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景和院士谈妇科肿瘤诊断与治疗的现代观念

【编者按】人类进入21世纪已经20余年了，医学科学随着其他科学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与之相应，在妇科肿瘤的诊断与治疗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著名妇产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郎景和教授曾就妇科肿瘤诊断与治疗的现代观念多次进行过论述。为了帮助读者对这些新的观念有全面了解，《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编辑部特别委托常务编委、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谭先杰教授对郎景和院士进行了专访。现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本文刊登于《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23,39(1)：1-6

DOI：10.19538/j.fk2023010101

【引用本文】谭先杰.郎景和院士谈妇科肿瘤诊断与治疗的现代观念［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23,39(1)：1-6.

作者：谭先杰

作者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北京 100730

通讯作者：谭先杰，电子信箱：[e-mail]

谭先杰教授：郎大夫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的年度院士专访。这次向您请教的话题是妇科肿瘤诊断和治疗的现代观念，您能先从总体上概括一下吗？

郎景和院士：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医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公众需求的变化，医学要应对新的任务和改革。在妇科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我们同样要树立新的观念，处理新的关系。简而言之，妇科肿瘤的诊断与治疗需要遵循“四化”和“四学”。所谓“四化”，就是规范化、个体化、人性化、微创化；所谓“四学”，就是人文医学、循证医学、价值医学和转化医学。需要以规范化引领个体化、人性化和微创化，以人文医学带动循证医学、价值医学和转化医学。我们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或者问题：现代科技发展与传统临床实践的关系；预防、筛查与早诊、早治问题；过度诊断、治疗与适宜保守、保护问题；微无创原则与微无创手术问题；医学人文理念与医学哲学思想问题。处理好这几个关系，自然就理解了“四化”和“四学”观念。

1  现代科技发展与传统临床实践

谭先杰教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现代科技发展与传统临床实践的关系，是很多医生需要面对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郎景和院士：现代医学始终是在其他学科的渗入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从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学到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从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到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从科技到工艺，都在不断进步……现代科技发展促进了医学进步，也改变了思维方法、实践策略、技术路线，改变了疾病图景、诊断计划和治疗手段，但也模糊了医学的本源、医生的观念和医疗的目的。

谭先杰教授：最后这句话如何理解？

郎景和院士：可以理解为现代科技给包括妇科肿瘤在内的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了希望，也产生了一些困惑。各种“医学概念”应运而生：循证医学、转化医学、价值医学、叙事医学、舒缓医学、防卫医学、整合医学、精准医学、数字医学、智能医学、群医学，不一而足。实际上尽在《矛盾论》《实践论》《认识论》之中，都不能脱离、违悖医学人文本源，否则就会掉入陷阱，比如循证医学。

谭先杰教授：循证医学？这不是依然很流行的观念吗？！

郎景和院士：循证医学很重要，问题是我们不能只凭借证据就做出医疗决策。决策必须考量平衡证据、资源和价值取向等三方面因素。实验及各种检查是为了寻求证据，决策必须依据实际的、全面的情况，涉及社会、经济和伦理、社会人文因素等。指南和实践之间的沟壑需要弥平，需要将循证和个体进行整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还要注意的是，证据不应该只是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临床经验也应该是证据。循证医学并不能完全取代临床经验，最好的证据应该是实践与时间 ! 在研究证据不存在时（这是经常遇到的），临床经验将是决策和实施可依托的、惟一的证据，譬如罕见病和少见病。一个没有临床经验的人，即使十分熟悉证据，也无法给病人看病。简言之：重视循证，但不能拘于循证。

