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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与陈国发生战争，秋天郑国就向霸主晋国“献捷”了。看到“献捷”二字，有朋友可能会顿生疑窦：献什么“捷”呀？是不是又要重蹈子驷“小国之道”、主动向盟主“敬献币帛”、奴颜婢膝以求自保呀？其实，“献捷”是周朝时期很重要的一项外事礼仪活动。如果诸侯有“四夷之功”，一定要向周天子“献捷”。现今“献捷”于霸主，是因为霸主已从周王朝那里取得征讨“五侯九伯”的权力。王室式微，管不了那么多“闲事”，也只有让霸主“受劳”了。郑国“献捷”于霸主晋国，在当时是符合“国际法”的，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礼制程序。 这次出使晋国的郑国代表是子产。子产没有穿外交官等级的礼服，而是一身戎装。《春秋左传》这种“有违常礼”着装的记载是极其罕见的。又不是奔赴战场，何必要“戎服将事”呢？这个问题不需多说，留待子产自己回答吧。 有先儒认为：这次子产献捷是“空献功不献俘也”。这个问题不得不辩，“不献俘”是事实，但这个“空”字并非指的是“空手而去”。按常理是有礼物的，这个礼物当然是战利品。上章不是说郑军把俘虏的百官贵族、土地都归还给陈国了吗？“战利品”从何说起呢？俘虏没有，土地没有，战利品还是有的。陈侯不是把宗庙祭器赠予郑军将帅了吗？原文是“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子产一转手就作为“战利品”献于霸主了。（这是推测，也许有些武断。但不是“宗器”又是什么呢？郑国敢把它据为己有吗？子产“数语止徵”不是说连本国的宗器也献给晋国了吗？那时的宗器绝非一般物品可比。） 到了晋国，子产献上战利品。不知道是对“战利品”不屑一顾，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晋人冷不丁质问子产：“陈国有什么罪过，郑国因何兴师讨伐？”霸主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会让人感到意外。本人读书至此，不仅深感意外，而且认为以这样的问题质疑郑国，晋国简直有失盟主身份、有损盟主声望。 《宋元人注四书五经·春秋三传》有这样一段按语：“陈迩（近）于楚，楚窥北方，陈其门户也。楚逞志于陈，以为陵轹（敲打、欺压）诸侯之计，而于晋争衡。晋与诸侯，当并力谋陈……”此时盟主晋国本应联合各国诸侯同心协力攻打陈国以御楚，可它无动于衷。而郑以一国之力伐陈，实有功于晋之霸业、有利于北方诸侯。身为盟主的晋国却不分青红皂白，如此怒斥郑国，能不令人感到意外吗？况且，郑伐陈并非擅自做主，像前边所述“侵蔡”那样，而是事先“请示”过的。 上年，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左传》记载：“是行也，郑伯朝晋，为重币故，且请伐陈……”意思是：“这次郑伯朝拜霸主晋国，（目的两个）因为贡献负担太重（希望减轻），并且请求讨伐陈国。郑伯欲行'稽首’礼，韩宣子不让。子西是辅佐大臣，请求说：'因为陈国依仗大国（楚国）的威势，欺凌敝邑太过严重，寡君请求惩罚陈国（使其改过），岂敢不叩首告请？’”郑伯也是周天子“御封”的诸侯，为“请伐陈”，居然如此“卑躬屈膝”，这连晋相韩宣子都看不下去了：“宣子辞”，最终还是“敢不稽首？”（“稽首”即今俗语“磕头”，但有一套礼仪程序）依周礼，是为诸侯拜天子、臣拜君之礼仪，诸侯之间是不能行此大礼的。——结果呢？ 头也磕了，陈国的罪过也说清楚了，兴师讨伐的原因也交代明白了，伐陈之役也胜利结束了。现在兴冲冲前来献捷，却遭这样厉声喝斥！可以想见当时气氛一定陡然紧张。子产则镇静如常，巧妙应答。他首先追述陈国之所以能够立国，完全是由于周天子对陈国这个妫姓后代嘉奖、恩典的历史事实，又历数陈国多次动乱都是由郑国帮助立君、靖国、安民的善行义举。大段话语之后，子产又说： “现在，陈国完全忘记了周朝的大德，丢弃了我们的大恩，抛弃我们这个亲戚，投靠楚国，仗着楚国强势，侵犯敝邑，其欲不可满盈。（我国实在不堪忍受）去年寡君朝拜贵国君主，叩头告请伐陈。可惜我们请示报告未被贵国批准。 “陈国有恃无恐，更加放肆，借楚国之威势去年又再次进犯我国，于是爆发'东门之役’。'东门之役’这场战争中，陈军经过之处，水井被填塞，树木被砍伐。敝邑实在害怕被毁灭亡，给咱们共同的先人'大姬’（周先王的大女儿，嫁于陈国始封之君胡公）带来耻辱，上天诱导我们的心，启发敝邑教训陈国以示警告的念头，敝邑才讨伐陈国。 “陈国理亏，自知其罪，接受惩罚。敝邑这才敢于向贵国献捷。” 子产这番话句句在理，任凭多么挑剔的人也难寻觅出一丝纰漏。晋人失语，没有再就“陈之罪”的问题继续质问子产，看来也默认了陈国确实有罪。但又提出一个问题：“何故侵小？”意思是：“为什么侵犯小国？” 这里的“小国”指的是陈国。其实，郑国与陈国相比，当时陈国的地位要大于郑国。周朝武王灭商后及在历史演进中，分封许多诸侯国。陈国是侯爵，资格很老，是在周朝开国之初分封的；郑国是伯爵，是在西周末期分封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公、侯极少，绝对的高位显要。伯爵，属于小国。晋国把陈国视作“小国”，是站在晋国自己立场上说的。晋国尽管与陈国一样同属侯爵，但实力比陈国不知要大多少倍。指责郑国“侵小”，很明显，晋国有“偏袒”陈国之意。此前陈国发动的“东门之役”，即子产刚刚提到的“当陈隧者井堙木刊”的那次战争，“陈国之介恃大国而凌虐于鄙邑”：陈国借助依靠楚国之威力肆意蹂躏弱小之国郑国，那才是真正的“以大侵小”。