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戍国 原刊《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长沙） 2002年第03期 第3-8页 内容提要 《大明律》的制作修订，与以前的律书一样，充分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精神。首先，“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是明洪武君臣制定《大明律》的宗旨。其次，《大明律》“重礼”，亦足以证明古代刑法依据礼制并维护礼制。再次，《大明律》及其炮制者与古代律书、礼书有很深的关系。 关键词 《大明律》；明代礼制；礼；法 明朝洪武七年二月，《大明律》书成。“篇目一准之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廐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例。采用已颁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分为三十卷。其间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重轻之宜云。”（注：见于《明史·刑法志一》。参看宋濂《进<大明律>表》，此文收入《宋学士文集》卷第二十（《銮坡后集》卷第十）。）（洪武二十二年，移“名例”于篇首。）显然，《大明律》直承《唐律》，但又有不同于《唐律》的内容。 《明史·刑法志一》记述朱元璋对《大明律》的评论以及朱允炆的意见，有云： 太祖谕太孙曰：“此书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会其意可也。”太孙请更定五条以上，太祖览而善之。太孙又请曰：“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条，复谕之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按：图之入书，殆早于明代。礼图，赵宋之前早有之。律书而有图，是为了律旨明白。律书而有礼图，朱洪武说得十分明快：“重礼也。”皇太孙朱允炆则有所谓“明刑所以弼教”一说，语本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伪孔传释其意云：“叹其能以刑辅教，当于治体。”按朱允炆下文“五伦”之意，断知其“教”当即礼教。礼教自应即所以当于治体者。如果我们说朱允炆提出的“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实质上就是他的皇祖的意思——“重礼也”，该不算是无端的揣测吧。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作《大诰》。《明史·刑法志一》：“《大诰》者，太祖患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次年复为《续编》、《三编》。”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诰》完成，朱元璋谕群臣曰： 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谋逆及《律诰》该载外，其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注：（明）应槚撰《大明律释义》（有上海古籍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本）一书前面的《太祖高皇帝御制序》，与此文基本相同。） 按：上引《明史·刑法志》所谓《大诰》三编以及《大明律诰》，前者“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后者亦意在“令天下知所遵守”。照朱元璋自己的说法，治国既要“明礼以导民”，又要“定律以绳顽”。法律只是用来约束、治理顽民的。朱洪武当然不希望顽民占多数，所以“明礼以导民”应该是治国主旨（或曰重点），而“定律以绳顽”倒在其次了。《明史·刑法志一》记述建文帝即位之后对刑官说的话： 夫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 “务崇礼教”云云，可以视为朱允炆自己对他说过的“明刑所以弼教”一语所作的注释。“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分明是朱允炆对先师孔子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的精辟概括。简言之，上引建文帝对刑官说的话，实质上也就是对他的皇祖所谓“明礼以导民”一语的引申或发挥。  