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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花了六天的时间创造天空、陆地、海洋、鸟雀虫鱼以及生灵万物，并且，耶和华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人，造出来的人叫亚当。那个时刻，上帝可能并没有发现亚当性别存在的问题，正如上帝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性别会带来问题。 亚当一个人在伊甸园里很寂寞，上帝发觉了，上帝可能是一位具有侠骨柔肠的人，于是他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又造了一个人，是个女人，叫夏娃。夏娃自己没有主体，夏娃的主体是男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娃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都说这是一个亚当的世界，借用现代理论的说法，这是一个男权社会。夏娃来做电影，自然不是主流电影。 从我本人来讲，我是个对非主流比较“热心”的混子，对非主流电影，包括女性电影尤其是女性，充满了极其强烈的冲动——触碰、探究进入。这种敏感度跟我自身对于边缘文化的亲近性，或者说，是对于非主流文化的一种偏执的力量与生俱来的认同感。 女性电影或者说有关女性问题的电影一直在深层社会结构中显示了其文化地位的失落。从稍早的探讨婚外恋问题的《致命的诱惑》（Fatal Attraction），到完完全全的反男权体制的视觉口号影片《碧波女贼》（The Bandits）以及作为英语片但非好莱坞模式的个人风格化电影《钢琴课》（The Piano）、《淑女肖像》（The Potrait of a Lady）和《井》（The Well）、《圣烟》（Holy Smoke）等片子，加上大量的好莱坞女性问题电影如《油煎绿色西红柿》（Fried Green Tomatoes）、《塞尔玛和 露易丝》（Thelma and Louise）、《第一夫人俱乐部》（The First Wife＇sClub）和《超异能感觉》（The Practical Magic）等一类的片子，都显示了意义表象的简单直接与内在立场的含混尴尬两者之间的悖论关系，这种局面是窘迫的。对于这种女性电影的种种表象，话题似乎应该从一种特定的女性立场谈起。 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女性主义立场源自于多年来对于中国新时期女性“半边天”地位这种神话的默认，以及以波伏瓦代表的对于无疑是以男性话语为权威的文化批评的苟同。但是，一旦你是一个清醒的、力图在粗犷的男性呼吸和富有力度的男性话语中分辨出自己柔嫩的女子声腔的女性知识分子时，你就再也不会在自己碎花窗帷低垂的书房中默认和苟同，也再也不能容忍伍尔芙所说的仅仅只有“自己的一间屋”。 事实是，你无法面对强大的性别平等表象而若无其事地像19世纪的沙龙女主人一样在客厅的男宾客（多半是才子和所谓的艺术家）中优雅地弹奏古典钢琴曲。因为一旦你想从女性的樊笼走出，走向一个个性完整、人格健全的人时，精神层次上的生活要求就不得不逼迫你从男人的背景中走出，走到前景中来，你必须与男人一样身体力行，在社会上你必须“像男人一样”具有同等的智商和能力。另一方面，在家庭中你必须“像女人一样”，或者说努力学会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使自己富有弹性的身体鞠躬在厨房里、在地板上、在床沿边、洗衣机旁，这时，一个读过了一些书的女人才会发现，上帝造人使人有两性之分这是无可怀疑和无可逃遁的。但是，上帝造人带来的副产品（即两性的角色区分与角色意义）是否带有嘲讽的色彩：把一个完整的人格分裂了。因为性别在细胞的基因组合时就已被无可阻挡的生物科学力量所规定和分裂了，但人格无疑是完整的，它是肉身与精神结合时所铸就的。但女性的人格在社会上和在家庭中却分开了。在家庭之外，女性不是女性自身；在家庭之内，女性也不是她自己，而是在模仿“学会做一个女人”或“尽一个女人的职责”。原来，女性是一个性别角色，而她自身却是真空一片。一个不愿或不能下厨做菜洗衣的女人可能被认为“不像个女人”。一个事业上极度辉煌但外表和个性显得男性化的女人会被认为是“性倒错”或是“变态”。资本主义的好莱坞电影神话更是有力地加强了女性的“角色规定”。水银灯下的女性，身着低胸吊带的晚礼服，瓷一样质感、银一般光泽的颈和臂袒露在男性导演、男性观众和审美倾向男性化了的女观众面前。长项链、圆手镯、钻石戒指、绳形耳环，这些变异了的手铐和铁链缠绕在女主人公身体的各个关键部位，她脚穿细尖的有碍跑动的高跟鞋，袅袅婷婷地漫步在香槟酒泡沫喷洒的舞会和宴会上，她是嘉宝、褒曼或梦露，或是胸部高耸的黛米·摩尔。她是世上女性的性感标准和审美标准。她是一些男性心中的完美女神或是另一些男性心中的欲望对象。在好莱坞电影中，女性无疑是“被看”的对象，而不是一个观看者。这就是女性的角色，她不仅仅只存在于掩盖意识形态的好莱坞男权文化的电影中。 关于女性的文化态度，你有更多的话题围绕在电影和文学方面。电影已经成长100多年了，应该说，占世界电影主流地位的好莱坞电影也该清醒地意识到了社会思潮的某种抵制情绪了。