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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龍雲之子 四、汉后儒者对“中用”的误解 北宋理学家程颐注“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北宋二程把“中”理解为不偏离方向的“目标”。采用“中”的衍生人文概念：“旗帜”、“目标”、“方向”，即北宋理学。 最早的“旗帜”源自于这个“中”上测风向的飘带，“中用”或者“勿用”衍生出立旗帜集聚和组织民众的认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部落有重大的祭祀活动（正历法），或举行重大集会（战争），部落首领立旗帜召集众人，首领站在旗帜所在“中心”的位置，发表演讲，宣布部落重大的规划，明确部落工作目标的未来发展方向，号召全体部落民众“以首领为中心”，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实现部落发展的远大目标。  “立中”就是树立大旗，明确“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团结一致共同实现目标，红旗指向哪里，革命就走向哪里，只要旗帜不倒，胜利就有希望。用今天的流行的话是“愿景”，“共同的目标”。这是中华文化“中”正确的人文观念，是“上德”（高水平的认识），是合于天道的认识。北宋的二程关于“中庸”的思想中，还有这个目标和方向的旗帜概念。 北宋五子邵雍：“道在，是矣”，“道”是存在的，需要科学和实践的求证和证伪。这是后来的“实事求是”思想的起源，今天的“实事求是”其实就是“中用”之道。 北宋理学思想中，既有代表方向和目标的“红旗”，又有“求是”的验证，这个“中用”的人文观念，其实是道统的回归，可惜只是昙花一现。光讲“红旗”，不重“求是”作风，其实还是不懂中华之“中用”的检验验证的本意。源于北宋理学“濂溪”一脉的岳麓书院，还保有“实事求是”这块牌匾，当为“道南正脉”，还在继续传承上古中华的“中用”之道。遗憾的是，北宋理学的人文学说中还是欠缺了“中”的科技检验工具的概念。 偏安于一隅的南宋王朝时期，朱熹注“中庸”：“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意”。庸，平常。朱熹把中庸理解为居中位的“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彻底把后人带到人文观念的“歪坑”里了。为投机取巧者、不作为的庸者提供了伪圣论的思想基础。后儒们用这个衍生品的“中位”认识，添油加醋一番，宣扬出一个“下德”的人文《中庸之道》，后世文人以为至宝，而形成“君君臣臣”等以位为尊的“礼”的认识，彻底背离“中”的本意。南宋朱熹所推崇的“中庸”思想，是低水平的“中位”认识，仅仅有权威者高高在上的“仪式感”的C位意义。 尊“仪式感”之妖风一起，文化堕落为虚伪，今天文化科技界的虚伪之风盛行，其根源于此。虚伪之弊，是当前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巨大的思想障碍。 五、中用之道的现代意义 现代西方哲学中有个重要的学派，实证主义哲学（Positivism）。法国人孔德（1798～1857）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现代社会学的始祖。实证哲学的一切本质属性都概括在“实证”这个词中。实证一词包含有六种含义：(1)现实的与空想的对立；(2)有用的与无用的对立；(3)确实的与虚构的对立；(4)正确的与暧昧错误的对立；(5)建设的、肯定的与破坏的、否定的对立；(6)相对的与绝对的对立。科学知识就应该是这种实证的知识，实证哲学就是要找到达到实证知识的原则。孔德的实证原则概括起来有： 首先，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基础上。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科学知识之所以是确定的、精确的，是因为它们来自经验。科学知识的有用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近代自然科学就是这一知识的典范。 其次，反对讨论经验之外的抽象本质、第一因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人们的认识能力只能限制于经验范围，而永远达不到那些超经验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人们如果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种纯粹的理智和时间的浪费。对于传统哲学中所讨论的形而上学问题，应该置之不理,不予讨论。把这些问题留给神学家们去想像，留给形而上学家们去作繁琐的论证吧。 再次，知识的相对主义原则。人们的知识仅仅是经验的，我们既不能知道这些经验的本质是什么,也不知道它究竟怎样和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因而知识只能是相对的知识，而不是绝对的知识。人们的理智是软弱的，认识的手段是不完全的，所以永远达不到绝对的知识。他指出追求绝对的知识总会伴随使用神学的虚构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 在孔德实证哲学思想中，可以看到先秦《老子》和《墨子》思想的影子，其实就是在讲“中用”之道。西方学界曾有以实证主义哲学，取代其他一切形而上哲学的共识，但最终未成为主流。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机能主义心理学和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如果说皮尔士创立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那么，杜威则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他的著作很多，涉及科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教育、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诸方面，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孔德的实证哲学思想同源。《墨子》、《荀子》的知行观，就包含有当代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近代中国的文人由于只读四书五经，并没有从先秦的中华哲学思想中吸收营养，也读不懂《老子》了。 杜威的教育思想曾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过重大影响。