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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李白有首诗歌，名为《临路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落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左）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一些专家学者根据诗意分析，认为句中已流露出暮年气象，当为李白晚年作品。诗名《临路歌》当为《临终歌》，“路”为“终”字之误。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而我们关注的是末句。末句用了与孔子有关的典故，这个典故有两种说法，一、泣麟，出于《公羊传》。根据《公羊传》记载，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春，鲁国猎获一只麒麟，传说麒麟是一种象征祥瑞的异兽。孔子认为麒麟出非其时而被猎获，非常难受，难受之极，涕泗横流：“反袂拭面，涕沾袍。”《左传》记载与此不同：“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意思是：众人不知道捕获的是什么野兽，孔子一看就知道，说它是“麟”，从此以后，大家就为它取名“麟”，也就是“麒麟”。对于麟，《左传》压根儿就没有关于孔子为之哭泣的记载。 李白诗所说孔子哭泣，当是用孔子哭子产典故。根据《左传》记载，子产病逝以后，孔子“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关于孔子哭的记载，这在《左传》是唯一的。由这个典故联系李白诗，诗仙意思应是：孔子早已去世，谁肯像当年孔子哭子产那样为大鹏夭折而落泪伤悼呢？诗中大鹏的意象实为李白自己的化身，他希望自己鹤驾西天以后能有仲尼那样的伟大人物作为知音而一洒悲伤之泪。当然，这不过是浪漫诗人的美丽幻想而已。而大诗人李白可望而不可及的人世间最高“礼遇”，其实早被子产享用到了。李白因此为自己感到遗憾、对子产也顿生羡慕之情。 孔子当时已逾而立、正值壮年，竟然那样痛心疾首，而且对自己的悲情不加任何掩饰，可见子产在孔子的心目中分量多么重、地位多么高！仲尼是鲁国人，子产是郑国人，子产治理郑国所创造的物质利益，孔子是不可能享受得到的，这位一生“克己复礼”、以“仁爱”为怀的圣贤之士，是从精神层面盛赞子产仁爱，誉其有古仁人之遗风。得到这样一位伟人如此之高的评价，子产有知，当含笑于九泉矣！ 关于子产病逝，《史记·郑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声公五年，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 司马公以上这段话与《左传》所记有不相吻合之处，有些地方显然为谬误，如：“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左传》记载得清清楚楚：子产父亲叫子国（字），也叫公子发（名），做过郑国司马，从来没做过国君。而郑成公呢？依《宋元人注四书五经·郑国世次》，郑成公是郑穆公之孙，和子产同属一个辈分。子产怎么会是“郑成公少子”呢？退一步讲，如果真是“郑成公少子”，子产应叫“公子侨”。世人称子产为“公孙侨”，显然是国君之孙。国君之子，叫“公子某”；国君之孙叫“公孙某”，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称谓现象。想不到司马公会出这样的差错，或许是其他原因所致吧。 《左传》与《史记》所记相抵牾，应当以谁为准呢？《左传》比《史记》要早数百年，又是时人所著，愚以为：关于子产这方面的记载，理所当然应以《左传》为准，不仅因为时间早、更因为符合情理。不过，“子产病逝，仲尼出涕”这件事，司马迁、左丘明两位伟大史学家所记完全一致。两部经典相互印证，也说明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历史事实。“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这样一位为国为民谋福祉、谋富强的贤相，百姓对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由于他的离世而表现出来的悲痛、惋惜也是自然而然，难以抑制的。 