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辨阅读：阅读力转化为学习力的关键作者｜聂震宁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思辨与生俱来 说到思辨阅读，可能就有许多人以为应该是讨论学生高中阶段阅读的任务和要求了。因为，近些年来，许多高中语文教育专家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高中阶段的阅读可以命名为“思辨阅读阶段”。 不错，高中阶段学生的阅读具有很大比重的思辨含量，这是他们心智发育和学习进阶的必然要求，因而称这个阶段的阅读为“思辨阅读阶段”，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大家看一看高中课本的内容和课外阅读的书目就明白，思辨能力就是这个阶段重点培养的目标。
不过，请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思辨阅读这一课只谈高中阶段的阅读。实际上，在这一课中，在重点讨论高中阶段学生的思辨阅读之前，我们需要先讨论一下中小学所有阅读阶段的思辨问题。 什么是思辨？思辨无非就是人对外界事物的思考辨析。一个人无论读不读书，思辨是必然存在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古人以为心是思维器官，现在我们知道这里指的就是大脑），人有大脑就意味着有思辨，这是与生俱来的。孟子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耳朵、眼睛这些器官没有思辨的功能，只能接受外界事物，而且往往为外界事物所蒙蔽。心的功能是思辨，只要有思辨就会有所得有所舍弃，这是上天赋予人类的独特能力。通过孟子的这番论述，我们可以很明晰地认识到，一个人只靠耳朵、眼睛这些器官接受外界事物是不行的，一定要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这才是在世界万物中人类最独特的能力。 我们整整 12 年的中小学教育，除了要让学生掌握应当掌握的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得他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而只有具备了良好的思辨能力，这个学生才算是成长为有用之才。不久前在网上读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陈嘉映先生的一篇文章《说理之为教化》，对说理教育有一番很好的议论，文中说道：“说理是一种重要的人类活动，近代以来，说理变得愈发重要。科学讨论的兴起，法庭辩论制度的推广，都是突出的体现。现在，连我们带孩子也兴说理。现代政权极重视宣传，其实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说理的重要性。我们事实上有时通过说理改变他人的看法，赢得支持，我们自己有时也被他人说服，从而修正自己。”文末，作者中肯地提出，“说理的目标，若从根本上说，与其说是在此一事上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看法，不如说是一种心智培育―― 说理是一种教化。” 同理，思辨阅读就是一种教化。 努力提高学生的阅读力，最终目的是要提高他的学习力，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提高他举一反三的联想能力，其实这就是他的思辨力。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思辨力，也就意味着具备了良好的阅读力，学习力也就得到提升。为此，我们应当研究学生处在不同学习阶段的思辨特点，培养和提高他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思辨能力。倘若没有自幼而来的不断的阅读思辨，没有中小学 12 年中各个阶段不断的阅读和思辨训练，那么，到了思辨阅读阶段的高中又怎么能够达到应有的较高水准呢？  思辨：阅读力转化为学习力的关键 来看孔子和他的学生又是怎样理解阅读与思辨关系的。 在讨论许多问题时，孔子始终把“学”―― 读书学习放在首位。他在《论语·卫灵公》中感叹：“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虽然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他强调的是“学而知之”。（《论语·季氏》）他说自己就是学而知之者：“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比较全面地指出不学习则会因见事不明而产生多种弊端，认为如果一个人对六种美德（仁义、智慧、信誉、直爽、勇敢、刚强）只是爱好和向往，而不能通过读书学习以明其理，那么，就有可能成为六种弊端。在孔子这里，读书学习被看成是一个人具备美德的重要条件。 在看待读书学习与思辨的关系时，孔子相当强调思辨的重要性，认为读书学习通过不断的思辨才可以得到新的收获。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 为政》）指出一个人的学习需要不断地温习已学的知识，这样才能获得新的体会、新的发现，从而成为大师。不用说，“温故而知新”就是一个不断思辨的过程。孔子还就学与思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辩证论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 ·为政）告诫人们，如果只是读书学习，不能思考问题，就会惘然无知；反过来，如果只是冥思苦想，不去读书学习，就会疑惑而无所适从。显然，孔子这一论述强调了思辨是提高阅读力的核心要求。 对于在读书学习中加强思辨的具体方法，孔子也有直接的论述，最有名的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名言：“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的学生子夏把思辨的重要性上升到“仁德”这一高层次。