谭先杰教授：您说过精准医学也有误区？

郎景和院士：精准是难能可贵的，然而精准只是目标，实际上很难精准。所谓精准医疗， 是基于现代遗传技术、多维影像技术、分子生物技术和信息数字化的发展，对于大样本人群和特定疾病进行生物标志物的检测及结果的分析、鉴定、验证与应用，从而精确寻找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实现针对疾病和患者的个体化精准分类和治疗。但是，目前的基因检测、基因技术及基因治疗是否真的可以诊治疾病？被称为“基因剪刀”的 CRISPR基因组编辑技术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但面对复杂的生命和海量的数据，如何才能剔除干扰数据，获得有意义的信息？另外，数据信息的共享与监管以及与之相关的伦理、法律、法规亟待完善。精准之路还很深长、很艰难，“精准医学”本身也值得质疑，因为它有“先天的哲学缺陷”。有人说要开一家“精准医院”，我看多半不会成功。不断迭代的机器人辅助的手术越来越“精准”，以后甚至可能是“真正的机器人”来给人做手术。这可能是未来的科学技术，但不应该是未来医学的全部。当机器人可以操纵一切时，谁来操纵机器人？我们担心机器人拥有人一样的思想，更可怕的是人像机器一样思考！

谭先杰教授：最后这句话太深刻了！那么您如何看待数字医学和智慧医学？

郎景和院士：我们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和知识的转化与重组，数字就是巨大的知识。我们拥有的数据有多大？1ZB！也就是十万亿亿字节100…000（21个0）。如果将一座大型图书馆与之相比，差不多是芝麻和西瓜的关系！医学正在被数字化，我们要重视数据，应用数据；更要全面考量，仔细求证。要记住：总有数字达不到的地方在向我们呐喊！循证医学，精准医学，数字医学，智慧医学，都在变化，都很重要，但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

谭先杰教授：那什么是最重要的，或者是不变的呢？

郎景和院士：医学的本源！寻觅医学本源并非倒行逆施。从学医开始到行医终了，我们要永远面对病人，依然要望、闻、问、切，依然要视、触、叩、听。我们应该戴着听诊器，它是医生的象征，是与病人联系的纽带。2008年我到多次名列美国医院排行榜榜首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参观，我发现在他们的宣传海报上，最醒目的图案居然是听诊器！。“ 我是你的大夫。”我们要为每个病人设计一个“决策树”，而不是采撷一片枝叶，就自诩已知“天下秋”。我们要谨记林巧稚大夫的教导：“要永远走到病人床前去，做面对面的工作。

单纯地或仅仅依赖检验报告做医生是危险的。临床医生不要脱离临床，离床医生不是好医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洪流中，不至于迷失方向。

2  预防、筛查与早诊、早治

谭先杰教授：在您看来，妇科肿瘤的防治有哪些关键环节呢？

郎景和院士：有4 个关键环节：公众教育、预防、筛查和诊治（特别是早诊早治）。可以这样说，预防为主，筛查为本，诊断为早，治疗为效。以子宫颈癌为例，女性从感染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开始，到最终发展成为子宫颈浸润癌，一般有长达8~10年的时间，我们的防治正是包括了公众教育——在向公众普及子宫颈癌危险性的同时，告知公众子宫颈癌是可防可治的，倡导有保护性的性生活，建议及时接种HPV疫苗进行主动预防；还包括了筛查，对不同年龄段妇女给出了筛查建议，让医生和公众理解有3种筛查方案等等。我记得这些内容我们在前年的访谈中已经详细讨论过（参见《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21年第1期院士访谈，编者注），但我还是要重复或者强调几点：第一，子宫颈癌的预防、筛查和治疗应该是肿瘤防治的典范。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是德国科学家楚尔·豪森，他的主要发现是高危型HPV 为子宫颈癌的致癌病毒。这是一项伟大的发现，是后来我们筛查策略改变和HPV疫苗研发的理论基础。第二，重点是筛查高危人群，而不是筛查次数。重点不在于哪一种筛查方法更好，而在于能让妇女得到筛查机会，哪怕是一次妇科检查！第三，重点是及时接种，尽早得到保护，而不必过分纠结选择2价、4价还是9价疫苗。对9~45岁的适龄女性，建议接种HPV疫苗。另外，接种疫苗之后，依然要定期接受筛查。第四，请记住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加速消除子宫颈癌全球战略》的几个数字——90%、70%和90%：到2030年，90%的女孩在15岁之前完成HPV疫苗接种；70%的妇女在35岁和45岁之前接受高效检测方法筛查；90%确诊子宫颈疾病的妇女得到治疗（90%癌前病变阳性妇女得到治疗，90%浸润性癌病例得到管理）。成功实施这3项措施后，到2050年可以减少40%以上的新发病例和500万例相关死亡，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谭先杰教授：在子宫内膜癌的防治方面，有哪些现代观念呢？