《明史》书影 我们上文根据《明史·刑法志一》的记载，通过《大明律》以及后来的《大诰》《大明律诰》的主要炮制者、修订者自己的有关评议，说明《大明律》及其附属文件《大诰》《大明律诰》的主导倾向与根本用意在于“重礼”、“明礼以导民”、“齐民以礼”、“明刑弼教”。下文将深入研究《大明律》的具体条文，对《大明律》与明代礼制（明礼）的关系作出具体的说明。 兹据明应槚撰《大明律释义》一书所录《大明律》(注：以下引《大明律释义》一书，即简称为“《大明律》”。），并略依四库本《明会典》记载《大明律》的次序，代为分类，选录26条并随条附以说明如下： 1）凡文武官员应合袭荫职事，并令嫡长子孙袭荫。如嫡长子孙有故，嫡次子孙袭荫。若无嫡次子孙，方许庶长子孙袭荫。如无庶出子孙，许令弟侄应合承继者袭荫。若庶出子孙及弟侄不依次序搀越袭荫者，杖一百，徒三年。（《大明律》卷二《职制律》，《明会典》卷一百二十八《职制》“官员袭荫”条） 按：明代袭荫之制亦贯彻宗法原则，嫡长子孙具有优先权。不依宗法原则而搀越袭荫者，依法将受到杖刑徒刑中最高级别的惩罚。《唐律疏议》卷二十五《诈伪律》规定“诸非正嫡，不应袭爵而诈承袭者徒二年”，比《大明律》的同一类规定略显宽松。 2）凡皇家袒免亲而殴之者，杖六十，徒一年；伤者杖八十，徒二年；折伤以上重者加凡斗二等。缌麻以上各递加一等。笃疾者，绞。死者，斩。（《大明律》卷二○《斗殴律》，《明会典》卷一百三十一《斗殴》“皇家袒免以上亲被殴”条） 按：此条与《唐律》卷第二十一《斗讼律》“殴皇家袒免以上亲”条相同。殴打皇家亲属，必将受到惩处。依宗法制度，被殴者与皇室关系越亲，殴人者所受的处罚就越重。 3）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过失杀者，绞；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殴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伤者，皆斩；过失杀者，减殴罪三（注：三，《明会典》作“二”。）等；伤者，又减一等；故杀者，皆凌迟处死。殴家长之缌麻亲，杖六十，徒一年；小功，杖七十，徒一年半；大功，杖八十，徒二年。……若雇工人殴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明律》卷二○《斗殴律》，《明会典》卷一百三十一“奴婢殴家长”条） 按：明朝保存了夏商周三代以来奴婢对于家长的人身依附关系。其实，另一种人与人的关系——雇工人与家长的关系，在明代社会诸多关系中的比重已不可忽视。相对而言，雇工人与家长（后世谓之老板)的关系，不如奴婢与家长的关系那样紧张死板。所以，由上列第3条可知：雇工人殴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者，受到的处罚不如奴婢厉害。在这里，宗法制度依然发生作用：被奴婢或者雇工人殴打的人与家长关系越亲密，殴人者就越麻烦。 4）凡卑幼殴本宗及外姻缌麻兄姊，杖一百；小功，杖六十，徒一年；大功，杖七十，徒一年半；尊属，又各加一等。（《大明律》卷二○，《明会典》卷一百三十一“殴大功以下尊长”条（注：此条可与《唐律疏议》卷二十二“殴缌麻兄弟”条（属《斗讼律》）合观。） 按：卑幼殴打本宗及外姻大功以下尊长，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同卷又有“殴祖父母父母”条，说的是自家子孙殴打祖父母与父母，还有“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不论有理无理，都将受到严厉惩处，《大明律》说：“皆斩！” 上列4条，反映了明代法律对宗族制度与宗法观念的维护。还可以从《大明律》中找到此类条文，譬如卷四（《明会典》卷一百三十四）《户役》“立嫡子违法”条云：“凡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其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庶长子；不立长子者，罪亦同。”“其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姓。”“若立嗣，虽系同宗而尊卑失序者，罪亦如之。其子亦归宗。改立应继之人。”此条“若立嗣”以上数句，与《唐律疏议》卷十二“立嫡违法”条、“养子舍去”条一脉相承。立嫡违法者受杖刑。即使非立庶不可，亦必立长子。养异姓子而乱宗族者，亦必受杖刑。立同宗子为嗣而尊卑失序乱宗族者，亦非法。这些法令，不明明是为维护宗法宗族制度而设吗？又如《大明律》卷十八（《明会典》卷一百三十）《贼盗律》“亲属相盗”条，其意谓做贼而受制裁的轻重，亦以宗法为准绳，可为一哂。应该看到，上列4条还有些别的意思，譬如第2条还反映了皇权与皇家的特殊地位，等等。 5）凡大祀及庙享所司不将祭祀日期预先告示诸衙门者，笞五十，因而失误行事者杖一百。其已承告示而失误者，罪坐失误之人。……其已受誓戒人员，散斋不宿净室，罚俸钱半月；致斋不宿本司者，罚俸钱一月。