直到四天之后，有位大臣告诉吕后，秘不发丧意味着对功臣不信任，而现在功臣们内掌大权，外领重兵，如果这种不信任蔓延开，那就会群起攻之，刘氏和吕氏都会灭亡，吕后这才发丧。
诸侯国虽然是宗室，但除了定期奉朝请之义务，地位是独立的。国王自行选聘除丞相之外的官吏，而且官吏的名称印绶俸禄和汉朝等同；自己建立宫廷；自己征税自己用，甚至还能偷偷铸钱——俨然“独立王国”。 汉廷给这些诸侯王的文书，形式上等同于外交文书，虽然号称君臣，实际上和敌国差不多，边境线上也互设关卡防备，一些重要军事物资比如战马，更是严禁流通贩卖。 功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他们的官职不会世袭，因此其威胁性是下行的；但诸侯王却恰恰相反，世袭之后，随着血缘的疏远、年龄的长成，更重要是财政的积累，其威胁性是上行的。 第一代统治者刘邦在世时，这些同姓诸侯都是自己的儿子、侄子，自然表面一团和气，不幸的是，在刘邦在讨伐淮南王英布后，伤重不治，最终驾崩。 三、皇权突围之路
在刘邦驾崩后，十六岁的太子刘盈即位，相对于功臣和诸侯，皇权无疑是弱势的，此时就需要太子母亲——也就是吕后的势力救场，汉代第一代外戚就此产生。 所谓“外”，那只是从宗法的角度来说，若从皇帝自身情感而言，比起叔伯、表兄弟们，母亲才是至亲。（即使在现代社会看来，孩子往往也和母亲最为亲近。）也就是说，外戚从一开始就是皇权的一部分，这一基因深深镂刻在汉朝的皇权之中。皇室要想对抗功臣和诸侯，外戚是必要的补充和依靠。 吕后为了增强吕氏的力量，替自己的宝贝儿子保驾护航，她不惜违背刘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盟誓，将吕氏家族的成员封王，并让吕产担任相国。（吕后也没有违背刘邦对于身后丞相人选的安排，萧何、曹参、王陵、陈平按部就班地继任丞相。汉初同时有多位相国，吕产担任其中一个，只是增强皇权力量。）  但是吕氏当权，侵犯了功臣和诸侯的利益，于是在吕太后死以后，诸侯王（以关东王齐王刘襄为首）就联合汉朝大臣们把吕家一网打尽，吕氏一族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吕氏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外戚，“不幸”倒在了黎明之前。 吕氏被诛灭之后，需要立新的皇帝。原来的汉惠帝刘盈早在二十三岁就病死，之后是吕后专权，立的皇帝年幼，且均不是刘盈亲生，功臣们不敢拥立带头反吕的齐王刘襄，因为害怕再造吕氏，于是选择刘邦仅存的两个儿子中年长的代王刘恒为皇帝，是为汉文帝。 当时汉廷、功臣和诸侯之间有多不信任，从刘恒所在的代国大臣们的言语可见一斑：
意思就是功臣不可信，最好称病不要去。最终代国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功臣虽然强大，但刘姓诸侯王更强大，“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 ”，所以大可以放心去当皇帝。 刘恒即位后，听从贾谊的意见，决定强化皇权。他先是封舅舅薄昭为轵侯，以巩固皇权——看，还是娘家人靠谱！然后要求在长安居住的列侯都必须返回自己的封邑：
当然功臣们是不服气的，他们留在长安不仅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在诛灭吕氏家族的时候，抱团串联，交通消息，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一旦返回封国，就被打散了。但是汉文帝以绛侯周勃为例，免去其丞相之职，然后令其返回绛国。有此范例，功臣们只好乖乖返回封地了。 但是贾谊还是受到抨击，汉文帝不得将其贬到长沙，其实是一种保护。《滕王阁序》中“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说的就是这段往事。之后贾谊担任梁王太傅期间，梁王不慎坠马而死，他纠结于身为太傅的失职，更伤悼于壮志难酬的抑郁，不久死去，年仅三十三岁。后人有诗云“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便是对这位年轻才子的感慨。 到了汉景帝时期，汉朝已建立半个世纪，内部功臣问题已经解决，一度在高帝时期占据了汉朝三公九卿和王国相、郡太守总量90%的功臣们，到了文帝时期就下降到50%，到了景帝的时代下降到30%，而像窦婴、田蚡这样的外戚，逐渐变得炙手可热。 功臣们逐渐凋零了，诸侯国的威胁就越来越大。