郎景和院士：子宫内膜癌是发达国家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中国的发病率也逐渐上升。子宫内膜癌的筛查和早诊虽然不像子宫颈癌那样卓有成效，但已经见到了曙光。从组织分型到分子分型、从肿瘤标志物到基因检测都有进步，要特别关注“高风险人群”和”风险人群”。

高风险人群就是林奇综合征 （Lynch syndrome），即遗传性非息肉病结直肠癌家族，该类人群罹患子宫内膜癌的概率达25%~60%。风险人群包括以下几类：内科“三联征”，即肥胖-高血压-糖尿病；体重指数（BMI）＞30 ；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绝经后出血、没有保护的激素补充治疗，年龄＞45 岁的长期使用他莫昔芬的女性，子宫内膜厚度＞15mm， 绝经后子宫内膜厚度＞5mm。尤其是绝经后出血，要特别重视，哪怕只有一点点，哪怕只有1次，哪怕只有1天！子宫内膜毕竟不像卵巢和输卵管那样隐匿于盆腔，可以通过宫腔镜直视检查和取样（诊断性刮宫），目前要做的是寻求更简捷、微创、准确的方法，例如子宫内膜脱落细胞检查等。

谭先杰教授：关于卵巢癌的预防和诊断有哪些现代观念呢？

郎景和院士：卵巢癌仍然是妇科肿瘤医生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困难在于筛查和早期发现。肿瘤标志物和影像学检查可以提供一些信息，但它们还不能成为理想的筛查和早诊方法。可以借助腹腔镜检查及活检对可疑病例进行排查，但它是有创的，显然不是适宜的筛查和早诊方法。

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BOCS）的基因检测及适时干预受到较多关注。但是，包括BRCA基因突变在内的基因检测只能初步判断患者罹患卵巢癌的风险或者对靶向治疗的选择提供参考。通常认为，在一般人群里，卵巢癌的患病风险是1.4%。如果有1名一级亲属患卵巢癌，患病风险就是5%；有2名一级亲属患卵巢癌，患病风险为7%；如果是HBOCS，则患病风险高达50％！对这类人群，在40岁以后预防性切除输卵管和卵巢，能很大程度降低卵巢癌的风险。但是，一律的预防性附件和子宫切除，还不能成为有充足证据的理性常规法则。

谭先杰教授：在卵巢癌的治疗方面有哪些新的观念呢？

郎景和院士：卵巢癌的治疗原则没有变化，仍然是以肿瘤细胞减灭术之后辅助化疗的综合治疗，强调初次治疗手术的彻底性和复发手术的谨慎性，还提出了维持治疗和多元化治疗的概念，包括抗血管形成治疗、以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为代表的靶向治疗和以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等。遗憾的是，效果都不理想。

于是，我们不得不回顾于那些“古训”：不正常出血或绝经后出血是警示信号；子宫内膜癌的肥胖、高血压、糖尿病“三联征”；附件包块的“5种重视和探究”（青春期前、妊娠期、实性、囊性、绝经后）是卵巢癌预防和发现的基础……这些“古训”不应该被不屑与鄙夷，它们仍然是对医生，特别是青年医生的基础训练和宝贵经验。

3  过度诊断、治疗与适宜保守、保护问题

谭先杰教授：我们总会听到过度诊断、过度治疗的讨论，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郎景和院士：坦率地讲，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是当前或者以后一段时间的一种主要问题。它可能和缺医少药一样，是另外一个故事，是一种危险倾向。

