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历史问题  作者：Gustav Meibauer，荷兰拉德堡德大学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决策制定、军事干预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外交政策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 来源：Gustav Meibauer,“Neorealism,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problem(s) of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1, pp. 22 导读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具有悠久的学术研究传统和经久不衰的理论范式地位。从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到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不仅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流派一个重要的、晚近的分支，登上了国际政治研究的舞台。它汲取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新现实主义理论精华，显现出连通体系、国家和个人进行多层次分析的努力，成为国际关系研究明确走向对外政策理论建构路径的一种新分析方法。 在对国际关系的“历史转向”以及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进行研究之后，本文特别指出，尽管新现实主义对历史偶然性存在隐性的依赖，但并没有概念化地指出体系因素究竟是如何转化为国家行为的。相反，它表明了新古典现实主义非常适合在体系和单元层次研究中利用“历史”。这篇文章从“干预变量”和“结构性调节因素”的角度入手，探讨了新古典现实主义通向历史化研究的两条路径，有助于将新古典现实主义从新现实主义对历史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并促进跨范式的交流与对话。 引言 在大部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流派中，利益和行为都被假定为是预先确定的，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普遍的。历史和历史分析，仅仅被归为“立足点（footholds）”，用以验证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正如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在1994年发表的《历史现实与新现实主义理论》中提到，“学者们对待历史的普遍态度是这样的：无意识地蔑视它，无视历史的复杂性和微妙之处，不想着做好历史工作或明智地使用历史；像考古现场的掠夺者一样研究历史，不关心上下文和更深层次的意义，只关心拿走可以立即使用或出售的东西。”然而，历史的重要性使得包括现实主义者在内的学者正在逐渐转向更具历史素养的研究。以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为例，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行为（的总和）在较长时期内积累起来，会产生“体系层次的影响”，甚至“重塑国际体系的结构”。这样的观点有助于从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层面阐明历史与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引入“对局部事件、特殊性和不连续性的偶然性、破坏性和结构性影响的理解”，同时又保留对国际现象进行系统理论化的追求，探讨了一种历史化的现实主义研究路径。作者指出，根据对历史的不同概念和理解，人们通常从三个角度解释历史，第一种认为历史是客观背景（一系列事件），第二种认为历史是基于世界观和价值判断的个人记忆或实践知识，第三种认为历史是对集体过去经历的社会回忆，例如文化叙事，并已经渗透到哲学和历史学等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当然，历史的“真实”本质并不是这篇文章探讨的重点。作者重点关注的是关于历史的不同概念，是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丰富现实主义理论，并以特定的方式“塑造和推动”国际关系理论进程的。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干预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和“结构性调节因素（structural modifiers）”中，作者找到了进一步将现实主义历史化的两条途径：将历史概念化为个人经验或实践知识（基于干预变量的角度），以及将历史概念化为共同经验（基于结构性调节因素的角度）。认真思考“历史”在现实主义方法中如何发挥作用，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如何调查和解释过去，以及如何利用历史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结果，也有助于推动不同学派之间更富有成效的学术辩论和对话。 （新）现实主义与历史问题 传统上，新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在无政府状态、体系层次和权力平衡的历史重要性上有着共同的假定。他们认为，以无政府状态为基本结构特征的国际体系激励和约束着国家行为，而国家通过某种形式的对冲、平衡或牵制，对其他国家的实力、假设意图和实际行为（或他们选择如何利用其能力）做出反应。作者认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宏观理论，尤其是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不依赖于具体的背景、时期或历史理解；相反，从逻辑上讲，源自一种不变的安全困境。这种理论构想的特点是不可避免的“循环和重复”，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指出，“国际政治一直是无情和危险的事情，而且很可能会继续如此”。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理论会以“科学的”、公理化的方式表述出来，反映了（大部分）新现实主义所蕴含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 “行为主义革命”开启了政治学逐渐向“时间和背景之外的结构和空间”发展的序幕。从具体的历史概念到更具常规性的历史概念，学者们更加重视在明确、简明的假设和范围条件内开展国际关系研究。时间被降格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因素。这种发展体现在新现实主义中，即“关注国家和国家体系的所谓永恒规律，而不是生活中的偶然事件”。然而，就知识生产而言，这样的发展和变化带来了挑战。（新）现实主义的所谓普遍见解仅仅是基于部分历史，而排除了其他历史。（新）现实主义者不能充分地将关键概念（如国家、权力或无政府状态）置于历史背景之中，由此导致了“潜意识的欧洲中心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让历史回归？ 新古典现实主义吸收了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主张，并将单元因素（干预变量）引入外交政策分析，跨越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构建起跨层次的分析框架，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其最初的策略和最著名的贡献是试图“解释外交政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在新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补充了单元层次（unit-level）的变量，以调解体系刺激（systemic stimuli）的影响。