若大祀牲牢玉帛黍稷之属不如法者，笞五十；一事缺少者，杖八十；一座全缺者杖一百。若奉大祀牺牲，主司喂养不如法致有瘦损者，一牲笞四十，每一牲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因而致死者，加罪一等。（《大明律》卷 十一，《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九《祭祀》“祭享”条） 6）凡社稷山川风云雷雨等神及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在祀典，应合致祭。神祇所在，有司置立牌面开写神号、祭祀日期于洁净处，常川悬挂，依时致祭。至期失误祭祀者，杖一百。其不当奉祀之神而致祭者，杖八十。（《大明律》卷十一，《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九“致祭祀典神祇”条） 7）凡盗大祀神祇（注：此字《大明律释义》影印本作“祗”，形似而讹。）御用祭器帷帐等物及盗飨荐玉帛牲牢馔具之属者，皆斩。其未进神御及营造未成若已奉祭讫之物及其馀官物，皆杖一百，徒三年。（《大明律》卷十八，《明会典》卷一百三十《贼盗律》“盗大祀神御物”条） 按：上列三条，足以表明《大明律》对祭祀礼典特别是对大祀礼典的捍卫与维护。有谁盗窃祭祀所需牲牢器物，破坏祀典仪式，或者在祀典之前的准备阶段与进程中间失职失误，那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治，其惨有至于死者。上列三条都可以在《唐律疏议》中找到来源，兹不一一。 8）凡闻父母及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杖六十，徒一年；若丧制未终释服从吉，忘哀作乐及参领筵宴者，杖八十。若闻期亲尊长丧，匿不举哀者，亦杖八十；若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者，杖六十。若官吏父母死应丁忧，诈称祖父母伯叔姑兄姊之丧不丁忧者，杖一百，罢职役不叙。无丧诈称有丧，或旧丧诈称新丧者，罪同。有规避者从重论。若丧制未终冒哀从仕者，杖八十。……其仕宦远方丁忧者，以闻丧月日为始。夺情起复者不拘此律。（《大明律》卷十二，《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九《仪制》“匿父母夫丧”条） 9）凡有丧之家，必须以礼安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其从尊长遗言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者，杖一百；卑幼，并减二等。若亡殁远方，子孙不能归葬而烧化者，并从其便。其居丧之家修斋设醮，若男女溷杂饮酒食肉者，家长杖八十；僧道同罪，还俗。（《大明律》卷十二，《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九“丧葬”条） 10）凡发掘坟冢见棺椁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开棺椁见尸者，绞；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穿地得死尸不即掩埋者，杖八十。若于他人坟墓熏狐狸因而烧棺椁者，杖八十，徒二年；烧尸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缌麻以上尊长，各递加一等；卑幼，各依凡人递减一等。（《大明律》卷十八，《明会典》卷一百三十《贼盗》“发冢”条） 按：上列第8条与《唐律疏议》卷十“匿父母夫丧”条（属《职制律》）相类，但有增益。“若官吏父母死应丁忧”云云，与《唐律》对“冒哀求仕”者的处理方式还是有区别的。第9条与《唐律》卷第十八“残害死尸”条有相同的议题，但也有区别。上引《大明律》第9条先说“必须以礼安葬”，然则其下文说的“惑于风水”、“烧化”以及水葬自然皆非礼了。第10条与《唐律》卷十八“穿地得死人”条以及卷十九“发冢”条基本一致，这说明李唐与朱明两朝对盗墓者或因他事毁坏坟墓、棺椁与死尸者，同样不肯容忍。这里最可注意的是第8条规定的对丧服未终而释服者处以杖刑，第9条说的“必须以礼安葬”，与《唐律》一样起到了推行、维护丧葬礼（包括丧服制度）的作用。  朱元璋像 11）凡将帅部领军马守御城池及屯驻边镇，若所管地方遇有报到草贼生发，即时差人体探缓急声息，须先申报本管上司，转达朝廷奏闻，给降御宝圣旨，调遣官军征讨。若无警急不先申上司，虽已申上司，不待回报，辄于所属擅调军马，及所属擅发与者，各杖一百，罢职，发边远充军。……（《大明律》卷十四，《明会典》卷一百三十九《军政》“擅调官军”条） 12）凡军官军人从军征讨，私逃还家及逃往他所者，初犯杖一百，仍发出征；再犯者，绞。知情窝藏者，杖一百，充军。