汉代削藩的过程，持续了好几代皇帝。 汉文帝时期，诛灭吕氏家族时立下大功的齐王刘襄、刘章、刘兴居三兄弟，在刘恒当了皇帝，齐王刘襄的目的落空，不久病逝。文帝二年，刘恒将刘章封为城阳王，刘兴居封为济北王，实际上城阳、济北本来就是齐国的郡，从老大的国上割下两个郡给老二老三封王，其实是“明赏暗贬”。 文帝三年，刘章去世，两个月后，刘恒到代国匈奴前线视察，刘兴居举兵造反，但两个月后失败，刘兴居自杀国除。十二年后，刘恒又借齐国绝嗣之机，将齐国一分为六给了齐王的子孙，齐国被肢解。 与处置齐国的方式相似，另一个颇具实力的诸侯国淮南国也是国王刘长谋反，在被流放的路上自杀，国除；又过了十年，淮南国被一分为三。 汉景帝时，采纳晁错的建议，力行“削藩”，因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 所谓削藩，就是削减王国辖内的郡县。如赵王此前有罪，被削去常山郡；胶西王卖爵被查，削了六县；楚王在文帝薄太后去世服丧期间“私奸服舍”，削去东海郡。 诸侯国当然不服气，于是吴王刘濞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其他几个在削藩中受损最大的诸侯国也响应，史称“七国之乱”。汉景帝曾经认为受了晁错的蛊惑，将其斩杀。战争仅仅持续三个月就平息。击败七国的汉朝将军们，除了功臣后裔周亚夫，还有外戚窦婴。  景帝挟平叛之威，从容对诸侯国进行削弱： 拆分叛乱七国，方式如下：
这样，汉朝终于真正有了帝国的样子：
到了汉武帝时期，还有更绝的一招，就是“推恩令”。 汉景帝的削藩虽然有效，但毕竟有违汉家以孝治国的标榜，那么反其道而行之。以往诸侯王只有宗子(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现在改为其长子、次子、三子共同继承——这样既能普施仁义，宣扬孝道，还能削弱大国，一举两得。  推恩令实施后，汉朝和王国正式演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王国宗室们再也没有对抗汉朝的实力，汉初那横跨数郡的诸侯国，到后来只有几个县的版图了。
经过几任皇帝的努力，诸侯和功臣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汉武帝还是不太满意。 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官们，与皇家的关系渐渐疏远，早已没有萧何、曹参时候的交情了。武帝觉得他们用起来不太顺手，其实内心还是觉得相权太大，需要削弱。 人类做事一般都喜欢用自己亲近的人，这样有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纵然雄才伟略如汉武帝刘彻也不例外。 他主要采用两种做法：
 宗室的削弱、王国和侯国的郡县化、中朝官和外戚对皇帝的忠诚，使汉朝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刘彻下诏，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 这是现有史料里，汉朝第一次在诏书里使用“一统”这个词。这意味着，在刘彻手中，刘邦时期汉朝与列国并存的“天下”彻底转变为由中央和地方组成，且地方被中央牢固控制的一统“帝国”。 这也意味着，中央集权基本不会得到地方的挑战，宗室拱卫中央的义务名义上还在，但权力实质上已被剥夺，功臣列侯也不再是相对独立的强大力量。 但是，皇室大权独揽，也隐藏着如果中央权力失守，皇室权力必将旁落的隐患。 尾注： 本文花了大量篇幅，回顾了西汉“建政”的演变过程，重点在说明，外戚干政在西汉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传统。外戚崛起，源于皇权集中过程中，对抗外部诸侯和内部功臣的实际需要。 西汉作为中国统一后第一个长期持续的王朝，其政治制度虽受周朝和秦代影响，但也有需要新问题需要历代统治者探索。后世看外戚干政的后果，在西汉时期是无法完全预料的。正如唐朝和明朝时代的宦官干政一样，每一代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 当然，汉武帝后期还是觉察到外戚干政的危害，于是他在立太子刘弗陵时，杀掉其母亲，可是后来者没有察觉或者无力改变，新皇登基时，加封外戚还是成为了西汉传统。后续我们会看到王莽是如何通过外戚的身份逐步走向巅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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