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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在瑞金的多彩生活

 兰州家长 2023-01-13 发布于甘肃

作者:曹春荣

到了瑞金就是回到了家
  刘英原名郑杰,湖南长沙人。她是1933年6月到达赣南东部瑞金的。她由共产国际分派,从苏联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
  这时的瑞金,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原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也迁到了这里。在这里一下子就见到了许多熟人,其中有:周恩来与邓颖超、周以栗、罗迈(李维汉)、曾三、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王稼样,还有此前虽未谋面却心仪已久的毛泽东。他们或是刘英的师长、上级、战友,或是刘英与之交往过的党的领导干部。所以,刘英虽是第一次来瑞金,却一点也不陌生。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我觉得,到了瑞金我就是回到了家。”
  刘英刚到瑞金时,住在位于下肖区(今属沙洲坝镇)下屋场(又称下下肖)的中共中央局楼上。这幢房子原是一个姓杨的前清举人的私宅,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前后两厅,且有左右横屋,仅一层就有18间房。举人后裔在土地革命中划了地主成分,房子被当地苏维埃政府没收,后来就派了上述用场。在这里办公和居住的有中央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博古、洛甫、陈云、罗迈、邓颖超、李坚贞,以及王首道、毛泽覃、金维映、小开(潘汉年)等人。他们对刘英的到来都很高兴。博古说,这下我们电台增加了一个女营政委!他要刘英去电台工作。刘英到电台转了转,觉得这里并不缺少人,就向中央组织局主任罗迈提出让她做群众工作。罗迈是她的老上级,知道她有这方面的长处,答应了她的要求,又征得博古同意,便派她去了正需要干部的少共(即共青团)中央局。
  少共中央局驻地是下肖区上屋场(又称上下肖),离中共中央局驻地很近。这里聚集了一批挺能干的年轻人,如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何克全)、宣传部长陆定一,时年均27岁,长刘英一岁;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时年23岁;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和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其时还只十七八岁。刘英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头衔是少共中央局巡视员。三个月后,她奉命去福建团省委巡视,被中共福建省委留下,当了几个月的团省委书记。1934年1月,刘英回到瑞金,担任了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
  少共中央局的领导干部,虽说大多是职业革命家,但年轻人生动活泼、朝气蓬勃的秉性依然不减。加上那时没有等级观念,无论哪级领导和下面同志相处,都不分彼此,亲密无间,刘英在这个革命家庭里生活得非常愉快。尽管当时生活很艰苦,吃的饭菜很差,还常常缺油少盐;吃饭没有凳子,都站着吃。但中央领导人和机关普通干部吃一锅饭,大家也就心情舒畅得很。晚饭前后,中共中央局和少共中央局的同志还常常聚集在大树下草地上,开展文体活动。山歌能手胡耀邦和赖大超(也是少共中央的半大小伙子),喜欢打山歌、斗山歌,不时引来满堂喝彩、众声齐和。洛甫、陈云、小开爱打乒乓球,将杉木板子做成球拍,两张方桌拼成球台,就“杀”开了。刘英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刘英便兴冲冲地上阵打了起来。王盛荣、张爱萍、杨尚昆一班人爱好篮球运动,他们就在自辟的球场上奔腾跳跃。
  瑞金及其远近周围的中央苏区多是山地丘陵,交通不便,唯一可以借重的交通工具便是骡马,所以少共中央局的同志们半开玩笑地说,不会骑马就不能干革命。刘英生性好强,听着这话就学开了骑马,先由别人牵着马走,后来可以一个人骑着慢慢走了。有一次,张爱萍等骑马小跑过来,挨近刘英身边时突然喊道:刘英同志,跑马哟!说时将马鞭一抽,他的马便一溜烟奔驰而去。刘英的马受惊,也撒开四蹄跑了起来,把刘英摔了下去。张爱萍他们急忙返回,说是开个玩笑,还说不跑不摔学不会骑马。刘英没有因此吓倒,很快就学会了。后来她去远一点的地方都骑马,赢得了许多工作时间。
  