作者指出，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type I），旨在解释历史上的“错误”，即偶尔出现的各国与体系指令预期不相符的行为；第二类（type II），根据国家行为产生过程中系统因素和国内因素的经常性相互作用，试图建立一种能解释外交政策选择和大战略调整的全面外交政策研究路径；第三类（type III），探讨了作为国家行为结果的国际关系模式，提出“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模型”，意在使其在时间、空间上具有更为广泛的解释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走向不同种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的三种理论策略。 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过程中，某种版本的新现实主义往往会起到“基线（baseline）”的作用，以至于学者们经常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偏离新现实主义假设和预期的程度来进行分类。正因如此，新古典现实主义经常被视作一种补充理论，一种“新新现实主义（neo-neorealism）”，既解释了新现实主义者不能解释的现象，又在理论上努力把新现实主义从各样的批评中“拯救”出来。针对这一情况，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致力于避免使用走向“第一类”研究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策略，他们希望自己的理论不仅仅通过增加单元层次变量的方式补充新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的解释。相反，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试图将微观理论和系统理论的因素结合起来，既关注系统的、单元层次的因素，又关注历史性的解释，把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结合起来，在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同时，论述新古典现实主义如何能够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独立存在。 两条路径：单元层次与国际环境 现实主义能否被历史化？或者说能否在以严肃对待历史的态度对国家行为进行调查的同时，保留基于结构-系统逻辑对案例进行归纳的愿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从理论角度来看，历史会如何发挥作用？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两种理论策略（走向“第二类”和“第三类”研究），作者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现实主义历史化提供了两条可能的路径：一条是单元层次的，另一条是体系层次的。两者都有自身的合理性，并且都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新的理论和实证问题。 1. 单元层次的历史 作者认为，特定的历史知识和经验作为一种现有的国内结构（domestic structure），调节着决策者或国内公众容易理解、表达并因此有可能采纳的概念、观念或战略叙事。事实上，历史经验是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已经欣然采用的干预变量的基础，如集体身份、战略文化或民族主义。历史会通过特定的个人或集体视角为国家的威胁感知、决策动态和官僚程序提供信息，进而对植根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外交决策的世界观产生影响。这符合上文提到的“历史”的第二和第三个概念，即主观解释、选择性叙述和工具性使用——而非客观或“事实”。历史叙事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文化、意识形态、个人信仰和认知的影响，决策者根据自己的偏好、经历、信仰和社会文化背景来解释历史或利用现有的集体历史叙事。如此看来“历史”好比一个蓄水池，在外交决策的过程中，人们从这个蓄水池中汲取（或投射）观念、说服力和纲领性原则。这也为现实主义者如何提供（有史可查的）外交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基础。 2. 历史与国际环境 将“历史”的运用局限于发生在一个国家或个人边界内的事情，或与之相关的事情上，属于人为地缩小了历史进程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跨国家/超国家/次国家的性质。直观地说，一个（子）系统中关系的数量、特征和密度都是由历史塑造的。历史会反映出体系刺激的显著性，即外部给定的、独立的干预变量影响国家行为的程度。按照这一逻辑，在一个由相对权力分配界定的无政府体系的因果框架内，国家可以通过经验学习来改变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就是说，历史在无政府状态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修正的因果作用。例如，历史事件或经历提高了战争的（感知）成本，大国之间因此以更和平的竞争形式取代了安全竞争。 上述观点为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真看待历史铺平了道路。无论被理解为一系列事件或是共同经历，历史都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它不断推动着体系中的各个单元，并使特定的行为结果变得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 结论 这篇文章阐述了历史化的现实主义路径在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关系中的潜力。作者指出，许多新现实主义研究明确支持社会科学推理和（软）实证主义，以期纠正（特别是古典现实主义作品中）可能存在的折衷主义和非理论的历史主义。然而，尽管新现实主义者在研究过程中愿意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也在理论机制中使用了诸如“社会化”和“模仿”这样的概念，他们却没有从理论上对其加以充分审视。作者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可以提供两条“历史”理论化的路径来纠正这种现象：在单元层次，历史是现有干预变量的基础；在体系层次，历史影响着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这两条路径贯通了基于更广泛的历史哲学的对“历史”的不同概念——作为客观事实、个人经验或者集体叙事，推动新古典现实主义从新现实主义仍然盛行的对历史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 词汇积累 干预变量 intervening variable 结构性调节因素 structural modifiers 历史循环论 cyclical theory of history 集体身份 collective identity 实证分析 empirical analysis 参考文献 [1] 秦亚青.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J].外交学院学报,1996(02):41-47+49. [2] 崔向平,王生.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评析[J].社会科学战线,2020(05):271-275. [3] 卢春龙,孟瑞霞.把时间带回政治学研究的中心[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02):76-87+127. [4]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 Norrin M.Ripsman, Jeffrey W.Taliaferro, Steven E.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译者：信思涵，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理论。 校对 | 周震 张鸿儒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闫珂菲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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