一方面，与以前相比，病人似乎更多了，癌症更多了!这是由于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发展以及影像学技术、统计技术的进步，提高了我们认知事物的能力，可以感知或发现“风起于青萍之末” 。例如CT发现 50% 的吸烟者肺部有可疑结节，尸检发现70岁以上的男性中80%有微小的前列腺癌等。再如仅有HPV感染，不一定需要治疗。不同级别的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也各自有不同的处理或管理策略。如果对所有HPV阳性及CIN1病例都给予损伤性处理，就是过度治疗。这里显然有认识和实践的局限及偏颇，也有思想方法和哲学理念的缺憾。

另一方面，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受到多因素、多方位的影响和左右，甚至被市场经济扭曲。科学和医学的良好愿望，经过经济和利益的折射或透镜后，会聚焦于别处，烧灼于社会与病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埃德尔斯坦（William Edelstein）教授更是直言不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变成一支商业军团。在那里，科学正在被绑架着为市场狂奔。”所以，要避免过度，要注意保护！

谭先杰教授：保护什么？

郎景和院士：保护器官、保护功能、保护生理、保护心理。请注意：保护不是保守，保护不是右倾，保护不是怯懦！保护是周全，保护是人文，保护是智慧！

谭先杰教授：怎么讲？

郎景和院士：先谈手术吧！手术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切除病变，恢复解剖，保护功能，手术微创。湿婆（Shiva）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半男半女，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双重性格，不断地创造、破坏和修复——医生的职业特点与此类似，要保护生命，保证生活质量。

对于早期子宫颈浸润癌，特别是ⅠA2期和ⅠB1期的病人，如果患者年轻、要求保留生育功能，可以进行完整切除子宫颈同时保留子宫的手术，称为根治性子宫颈切除术（tracheletomy），发明者是法国医生丹尼尔·达尔让（Daniel  Dargent）。1987年达尔让医生做了第1例手术，2005年他过世了。2年之后，这一手术被命名为 Dargent 手术，被认为是现代妇科手术的典范。我们还应记住他的名言：“外科医生的职责并不是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而是让他们的患者信任他们自己，并为患者提供最适合的治疗手段。”

对于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如无性细胞瘤、内胚窦瘤、未成熟畸胎瘤等，无论期别如何，都可以尝试进行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即切除患侧的卵巢和输卵管。原因有：第一，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的病人都很年轻，平均18~20岁，较少大于35岁；第二，除无性细胞瘤外，肿瘤通常为单侧；第三，肿瘤对化疗非常敏感；第四，未成熟畸胎瘤有向成熟畸胎瘤逆转的趋向。天赦恩宠，留下了一条“华容道”！

同样是子宫颈癌，目前推广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广泛性子宫切除术。子宫颈癌手术的后遗症较多，包括排尿、排便和性生活障碍，原因就是手术损伤了支配这些功能的内脏神经。1961年日本学者首先提出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广泛性子宫切除术，1988年该术式被命名为“东京术式”，其要点就是将极为细小的盆腔自主神经（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从周围组织中做精细辨识和分离并加以保留，此举改善了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谭先杰教授：您说过良性肿瘤或疾病更要讲究器官的保留和功能保护……

郎景和院士：当然！子宫肌瘤剔除术、卵巢囊肿和卵巢冠囊肿剔除术、外阴肿瘤的手术及外阴的修复整形、阴道肿瘤的手术及阴道延长、子宫颈锥切及修复等，都是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器官功能。

子宫肌瘤剔除术尤其值得一提。最早提出子宫肌瘤剔除术的是英国妇产科医生维克多·邦尼（Victor Bonney），我更愿意称他为妇科手术大师。他曾经从1名妇女子宫中剔除了258个肌瘤。他的名言是：“为了半打纯属良性的肿瘤而切除年轻妇女的子宫，不啻一次外科手术的彻底失败！”他著有《邦尼妇科手术学》，目前已经是第16版，堪称妇产科经典名著。无独有偶，另一本妇产科经典著作《铁林迪妇科手术学》（目前为第18版）还强调：“无论多大年纪的子宫肌瘤患者，如果要求保留子宫，都是合理的。”这应该是关于子宫是否保留的现代观念。