民国时期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适、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均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曾是杜威的学生。他反对传统的灌输和机械训练、强调从实践中学习的教育主张，对蔡元培、晏阳初以至毛泽东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胡适、陶行知虽同为杜威的学生，而陶先生对《墨子》的认识和理解更深，估计胡博士根本就没读过《墨子》，陶行知先生当为近代中国的教育大家，并以墨家精神亲自践行于一线底层基础教育的变革，自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彻底摆脱了“子曰”的教育体系，回归到中华道统的中用之道。 回顾近代中国革命的过程，曾经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不懂是否符合中国实际的“中用”之道，险些葬送了中国革命。光喊“口号”，只强调“旗帜”的重要，不顾当前实际情况的“求是”，必然会陷入本本和教条主义的怪圈，闹出啼笑皆非的笑话和社会动乱。“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国力迅速提升。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是“实事求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管什么“黄旗”、“绿旗”、“红旗”、“蓝旗”，都要用“中”来“求是”的检验和验证，用实践来检验。 六、《墨子》的“三表”，是“中用”之法 《墨子》的三表之法，“表”即“仪”，法、准则之义。“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子·非命》“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故言必有三表。” 墨子在讲正言、正名的方法论。老子说“名可名，非恒名”，墨子则进一步阐述可以落地的正言名《方法论》。 1. 有本之者，指要有历史经验和理论思想的指导； 2. 有原之者，指要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 3. 有用之者，指要有实践检验的效果验证。 墨子的三表堪称为古代的历史唯物辩证法，应用于社会治理，“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借鉴前人的知识和经验，“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以“中”国家人民之利作为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上本之“事”与下原之“实”，观其“中”人民之“利”，不就是中央党校门口的“实事求是”吗？不就是今天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文人们给墨子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是不知“上本之事”了，上本之事源自于圣人的经验，是已经升华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正如《老子》所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无为之事”。详细参详《元贞之道》相关的文章。 《墨子》的“三表之法”，仍然是当今社会治理的“中用”之法，这个法将来仍然有效。 结 束 语 中华先祖尊“中”最初始的概念是尊“天时和方位”的时空观，中位仅仅是方位中衍生出的一个认识而已，却被一知半解的儒子们放大宣扬，严重偏离了“中”道。所以《老子》大骂“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今人不懂啊，仍然以这些曲解的低水平认识，当作中华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实为秕糠，不合中道。 中庸核心思想，本是讲人和天地自然的和谐之道，后人却以人文主观歪解为：“人的内心没有发生喜怒哀乐等情绪时，称之为中。发生喜怒哀乐等情绪时，始终用中的状态来节制情绪，就是和。中的状态即内心不受任何情绪的影响、保持平静、安宁、祥和的状态，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基础）。而始终保持和的状态，不受情绪的影响和左右（自我控制情绪，不让情绪失控，让情绪在一个合理的度里变化），则是天下最高明的道理。”实为中华文化思想之大乌龙。 《元贞之道》认为，“喜怒哀乐”是指人的主观情绪，不受人主观意志影响的天文历法，圣人用“中”来检测，谓之“中”，“中”的本意是科学和实践的检验测试的结论，未加入任何人为的主观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旦启动“发”，要皆“中节”，才谓之“和”。上古天文历法，以“中”来测日影来“正”二至和二分，此乃“天之大本”，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大本”；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发”，如农耕和日常生活，要符合（中）天文“节气”，谓之“和”，人的活动符合天地自然的不变规律，才是“天下之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孔子之孙，的确是在传承上古《中用》之道，有传承之功。  《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道”本意是以“中”来测天时，以正天道，而知天之诚，只有圣人从容中道，按天时规律指导农耕生产啊。 中华祖先用“中”测天时，用“中”测方位，这个“中”是人类最原始的科技时空观念，是人类科学之源；衍生出的天文历法，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是中华农耕文明辉煌之源泉；衍生出的合于“中”道的人文认识，是树大旗，组织人，明确“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团结一致共同实现既定的目标，“红旗”要树立，“求是”为“中用”，二者不能偏颇，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永不停息的人文精神，是中华之魂。 上古“中用”思想是该回归正道了，这是中华民族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要坚守这个“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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