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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 宋仁宗驾崩：1063年，宋仁宗赵祯在东京福宁殿崩逝，由于他死后无子，于是过继濮（pú)王赵允让的儿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这才有了英宗尊生父为皇考的濮议事件。 1065年，宋英宗即位的第二年发布了一道诏令，想让自己的生父濮王赵允让，享受皇家的待遇和名义。这道诏令引起了朝堂上韩琦与司马光两党之间的激烈争论，双方的焦点正是赵允让能否被称为皇帝才能享有的称呼“皇考”，这就是英宗朝发生的“濮议”事件。 这场朝堂争论将北宋朝中原来的权力格局彻底打破，一大堆前朝旧臣被贬谪出京，专制皇权得到了加强。自英宗之后，宋朝皇帝的权力受士大夫的制约越来越小。 如果我们分析宋英宗发起这场濮议的动机时，会发现背后藏着英宗与曹太后两宫剑拔弩张的矛盾，而帝后不和的矛盾种子是从英宗入宫时就种下了。  1062年，英宗做为仁宗过继的儿子，正式被立为皇子。因为仁宗和皇后曹氏都对他非常冷淡，甚至任由这个小皇子被太监责骂，太监还经常不给他吃饭。 英宗在这样惶恐的环境中长大，自然和仁宗夫妇不会亲近，反而是更依恋亲生父母，这就为他长大后的认“亲”埋下伏笔。 即位后的英宗生病了，于是能干的曹太后垂帘听政，可当皇帝病好了之后，大臣多次奏请太后放权，她始终不肯。英宗不敢违背太后的意愿，但又心有不满，经常对宰执大臣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 正是因为帝后之间的这种嫌隙日积月累，最终在濮议爆发后，两宫关系彻底破裂。  曹太后直接写了一封手诏，斥责韩琦等人不应该跟着皇帝胡闹，称生父为“皇考”，这不和礼法。 要知道，“皇考”的称呼只有先皇才配有的皇家尊称，如果给英宗生父赵允让这样的名号，等于是认生父为父皇。 可曹太后的这封手书并没有阻止朝堂上大臣们对这件事的争论，甚至分出了明显的台谏派和宰执派。 台谏派以司马光为首，从礼法出发坚决反对称皇考，而以韩琦、欧阳修等人为首的宰执派从人情出发，说所有的礼仪都是彰显人性本质的，应该认亲。 这场争论前后持续了十八个月，两派仍然互不相让，争锋相对。当时的争论有多激烈呢？一个叫做贾黯的御史中丞因为太过耿直，将朝堂之上的宰执怼了个遍。他先是和韩琦、欧阳修争辩，骂他们无视礼法，是谄媚君王的“乱臣贼子”，然后他又骂曾公亮等中间派不作为、玩沉默。 吵着吵着，韩琦等人对他这种“顽固之人”采取不理会的态度，气得贾黯不到仨月竟然病死了。 这时，翰林学士王珪出了一个主意，有点和稀泥的意思，他建议称英宗的生父为“皇伯”，这样既抬高了生父的地位，又不会让死去的仁宗难堪。 王珪的建议似乎达成了双方的妥协。于是，韩琦主动找曹太后谈判，他表示可以放弃“皇考”，改称“皇伯”，而曹太后竟然也同意了，还亲自写下第二封手书，从而彻底改变了濮议之争的方向。 在这封手书里，太后允诺赵允让称“皇伯”，不过是尊称为“濮安懿皇”，而他的三位夫人也被称为“后”。 对于曹太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妥协，后世一直没有定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帝后力量发生逆转的表现。 英宗利用这场争论，打击了曹后的朝中势力，树立了自己的威望，帝后之争以英宗的胜利而结束。 后果 王安石与司马光新旧党争：英宗朝的濮议事件导致宋朝结党成风，相互打压，甚至直接演变为后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变法派与守旧党之争。 结论 濮议之争持续时间长，参与人员广，造成朝堂上结党成风，无法将朝政重点集中在社会改革上，从而导致整个宋朝从英宗时期出现了颓废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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