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官“上书”惊动毛泽东

五十年代末,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大办公共食堂,它从兴起到散伙经历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纪南,当年敢于直言,多次在各种会议上指出公社化以来实行的“一平二调”、“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害处,并写信向安平生副省长反映情况,省委和中央派出调查组深入到蒙坑大队调查,取证梁纪南反映的问题。梁纪南和公社党委委员苏品芳也应邀两次到省参加座谈会,会上他俩如实地反映了群众对公社化和公共食堂的意见。这些意见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为此作了重要批示。梁纪南反映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切中了公社化和公共食堂的要害,对毛泽东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有一定的影响。

关于梁纪南的直言、省委和中央调查组到蒙坑大队调查以及梁纪南两次到省参加座谈会的经过,当年的蒙坑大队文书梁云泮、公社办公室主任练赞芳和公社党委委员、妇女主任苏品芳记忆犹新,对全过程比较了解。他们对梁纪南正直、敢作敢为的性格印象极深。

一、梁纪南对极左路线的做法十分不满,在各种场合大胆直言,指出公社公共食堂的害处

1958年秋收后不久,里洞人民公社成立,原来的蒙坑高级社和葛菜高级社组成了蒙坑大队,梁纪南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两条村相隔较远,地理环境、生产条件、经济收入有一定的差距,而当时不顾客观实际和群众的意愿将两条村并为一个大队,生产资料无条件入社,对这种刮“共产风”,群众意见很大,影响了生产积极性。

1958年,浮夸风的虚假数字导致了某些领导的自我陶醉,1 1月,县人委委员会议宣布,全县晚造粮食产量平均亩产2500斤,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每人留口粮2000斤,由于粮食“丰收”了,县宣布粮食生产实行少种、高产、多收。人民公社社员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伙食或粮食供给制的分配制度。一时间公共食堂一日供应三餐大饭,社员外出可以拿着公社印发的饭票到其他饭堂吃饭。这种刮“共产风”、平均主义违反了当时的物质条件,超越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是一种盲目乐观、脱离实际的做法。至年底饭堂已经开始出现粮食紧张,难以维持正常开饭了。梁纪南在县和公社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指出:“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这样吃大锅饭是打肿脸皮充胖子,自欺欺人,饭堂无计划用粮,山也会吃空的。”

1959年1月21日至23日,县委和县人委在县城北大仓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开展所谓“反瞒产、反私分、反本位主义”的“三反”运动。会上县领导下令与会者要上报瞒产和私分的粮食数量。否则不能回家过春节(因已接近春节)。当时大多数干部被迫于上级的压力和想早日回家过春节的心态,违心地按上级的规定报了数,而梁纪南对这种强迫命令、弄虚作假的做法十分反感和不满。他认为粮食产量是你们要报的,哪里有这么高的产量呢,我不能昧着良心报虚数,被群众背后骂,我大不了不当这个支部书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正直无畏、实事求是的高尚品格。

1959年夏收前,全县粮食已出现了危机,据统计,当时全县平均每人每月的口粮只有11斤稻谷,有的公社只有6.5斤,夏收后,公社为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下令所有粮食要统一存放在公社粮仓(即所谓小仓并大仓)。有的大队为了完成并粮任务,连谷种和饲料也并入了公社粮仓。而梁纪南坚决顶住了这次强迫命令,留足了下一年的种子,确保了正常生产。粮食并仓后,公社没有按时下拨粮食给各个饭堂。很多饭堂开始断炊了,群众靠稀粥水、杂粮和野菜充饥,有的群众因营养不良而患上了水肿病,那时蒙坑大队约有1/5人患上了该病,梁纪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对现行政策逐渐产生了怀疑,对一些做法极端不满。

50年代末“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的口号使某些领导狂热起来,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发号施令指挥生产。1960年,新兴县委发出《高举总路线的红旗,为1960年实现更大跃进而奋斗》的号召,下达各项生产指标,有的指标任务大大超越了当时的生产条件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如大炼钢铁、深翻改土、日夜奋战修水库、开山凿路、劈山改河、引水上山等等,这些超负荷无偿劳动,使大队难以应付各种生产任务,群众也难以坚持繁重的劳动,而梁纪南也不忍心强迫命令群众,所以他十分为难。据练赞芳和苏品芳回忆说,在公社干部会议上,梁纪南多次强烈反对经常抽调劳动力上工地,说这样会影响正常农业生产。有的干部提醒梁纪南少说为佳,小心受批斗和“戴帽子”,梁纪南却说:“对群众不利的事情我就要反对,怕什么?枪林弹雨我都不怕,难道怕戴帽子吗?”