里长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大明律》卷十四，《明会典》卷一百三十九“从征守御官军逃”条） 今按：上列两条与军礼有关。军有军礼，亦有军法。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国家对军队的有效使用与军队对国家的忠诚，是军礼军法之当然。第11条所在原文还说到“事有警急”的另一面，来不及先申上司，来不及等候朝廷御宝圣旨，那就必须临机处置了。第12条说的是对逃兵的处置。军礼军法不容许对逃兵的过分的仁慈。 13）凡奉制敕出使不复命，干预他事者，杖一百。各衙门出使不复合，干预他事者，常事杖七十，军情重事杖一百。……若回还后三日不缴纳圣旨者，杖六十，每二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不缴纳符验者，笞四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大明律》卷三《吏律·公式》，《明会典》卷一百二十八《公式》“出使不复命”条） 14）凡出使人员应乘驿马，除随身衣仗外贪带私物者，十斤杖六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驿骡（注：骡，四库本《明会典》作驴。）减一等，私物入官。（《大明律》卷十七《兵律·邮驿》，《明会典》卷一百三十八《邮驿》“乘驿马赍私物”条） 按：第13、14两条为出使人员而设。这里所谓“出使人员”，不都是出使外国的官员，但应包括外交使者在内。出使人员不应该赍带过多的私物(注：四库本《明会典》卷一百三十八《邮驿》“乘官畜产车船附私物”条可参。)，回朝廷或衙门之后应及时向皇帝或长官复命。外交使者一般不应接受出使所到国家的礼物，回国后自然不会增添驿站的负担。受命为使者，回朝后复命，乃有始有终，古礼即如此。《礼经·聘礼》：“使者归，及郊，请反命。”使者倘死，“归，介复命”。岂有出使而不复命之礼？ 15）凡朝贺及迎接诏书，所司不预先告示者，笞四十。其已承告示而失误者，罪亦如之。（《大明律》卷十二，《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九《仪制》“失误朝贺”条） 16）凡乡党序齿及乡饮酒礼已有定式，违者笞五十。（《大明律》卷十二，《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九《仪制》“乡饮酒礼”条） 17）凡上司官及使客经过若监察御使、按察司官出巡按治，而所在各衙门官吏出郭迎送者，杖九十。（《大明律》卷十二，《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九《仪制》“禁止迎送”条） 按：朝贺与迎接诏书，为上层社会礼典所重。乡饮酒礼，则中下层社会士大夫至于庶民所乐见而且乐为之。上列第15、16条，用法令的形式强调朝贺（注：参看四库本《明会典》卷一百二十八《职制》“无故不朝参公座”条。）、迎接诏书以及乡饮酒礼应如定式而不至于失误，法为礼而设的用意至为明显。第17条如果真正执行，地方官吏不必为迎送钦差大臣与上司官劳神费财，那当然是好事，明朝开国君臣居然能定下这样一条法律，实属可贵。可是人们不禁会问：又有哪一朝哪一代真正能够做到这一条呢？ 18）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 19）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典雇女者，杖六十。妇女不坐。若将妻妾妄作姊妹嫁人者，杖一百；妻妾杖八十。知而典娶者，各与同罪，并离异，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 20）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离异。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 21）凡居父母及夫丧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丧而嫁娶者，杖八十。……其夫丧服满，愿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杖八十…… 22）凡娶同宗无服之亲及无服亲之妻者，各杖一百。若娶缌麻亲之妻及舅甥妻，各杖六十，徒一年；小功以上，各以奸论。……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 23）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务要两相情愿）（注：此句在《大明律释义》书中用夹行小字排出，在四库本《明会典》与上下文字体相同。），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 按：上列6条，皆录自《大明律》卷六《户律·婚姻》（《明会典》卷一百四十一《婚姻》），原文分别在“男女婚姻”条、“典雇妻女”条、“妻妾失序”条、“居丧嫁娶”条、“娶亲属妻妾”条、“蒙古色目人婚姻”条。