《论语·子张》载：“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思是：如果能博览群书，志向坚定，恳切提出问题，思考当下问题，仁德就在其中了。“切问而近思”，其“问”和“思”显然就是读书学习时应有的思辨方法。 在学与思的关系认识上，中外古今哲人的看法当然是相当一致的。我们只以与我国诸子百家同时期的“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例，就很能说明中外哲人看法的一致性。苏格拉底特别主张对话，认为“没有一种方式比师生之间的对话更能提高沟通能力，更能启发思维技能了”。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则是第一个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来讨论美学问题的人。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思辨是最高的幸福”。 18 世 纪 在 德 国 学 校 出 现 的 Seminar（ 研 讨 会）就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读书学习加强思辨的做法。Seminar 最早见于 18 世纪德国教育家佛兰克创办的师范学校中。1737 年，德国著名学者格斯纳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创办哲学 Seminar，从而把 Seminar 引入到大学中，后来在欧洲相当普及。 Seminar 在中国译成“席明纳”，是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贡献。20 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在英国留学。1962 年 4 月他在《留英记》一文中写道：“Seminar 简单的可以译作'讨论会’，但是'讨论会’这个名称还传达不出它的精神，所以用这个音译的名词。”这个音译的名词暗含着老师和学生坐在一起学习、讨论明理的意思，比较传神。费先生在书中真实记述了他的老师带领他们学习“席明纳”的情景：老师“随时用插话的方法，引导在场人的思路。这些指点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善于组织别人互相启发、互相辩论，他自己也就在这里学习。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示范地表演出一个人怎样去分析问题，怎样去发展自己的思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他的'席明纳’里是没有地位的。在争论新问题的过程中，他用他自己的思索，带动学生们的思索。这一点是使学生们最佩服他的地方。也就是通过这个方法，他把立场、观点灌输给了学生”。 我国一直比较提倡的启发式教育与欧洲国家的席明纳学习方法显然是比较相似的，其相似之处就是都着眼于帮助学生提高思辨能力。 有的朋友出于对传统阅读中人们过于强调功利主义的反感，强烈提倡快乐阅读，主张阅读的去功利性。其实这种主张如果过于绝对化就显得并不符合实际。既然思辨与生俱来，那么，对于提高孩子思辨能力的要求是不应该存在疑问的。现在的问题常常纠结在何时开始以及提出多么高的要求。我在《阅读力决定学习力：提高阅读力的 11 堂课》一书中的第 3 课主张幼儿阅读最重要的是有趣，却也不是主张取消幼儿阅读中的思辨引导。我一直以来最为主张的亲子阅读其本身就是一种思辨阅读方式，只不过我们在幼儿阅读阶段更看重引起孩子兴趣这一主要目标。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就有学者在对 6 岁儿童的阅读研究中发现，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儿童求知欲望显得更为强烈。通过早期阅读，幼儿的阅读兴趣被大大激发，幼儿的语言能力会得到明显的提高。 197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 16 届大会上决定把 1972 年定为“国际图书年”，提出“走向阅读的社会”的同时，开始向许多国家的家庭提供早期阅读教育服务。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成立跨国阅读教育服务集团，出版了大量针对幼儿的读物，还开展了幼儿早期阅读的研究，获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认知心理学家托马斯和罗宾逊提出的帮助儿童理解和记忆的 PQ4R 方法，很受推崇。PQ4R 方法包括预习（Preview）、提问（Question）、阅读（Read）、反思（Reflfl ect）、背诵（Recite）和回顾（Review）6个程序，比较有效地指导了应该如何进行幼儿阅读思辨引导。这些方法虽然是很久之前提出的，可依然是经典之谈，尤其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这些并不过时老套。幼儿们的“浅阅读”虽然是“浅层次”的，但只要家长和老师们注重其中的一些必备的认知意义，就能提升幼儿感性认识的能力。幼儿教育专家认为：幼儿阅读的价值，不在于理解得多么深刻，而主要在于让幼儿通过阅读，感知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体验、感受、丰富感性知识，为不久的将来进一步认识事物奠定一定的基础。（《1000 天阅读效应：0~3 岁阅读启蒙及选书用书全攻略》） 我们在趣味当先的幼儿教育中竭力指出其中的思辨引导需求，而事实上，这种需求在国内外幼儿教育研究中已经受到普遍的认同，那么，对于中小学生阅读的思辨要求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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