梁纪南时时关心群众的疾苦,看到极左路线的危害和患水肿病的群众越来越多,他非常难过,他说:“我参加武工队打游击和抗美援朝,就是为了贫苦大众过上好日子。今天生产搞不好,群众吃不好自己有责任呀。”在不安和内疚中,有一天他叫来了大队文书梁云泮,郑重地对他说:“云泮呀,我不识字,你帮我写封信给安平生副省长吧!”梁云泮回忆说:“当时梁纪南一边讲,我一边写,他对公社和公共食堂提出了十条意见”。这十条意见:一是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在食堂或在家吃饭,或者农忙时在饭堂开饭,农闲时在家吃饭;二是各人做饭有米糠、潲水养猪,而饭堂养的猪皮包骨,群众无肉吃;三是各家各户养猪积肥,和发展其它副业,增加农民收入;四是可以发挥家中老人小孩做家务,拾柴草和捡猪菜;五是减少公共食堂的炊事员,增加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六是节约柴草,减少饭堂大量烧柴砍伐树木,破坏绿化;七是防止饭堂工作人员贪污伙食和浪费粮食;八是克服平均主义,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九是各人可以根据自家粮食的多少煮粥煮饭和与杂粮混吃,避免吃过头粮而断炊;十是各人可以用五边地种菜,解决吃菜难的问题。写完信后梁纪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960年4月,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会议期间分片讨论,梁纪南在讨论会上以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列数了公共食堂的十大害处。他的大胆举动引起了与会者很大的震动。公社党委慎重地把情况向县委领导作了汇报。梁纪南的直言讲出了里洞人民的心里话,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担心他的命运。

二、党中央、省委调查组深入蒙坑大队调查,梁纪南两次参加省委召开的座谈会

梁纪南在各种会议上和在各种场合敢于“顶撞领导”、反对极左路线,在全县是出了名的。县和公社领导都知道梁纪南参加过游击队和参加过抗美援朝,一身正气,平时敢作敢为,关心群众,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反映公共食堂十大害处的事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那时中央已注意到公社化刮“共产风”、“一平二调”和公共食堂的问题给群众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很多地方闹饥荒,患水肿病的人很多,全国各地反响强烈。毛泽东主席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掌握第一手材料,克服瞎指挥,纠正“极左”路线。因此他亲自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广东调查。练赞芳回忆说:“1960年夏收前,由安平生同志带领的调查组在县委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蒙坑大队调查,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座谈,了解群众对公社领导和公共食堂的意见。不久,中央调查组在县委领导的陪同下,直接来到蒙坑大队,进一步调查核实梁纪南反映的问题。通过调研,证实了梁纪南反映的意见代表了群众的心声,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自从调查组到里洞调查后,促使了新兴县委改变工作作风。10月份,县委发出了《关于坚决彻底清理共产风的意见》,要求各公社纠正共产风,减少抽调劳动力大兵团作战,以缓和群众的不满情绪,同时采取积极的措施组织医务人员下乡抢救治疗病人,下拨救济款和救济物资帮助群众渡饥荒。对里洞公社因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造成死亡事故的公社书记莫某进行处理。

1961年2月,时任里洞公社党委委员、妇女主任苏品芳和梁纪南由县指名到省参加座谈会。一路上两人已猜测到参加座谈会肯定与梁纪南的信和调查组到里洞调查的事有关。不出所料,这次座谈会有省委和中央领导人参加,还有其他县的代表。会上各人都发表了对公社化和公共食堂的意见,但大多数代表都不敢讲真话。而梁纪南听得不耐烦,猛地站起来,用烟斗敲响桌子,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说,要发展生产,群众有饱饭吃,公社体制要下放,让生产队多些自主权,才能提高群众积极性。公共食堂有很多害处,群众吃不好、吃不饱,意见很大。还谈到粮食的定征定购和公社大量抽调劳动力影响生产等等。因为梁纪南前些时反映的问题早已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所以座谈会上梁纪南的发言特别引人注意。主持人也作了详细的记录。

一个多月后,梁纪南和苏品芳第二次被指名到省参加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中央和省委领导人肯定了他们反映的意见很好,能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代表了群众的心声。表扬他们关心群众生活。苏品芳说,当时首长还鼓励他们回去后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中央正在调查研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三、毛泽东说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

1961年初,毛泽东主席来到广州,看了中央广东调查组报送他的《调查纪要》,对梁纪南反映的问题很重视,他认真思考了当时的政策,察觉到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规定的12条,只解决“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即平均主义的问题。所以平均主义、刮“共产风”、分配不公等在各地仍然很突出,群众反响强烈。6月份毛泽东主席在广州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讲话中说:“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食(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可见,当时梁纪南反映的问题是切中了公社化极“左”路线的危害,他提出的意见合民心,顺民意,实事求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1960年至1961年中央领导人分别带领调查组到各省农村调查。调查结果大体上与梁纪南反映的问题一样,至1961年9月份,中央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彻底解散了公共食堂。至此,长达三年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真的散伙了。

来源：《广东党史》2002年05期，作者梁耀基（新兴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