第18条证明“写立婚书”为定婚之仪，无婚书而受聘财亦视为已经定婚。第19条为明代社会存在典雇妻妾事之反映，而政府禁止此类陋习。第20条可为明朝婚姻一妻数妾制之证明，惟正妻只许一人，妻妾地位不可失序，庶民年四十之前不得娶妾，“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第21条，禁止丧服期间嫁娶（尤其在齐衰期服以上期间），不准强嫁守志节妇。第22条，禁止同宗而无服者之间、缌麻亲之间嫁娶，禁止收房之习。第23条，不禁止汉族与蒙古色目人之间的非强迫性的婚姻。第18条谓婚姻双方“各从所愿”，第23条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婚姻“务要两相情愿”，如此明白地重视、强调男女两家甚至两人的情感与愿望，这比《宋刑统》卷第十四提倡的“门阀相当、情愿者”（注：请参看拙著《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第一章第十五节。）更为脱俗，更加妥当，更显得可贵。第18条还有一事值得注意，此条将法律对婚姻制度的要求做了十分简明的概括，这就是：“依礼聘嫁”。嫁娶违礼者将受到法律惩处。 24）凡乘舆服御物收藏修整不如法者，杖六十；进御差失者，笞四十。其车马之属不调习，驾驭之具不坚完者，杖八十。若主守之人将乘舆服御物私自借用或转借与人，及借之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若弃毁者，罪亦如之。（《大明律》卷十二《礼律·仪制》，《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九《仪制》“乘舆服御物”条） 25）凡御赐百官衣物（注：“衣物”，四库本《明会典》正文作“衣服”。按：作“衣物”义广，是也。），使臣不行亲送，转付他人给与者，杖一百，罢职不叙。（《大明律》卷十二，《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九“御赐衣物”条） 26）凡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第，若违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工匠，并笞五十。若僭用违禁龙凤文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籍充局匠。（《大明律》卷十二，《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九“服舍违式”条） 今按：上列第24、25、26凡三条，是朱明法律为宫室舆服制度而设者。乘舆服御物，皇帝专用，收藏修整必如法，不得借用，不得毁弃。龙凤文，如大明舆服制度之规定，惟皇帝、后妃、皇太子及其妃、亲王及其妃可用，其他人皆不可僭（注：参看四库本《明会典》卷一百三十九《营造》“织造违禁龙凤文段疋”条。又，明应槚释义曰：“龙凤文，乘舆服御物所用，岂臣民所宜有哉！”按：应氏此说不尽确。何等之人舆服当有龙凤饰，《明史·舆服志》详之，并不如应氏所说惟“乘舆服御物所用”。）。“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第”，违式僭用者必受杖笞之刑。皇帝赐给文武百官的衣物，委派使臣送达；使臣既受命，岂可偷懒转付他人？由此可知：御赐之物可以派专使送达，而臣属不必在御前受赐，此亦为明代锡命制度内容之一。此种锡命制度见诸法律条文，实始于朱明。 我们上文从《大明律释义》与《明会典·刑部》所载《大明律》找出了为数不少的条文，足以证明《大明律》的制作修订，与《唐律》《宋刑统》一样，充分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精神。《明史·刑法志》也以《大明律》的内容为根据，论及《大明律》的总体精神： 大抵明律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至其恻隐之意，散见于各条，可举一以推也。如罪应加者，必赃满数乃坐。（如监守自盗，赃至四十贯绞。若止三十九贯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也）加极于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终不得至死。……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无养者，得奏闻取上裁。犯徒流者，馀罪得收赎，存留养亲。