  在瑞金“家”中成长
  刘英就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后,有一次去看望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毛主席诚恳地对她说:“你嘴巴子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腔口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表学说话呐!”刘英照毛主席的话去做,受益匪浅。她在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青年干部。为此,她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给他们较系统地上团课。她用自己主编的《青年读本》作教材,把书中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学员欢迎。后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党校)办的青年班,也请刘英去讲过青年团的任务和团的建设。两、三个月的“部长”生涯,使她的宣传能力与组织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
  1934年4月下旬,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遭受严重挫折。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了当时的中心任务。5月上旬末,罗迈通知刘英到瑞金西边的于都县去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刘英立马带领十多个突击队员,赶到180里之外的于都开展工作。原规定三个月扩红2200名的任务,他们一个半月就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这年6月下旬,刘英满心喜悦地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碰到时为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兼总政机关报《红星报》主编的邓小平。总政治部驻地白屋子,离下肖很近。刘英一帮年轻人晚饭后很喜欢到总政副主任贺昌那里玩儿。贺昌陆续告诉刘英关于邓小平的一些情况。说邓小平非常能干,又有独立思考精神,为此受了好多委屈,离了婚,但他依然很乐观。刘英因而认识了长自己一岁的邓小平,喜欢和他天南地北地吹牛,搞“精神会餐”。这回邓小平一见到刘英,就伸出大拇指夸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刘英一时摸不着头脑。邓小平解释说:这是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你们的事迹都登上《红色中华》报了。
  大约7月初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加紧了对瑞金县城和沙洲坝一带的袭扰轰炸。有一次,一个炸弹丢在沙洲坝一处岗坂上,半截身子露在外边,一直没有爆炸。时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李德下了个死命令,不准任何人去看,看了的就拉去枪毙。一天刘英午睡睡不着,想去看看那个炸弹,便邀上胡耀邦等几个人跑去看。事后被李德知道,他命令国家政治保卫局派人去抓刘英几个。这情景恰好被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看见,博古问明情况后就说:算了算了,几个小孩子看了就看了。不是从没见过炸弹吗?这下见了,以后就不稀罕了不是?李德碍于博古的情面,不得不让人放了刘英几个。这件事使刘英对博古的另一面有了最初的体验。
  来到瑞金以后,刘英对当时与博古齐名的洛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第二届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认识,也由浅入深。1929年刘英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时,洛甫正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兼做研究工作。后者有时到劳大讲课,就成了前者的老师。因为这一层关系,刘英对洛甫有种尊敬之情。想不到刘英刚到瑞金不久,就接到洛甫的一个电话。洛甫很随意地叫她的俄文名字———尤克娜,说是今天要打她的“土豪”。原来,从外面进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到达苏区时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叫做“打土豪”。刘英知道这个规矩,爽快地答应了。快吃晚饭时,刘英就到洛甫那边去。邀上博古、小开和少共中央局的同志,大约十来个人。走了上十里路,到了瑞金县城馆子店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要了当地熬豆腐、红烧肉等几个名菜,美美地吃了一顿。刘英买了单,余钱也花光了。这时,刘英感到洛甫除了可尊敬外,还可亲近,不是那种让人敬而远之的人。
  刘英在福建做团省委书记时,洛甫同阿金(金维映)一道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参加过一次福建省党代会。会议期间,刘英同洛甫多次接触,相互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刘英早就领教过洛甫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如今又体会到他的政策策略水平非同一般。洛甫也看到刘英在不断进步,并十分欣赏她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与说干就干的作风。
  1934年5月,刘英第一次在于都扩红时,碰到肃反扩大化问题。她从许多迹象判断,觉得被抓的许多人是冤枉的。但当时有种逻辑,认为扩红搞不起来是因为反革命捣乱,抓起反革命,扩红就搞起来了。正在为难之际,刘英收到洛甫写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首先祝贺他们扩红胜利,接着要他们注意,肃反不能乱来。对扩红不积极的群众,要多进行思想发动,而不是当反革命抓起来。刘英得了这把尚方宝剑,如释重负,很快把这些被错误关押的人放了。从此,刘英进一步增强了贯彻执行正确政策策略的自觉性,并因此终身受益。
  刘英和洛甫在瑞金相处一年多,这一年多里他们由相识而相知,为后来在陕北瓦窑堡结为夫妻播下了种子。
  从于都扩红回到瑞金后,刘英担任过一段日子的赣南战地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工作。8月,仍回少共中央局,改任组织部长。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每况愈下,看不出转机,红一方面军已秘密开始了撤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紧急扩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9月中旬,罗迈找刘英谈话,派她再次去于都扩红。
  这一次扩红不比上次。时间更急促,任务更繁重,而兵源却越来越少。刘英到达于都时,当地才动员了255人参军,离规定的4500人的任务相差太远。刘英急得团团转,忙向正在于都巡视工作的毛主席求计。毛主席此时打摆子刚好,他强撑病体,和刘英一起召集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并亲自讲话,鼓励大家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会后,于都扩红的被动局面有了一定的改观。到9月底,动员了近千人参加红军。尽管距离完成任务很远,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先是毛主席亲口告诉刘英,后是罗迈打来电话通知刘英,都说是有“特别任务”,让她马上离开于都回瑞金。刘英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了,急忙收拾行装骑上马,带着警卫员急驰疾走,一天就赶回了瑞金。这时,她才知道所谓“特别任务”,就是要突围,从中央苏区打出去。
  瑞金的父老乡亲眼看红军在匆匆地整装待发,又不像以往十天半月或多则两三个月就回来的样子,也是难分难舍。刘英的房东,一个可亲可敬的红军家属,就再三对刘英说:“我把房子给你留着,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还住在这里噢。”听得刘英心里酸酸的,只能一个劲点头答应:“好,好!”这一幕,永久地铭刻在刘英脑海里。
  1934年10月10日,刘英和中央红军万千将士一起,从瑞金云石山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从此,刘英一直背负历史的使命向北、向北,到了陕北,到了东北,又到了北京,就是再没有机会重回瑞金作故地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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