让我们上溯到公元前522年。不知是积劳成疾，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子产病倒了。病情很重，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世，就对前来探视的游吉说： “我死以后，先生一定会成为辅政大臣。只有道德高尚者才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猛：用严刑峻法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以求国家大治。） “譬如大火，烈焰滚滚，民众一望见便感到害怕（设法躲避），所以死于大火的就少；（水则不然，）水性懦弱，百姓民众轻视它，喜欢跳到水中嬉戏游玩，所以被水溺死的远比被火烧死的要多。因此说'施宽政’十分艰难。” 数月之后，子产病逝。子产去世以后，如其所言，游吉任执政大臣。游吉其人，从前几章叙述的几件事情中可以看出，他与子产是一类人，为人都很仁爱忠厚，对国家都是忠心耿耿。二人互相引为知己，惺惺相惜，过从甚密。他们二人不仅私人关系好，而且是志同道合的“战友”、配合默契的政治伙伴。正是在游吉与子皮、公孙辉等人全力帮助配合支持下，子产才能心无旁骛地、全心全意地实行一系列改革，辅佐简公、定公，实现郑国复兴。 游吉当政以后，不忍心用严刑峻法制服民众，而是像子产一样待民以宽。世易时移，物是人非，时代毕竟不同了，郑国强盗土匪忽然多了起来。有个叫萑苻的地方，是个水乡泽国，草木茂密，人烟稀少，恰如后世之水泊梁山。那里聚集许多强人，拦路抢劫，取人财物，坏人性命，竟成国家一害，也为郑国君臣一块心病。 此时的执政大臣游吉非常后悔，说：“吾早从夫子，不及此。”意思是：子产早就告诫自己，如不能施政以宽，莫如以猛治国，如果听从夫子之言，早用刑罚治理不法之徒，也不至于他们能形成“气候”，啸聚山林，残害百姓，危及国家安全。怎么办？游吉痛下决心，调集部队围剿萑苻之盗，抄了匪穴，把他们一网打尽。这样以来，其他地方也很少有盗匪敢于兴风作浪，郑国民众才得以安宁生活。 说罢游吉，再说孔子。《左传》记载，孔子听到子产关于施政“宽、猛”的话后，非常感慨，发过一段精辟议论，对“宽、猛”之道进行赞美和解说。敬录孔子原话如下：“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 “（子产的话）说得太好了！施政以宽，就有可能造成民众慢怠刑法；民众慢怠刑法，就应使用严刑峻法加以纠正、治理。 “施政以猛，则会造成民众被残害的恶果；对民众有所伤害的话，就应该施政以宽，善待、抚慰民众。 “宽政用来调剂猛政，猛政用来调剂宽政，宽猛相济，政局方能和谐，社会才会安定。” 如此深入分析评论，孔子可能还感觉意犹未尽，引用《诗三百》中四段诗句作为论据进一步论证，以说明子产“宽、猛”之道的“英明、正确、伟大”。孔子说： “《诗》说：'民众太过劳累，可以稍使安康。宽待京师百姓，以使四方安靖。’（这句诗）意思是：施政以宽，善待百姓民众。 “（《诗》说）'不能放纵诡随之人（无正心之人），以此训诫、谨敕无良之人。横行无忌、不畏明法者（这三种人呈'递进关系’，此种人最坏），当用猛政纠治他们。’意思是：要用猛政惩治不法之徒。 “（《诗》说）'能使远者归附，近者各以能进，以此安定我王。’意思是：（圣明王者）能用和平手段使（各诸侯国）友好相处，海内安定。 “又有《诗》说：'（成汤之为政）不过分急、不过分缓，不过分刚、不过分柔。布行政教优然和绥，百种福禄聚而归之。’赞赏成汤为政和谐之极！” 孔子引用并解说这四句诗，分析评论三种施政方针及其治理效果：当百姓负担过重而疲惫不堪之时，应“施之以宽”；当奸恶之人肆无忌惮败坏法度，社会秩序混乱之时，则当“纠之以猛”，类似后世所谓“乱世用重典”；社会秩序稳定以后，应该“平之以和”；而孔子最为激赏的是商朝开国明君成汤所谓：施政平和，政局和谐，百姓和睦相处，达到了“和之至也”的最高境界。而子产的施政方略，孔子认为富有古人仁爱之遗风，既能宽又能猛，“宽、猛”结合，使得政局和谐、社会祥和、国家安定。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实在是对子产一生政绩的充分肯定和最高赞许。 