（即《唐律》“罪非十恶”条）……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即《唐律》“同居相容隐”条）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凡若此类，或间采《唐律》，或更立新制，所谓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者也。（《明史·刑法志一》）  《唐律疏议》书影 按：其实《唐律》与《宋刑统》是二而一的刑法体系。就《大明律》与《宋刑统》两律书而言，严峻与宽厚的区别并不很明显。明律“宽厚不如宋”云云，应指实施言，不应指律书言。上引《明史·刑法志》谓恻隐之意散见于明律各条，举了不少例证，已足说明问题。可是恻隐之意难道不就是宽厚吗？若依清初人修《明史·刑法志》的说法，朱明刑律够宽厚的了。然而治史者十分清楚，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者认为有人危及政权基础的时候，又有何时宽厚过呢？但是，仅就律书而言，《大明律》还真有所谓恻隐之意。恻隐近于仁（《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人而不仁，如礼何？”上引《明史·刑法志》言及《唐律》“罪非十恶”条，应指《唐律》卷三（属《名例律》）首句为“诸犯死罪非十恶”的一条。犯死罪与徒流者，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得到批准“存留养亲”，这当然应该算是符合礼义精神的。“馀罪得收赎”，采取办法（或服役，或纳钱财）赎罪，免除士大夫死刑或徒刑，据说这样做符合《曲礼上》所谓“刑不上大夫”的原则，由是也就合礼了。至于“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见于《大明律》卷一《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注：四库本《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七收有此律此条。卷一百三十二（《刑部七》）收录的“明令”有相同的意思。）。《唐律》卷第六确有“同居相为隐”条。其实都是从《论语·子路》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化出。孔丘说“直在其中矣”，岂礼亦在其中乎？ 还有一种情况，可以证实朱明统治者认识的礼与法的关系。《唐律疏议》卷二十九提到唐代《狱官令》所谓“察狱之言，先备五听”，《宋刑统》则引录《周礼》原文，详注所谓“五听”的出处。应该说《唐律疏议》《宋刑统》都有肯定依《周官》“五听”办案断狱的意思，而朱明统治者则提供了以身作则，依《周官》“五听”断案的实例，请看： 太祖听政，怒辄诛戮。尝朝退，太孙迎曰：“何怒之深也？”曰：“遇奸恶，不得不尔。”太孙曰：“上失道而后下犯法，得情勿喜，是或一道也。”帝色解。明日，常州陈理以子弑父，讯于太孙，竟释之。盖父病逾岁，误药死，继母憎而诬之。太祖覆按，果然。又讯盗七人，其首则主人子偶出庄，而佃客皆盗也，胁以劫商舟，不及首被获。太祖问何以察其非盗，曰：“《周礼》听狱，色听为先。《尚书》亦称'惟貌有稽’。其人视听端祥，宁盗乎？”（注：《国榷》卷十一太祖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条之前。） 这里把朱允炆断案之明察说得神乎其神，然而后世人若是轻易否定他，似亦不必。《周官》《尚书》亦有经验之谈，无疑可资借鉴。 综上所述，朱明统治者制定法律以礼制为根据，办案则不忘从所谓礼书得到启示，然则《大明律》及其炮制者和明代礼制（明礼）与传统礼制礼书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一如《唐律》之与唐礼，《宋刑统》之与赵宋礼制，《唐律》《宋刑统》之与先秦以降传统礼制礼书，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 还应该看到：朱明王朝一如其前历代王朝，礼法诚有之，但那毕竟只是朱家皇帝维护统治的工具。如前所说，即便是法律条文写得明明白白的制度（例如上引第17条），统治者有时也不必执行。清初修《明史》诸臣说什么恻隐之意散见于《大明律》各条，可是纸面上的东西未必都是生活中的实际。说到明代刑法，治史者总忘不了明成祖上台之后创立的东西二厂，总忘不了明代的锦衣卫，其时特务横行，冤案丛生，刑具吃人。据不少文献记载，两百七十馀年的朱明王朝，很有一些岁月无所谓正常的法，也无所谓正常的礼。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清]张廷玉等.明史·礼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编辑：朱咏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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