晋国为什么视而不见、不指斥陈国“以大侵小”呢？ 除偏袒陈国外，晋人话里还含一层意思：郑国通过这次战争一定会侵占陈国土地、扩大自己疆域。大约这是晋国扩张疆域的“惯用伎俩”，因而“以己度人”。子产明白晋人“话里有话”，回答说： “先王有命令：'只要有罪过，就要分别轻重给以刑罚。’从前天子的土地方圆一千里，诸侯的土地方圆一百里，以此递减。现在大国土地方圆多达几千里，如果没有侵占小国土地，怎么能到这个地步？”其实郑国并未侵占陈国一寸土地（郑陈二国接壤），倒是晋国过去经常发动战争，东征西讨，兼并小国，遂成为方圆几千里的超级大国。（春秋时期，晋灭十二国。） 出于自卫，子产不得已揭了晋人“疮疤”。他们无话可说，急忙抛出第三个问题：“你为什么一身军装打扮？”春秋时期非常讲究礼仪，而服装是礼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使别国须穿戴“使者”服饰，只有战争期间才身着军装。子产作为使者，一个外交家、深谙礼仪的卿大夫，为什么要一身戎装呢？这的确是子产的一个重大失误吧。听听子产的回答，我们就明白了。子产说： “我先君武公、庄公做过周平王、周桓王卿士。城濮之战，晋文公发布命令：'各位诸侯恢复原来的职务！’命令我（郑）文公穿军服辅佐天子，把楚俘献给周天子。我现在穿军服代表国君献捷，是不敢废弃周天子命令的缘故！” 子产是代表郑国、代表郑伯出使晋国的，代表晋国、代表晋侯接待并质问子产的是晋国重臣士庄伯。这是国家之间的对话，是大国与小国之间实际地位不对等的对话。可从子产的话语中，能感觉到他丝毫的怯懦与软弱吗？子产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从维护国家及国君尊严出发，对士庄伯三个问题的回答无懈可击，有理、有据、有节，而且还隐含有“温柔”的攻击力！士庄伯是个明理人，自知理亏，不能再为难子产了，于是“打道回府”，原原本本向执政大臣赵文子回复报告。 士庄伯还算“大人大量”，丞相赵文子会不会闻之大怒，加罪于子产、加罪于郑国呢？赵文子听了士庄伯的汇报，倒是很诚恳地说：“子产的话顺理成章，我们不能违背情理，违背情理于我们不吉利。”古人认为：违背情理会遭受“天谴”（受到天帝惩罚）。“文子”是这位晋相的“谥号”(谥法：“经天纬地之谓文”“慈惠爱民曰文”)，由此一番话，可以说明“文子”之“谥号”名副其实。 赵文子名叫赵武，父亲叫赵朔，赵武爷爷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晋国宰相赵盾。享誉世界的京剧《赵氏孤儿》，演绎的就是他们家的故事，戏剧中的“赵氏孤儿”就是这位赵武。赵文子是晋国历史上一位贤相，在列国诸侯中口碑极好。此后二年，即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大会，就是赵文子在叔向协助下与楚国令尹子木共同成功举办的。——晋楚不战，列国休兵，“和平共处”，实为世人之大幸、实为历史性大功大德大业！ 尤为难得的是，赵文子为政期间“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这与前文所说范宣子当政期间“诸侯之币重”的状况截然相反。“薄诸侯之币”与我们前面说的“轻币”意思相同，“重其礼”就是“（晋）以重礼招待列国诸侯”。赵文子时期的“轻币”与范宣子执政后期的“轻币”显然存在传承关系，这样的结果，应该与子产那封“国书”有关，子产的“国书”或许起到了纠偏作用。 我们为赵文子的话绕了一圈，到底子产这次外交使命完成了没有？晋国最终是怎样看待郑国这次伐陈之役的呢？在赵文子说了“其辞顺，犯顺不祥”的话后，《左传》记载：“乃受之。”意思是：晋国接受了子产送来的战利品。这，也就等于认可了郑国这次军事行动，承认了郑国伐陈之功。 此年“冬十月”，郑国国君又到晋国，特意拜谢晋国对郑国入陈之功的肯定。子产赴晋献捷，为郑君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国君这次赴晋就是一次轻松愉快的“外交旅行”了。回去不久，郑国与陈国达成“和平协议”，结为友好国家（当然是短暂的，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关系时好时坏是常态）。 孔子修《春秋》，对子产这次不辱使命的行为大加赞赏，孔子说：“古书《志》上说：'言语用来成就意愿，文采则能成就言语。’不言语，谁能明白你的意愿是什么？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国为霸主，郑国讨伐陈国，（子产若）不善于辞令，则郑国无功（还会被判有罪）。使用语言要小心谨慎啊！” 孔子这段话既肯定郑伐陈有功，又赞扬子产的“辩词”富有文采，其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流传至今，已经成为凝固性很强的经典语言，在现代汉语中被广泛使用。“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辞缺乏文采不能晓畅通达，更不能流传久远。“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八字，很有文采，很有意义，也足以垂远。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高根明（许昌长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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