于是乎，女性电影或者说关于女性问题的电影出现了，但是，这些火候欠缺、思维稚嫩的女性电影在两性社会中的处境，无论在商业利润还是在文化批评上，都处于一个尴尬的境遇。且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几个好莱坞女性电影或者说有关妇女问题的电影：《油煎绿色西红柿》《塞尔玛和露易丝》《第一夫人俱乐部》，以及21世纪以来：《胜负反手拍》（Battle of the Sexes，2017）《救救菜英文》（English Vinglish,2012）、《時尚女王香奈儿》（Coco before Chanel, 2009）、《铁娘子：坚固柔情》（Iron Lady, 2011）、《关键少数》 (Hidden Figures, 2016)、《珍爱来临》（Becoming Jane, 2007）、《因为爱你》（Carol ,2015）、《她们》（Little Women, 2019）、《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 2000）、《姊妹》（The Help, 2011）等电影与以女人话题为中心的影片，这些片子中呈现的幼稚可笑的“女性意识”与当今超前的女性文化批评形成了一种落差，也就是说，这一类影片称不上是具有真正女性意识的电影，“女性意识”应该是像《钢琴课》中的哑女一样具有的独立人格精神。无疑，目前的女性电影在智商上还比较低（这与男性电影创作者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这些影片通过传统情节结构透露出来的身为女性的逻辑是：如果你被丈夫抛弃了，或被一个男人欺骗和强奸了，那么你就必须伪装成一个男人，拿起枪和致命工具去报复他，以置这个伤害于你的男人于死地才心情大快。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更多地被表现为一种战争而不是一种共鸣。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狭隘的女性解放精神，在这些影片中，女人所做的如此意气风发的英雄行动与精神无关，与内心和人格无关。而早在19世纪的《简·爱》中的女性立场来自于对人格平等和内心尊严的要求，所以它在更深更远的意义上成为一种去除地位身份表象外，宣告人性平等的宣言。然而，将近21世纪的好莱坞女性电影却呈现思维的短路和意识的蒙昧。当然，这些女性电影基本上是由男性导演所摄制的，而男性对于女性施舍式的关怀和理解是与女人对自身的关怀和理解完全不同的。男人关心女人的命运是如何附属于一个男人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变化，而女人关心一个女人的命运是如何摆脱男人的阴影而成为一个精神意义上的独立女人。在这一点上，澳大利亚电影《钢琴课》是真正的由一个女性导演构架并拍摄的一个特殊女性的影片，片中由霍莉·亨特扮演的哑女相貌平平、不苟言笑，她从未去取悦这个古老的男性社会，她拒绝用语言与这个古老的世界作交流。她只是倔强顽固地弹奏手下的钢琴，沉默和固执是这个女人心中可怕的力量，斧子也劈不断这种力量。在幽寂无声的深海中她获得再生。女性知识分子压抑住令内心流泪的震撼而强烈地倾向于这部片子，但这部片子无疑没有获得美国主流电影的大奖——奥斯卡奖。在好莱坞和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一些单纯描写女同性恋的电影，但这些电影无论在票房上还是在意识形态取向上基本上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地位，它们是一种非主流的声音，打入不了男性文化的核心。我认为《钢琴课》以及简·坎贝尔的另外一部作品《淑女肖像》等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以上这些现象总体上不得不说明，女性电影的智商低下与女性文化批评理论的清醒和超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女性电影的智商有待提高，女性知识分子有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女性导演有待成为真正有独立个性的女性导演，因为电影的媒介特征和意识形态力量在现代文明中极其重要，女性主义者不能放弃这片论坛和战场。 如果说《圣经》是一种男性文化，那么圣经故事中上帝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条肋骨创造了女人夏娃，是一种主客体之间或者说是体和附属物之间两者关系的历史经验先决，那么时至今日的好莱坞以色情机制为主流的电影是应该清醒地予以反击的。那种电影中一个女人被三个男人（导演、男主角、男性审美经验的观众）观看的观影机制，女性主义者或女性知识分子应给予各种媒介方式的反击和反讽。未来社会应当去除第一性和第二性的性别等级之分，未来社会应当让男人与女人共同平等地生活在伊甸园里，夏娃不再是亚当身上取出来的一根肋骨，而是一个主体的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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