此时的孔子三十一岁，“三十而立”，思想已经成熟，他对子产的评价、赞扬，或许由于左丘明的转述有“溢美之嫌”（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代表了左氏观点），但孔子对子产的欣赏和褒扬，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也是真实可信的。 其实，子产“宽猛之道”的治国理念，在他执政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子皮“授子产政”前五年（前548年），子产向子大叔讲“政如农功”那些话之前，子产曾向然明“问为政焉”，然明回答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鸇（音展，猛禽名）之逐鸟雀也。”意思是：“爱民众要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发现残害民众的不仁之人，务必立刻诛戮他，就像老鹰迅猛追啄鸟雀一样扑杀它。”听到这样的话“子产喜，以语子大叔”，并且说：“以前我只知道然明之面不知其心，现在我才了解到他的内心，然明很有见识呀！” “子产喜”：妙有会心“心有灵犀一点通”“英雄所见略同”。“视民如子”是子产“宽猛之道”的思想基础：爱民至深，恨不仁者愈甚，必诛之而后快：“如鹰鸇之逐鸟雀也”。 中国历史上，由子产“宽猛之道”、经孔子发挥引申而形成的“宽猛相济”施政方略，作为安邦定国的基本理念，历朝历代封建统治时期都有所体现、有所反映。凡是这一方略运用得好的朝代，其统治时间就长，就有可能出现“太平盛世”。而那些短命王朝，恰恰就是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一方略。“鼎盛而亡”的暴秦与隋不是太“猛”了吗？设若他们想到了“宽”、想到了“施政以宽，宽猛结合”并加以践行，恐怕也不会那么短的时间内，全国性农民起义像烈火干柴一样迅猛异常地燃烧起来。 子产享年几何？《左传》没有为我们留下具体记录。只能根据《左传》提供的内证进行推测：公元前565年，郑国侵蔡获胜，“子产不顺”，认为“祸莫大焉”，因而被其父痛斥：“童子言焉，将为戮矣！”被称为“童子”，显然年龄尚小。旧时对十四岁以下男孩称“童子”。郑玄注《礼记》：“童子，未冠之称。”古代对年届二十岁士、庶男子束发加冠，举行成人礼。（另有一种说法：古代，诸侯十二岁加冠，大夫十六冠，士、庶二十而冠。） 可能有人会认为：子产说出那样有分量、有见识的话，不会太小。其实也未必。晋悼公即位之初，说出那番使朝臣士大夫们非常震撼、立即表态惟命是从的话，不是才刚刚十四岁吗？为“保险”起见，我们取“童子”之最高年限：十三岁半。这样，假如子产公元前578年生，公元前522年卒，享年五十六岁。 让我们记住：子产，又字子美，名侨，姬姓，以其父子国之字“国”字为氏，出生年代不详，卒于公元前522年，谥号“成子”。自公元前563年平定“五族之乱”始，从政四十二年；公元前543年子皮“授子产政”代理郑国宰相，执政二十二年。孔子盛赞子产：“古之遗爱也”。 子产去世了，但之后若干年内，子产的政治影响力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举四则事例以资佐证。子产逝世当年，郑相游吉没听子产遗言，郑国匪盗猖獗；游吉按照子产遗言行事，武力剿匪，“盗少止”。第二件，公元前517年，游吉在黄父之会向赵简子宣讲子产关于“礼”的本质意义和作用，捎带着也把自己对子产的崇敬之情传达给了晋国丞相。第三件，郑铸刑鼎，晋铸刑鼎，“萧规曹随”，“以法治国”历史潮流一旦闸门打开势不可挡，浩浩汤汤，涌流至今。 第四件，就是下章要说的。子产生前与宋国签署一份协议，按照协议办事，相安无事；违背协议，两国发生一场战争。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战争因何而起、结局又是怎样、我们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请看最后一章：第四十五章 隙地之战 不该发生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长葛高根明（豫许昌长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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