谭先杰教授：在妇科肿瘤的药物治疗方面有哪些现代观念呢？

郎景和院士：有些理念或方案未必现代，却是经典的、或者不朽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妊娠滋养细胞疾病的根治，包括侵蚀性葡萄胎和绒毛膜癌（绒癌）。可以说，妊娠滋养细胞疾病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第一个肿瘤，也是上帝“宽恕”人类得治的第一个肿瘤，而传递宽恕信息的使者就是以宋鸿钊院士为代表的一批医生。宋大夫根据丰富的临床材料，进行发病机制的流行病学调查、临床分期、各种转移的表现和诊治，以及大剂量化疗、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及子代随访等工作，使被称为“癌中之王”的绒癌从90%的死亡率转变为90%的治愈率，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级声誉。

谭先杰教授：刚刚出版的《人物》杂志中有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好：“做了58年医生，郎景和知道，再伟大的医生都会被遗忘。刚刚攻克绒癌那段时间，宋鸿钊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时间到了2019年，郎景和收到医学专业出版社寄来的书，里面总结了建国70周年医疗卫生系统的成就，其中居然没有绒癌。这就是医生近乎悖论的职业宿命：医学的每一项进步，最终结局都是随着某种疾病被遗忘，而一起被遗忘的，还有医生们的努力。1918年大流感是人类致死率最高的流行病之一，现在的人们需要阅读文献才能勉强想象出那场疾病的痛苦——绒癌也一样，它被根治后，大部分人甚至从没听说过这种病，那种6个月内注定死亡的恐惧早已被人忘掉……”

郎景和院士：作者很用心，这段话还原的得很好。还好，至少我们没有忘记！除了滋养细胞肿瘤外，早期子宫内膜癌，如果年轻未生育、高分化、组织学类型是子宫内膜样，没有肌层浸润，可以不切除子宫，使用药物治疗，包括高效孕激素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等。对于青少年妇科肿瘤患者，化疗中要重视对卵巢功能的保护。对于年轻的晚期子宫颈癌患者，可以对卵巢进行手术移位或者物理遮挡，以减少放疗对卵巢功能的损害。可以说，保留器官，保护功能，我们一直在努力。

谭先杰教授：微创是手术目标之一，也是“四化”的内容，如何正确理解和实施这一观念呢？

郎景和院士：我们强调微无创是一种观念、一项原则，而不是专指或特指某种手术。从直接意义上，微创是指创伤小、出血少、时间短、痛苦小、恢复快、费用低等；而无创则是将上述诸项几乎减缩到无。实际上，微创手术的术式难以界定，微创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就妇科手术而言，有经阴道手术、腹腔镜手术和开腹手术，总体上创伤是递增的。经阴道手术包括阴道本身病变的手术和通过阴道施行的手术，难度有大有小，从阴道进行腹膜后淋巴结切除是高难度手术。现在还有经自然腔道手术［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NOTES）、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追求更小的创伤。

其他微创治疗还有超声引导下卵巢囊肿穿刺、子宫动脉造影及栓塞等。在无创方面，最值得骄傲的是高强度聚焦超声消融手术（HIFUS），其可以治疗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瘤甚至恶性肿瘤。它是完全由我国自主设计和制造的大型医疗器械，是真正的中国品牌、中国制造、中国技术、中国标准！

一个医生应该掌握各种手术方式，又善于形成自已的特长。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用一种方式完成所有的妇科手术，同样不能、也不应该要求所有妇科医生都能用腹/宫腔镜施行任何手术，更不必建立“零开腹的手术俱乐部 ”。 

再次强调，在追求微创的过程中，并发症的防治是须臾不可忽视的！不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不论年轻医生，抑或比较有经验的医生，甚至内镜技术专家，都有不同遭遇危险的机会和遭遇不同的危险。警惕“微创”变“巨创”！

谭先杰教授：“微创”与“巨创”的转变有时就在瞬息之间，很多人都遭遇过。在肿瘤的治疗中，近年强调无瘤化原则。您能就这一问题谈谈吗？

郎景和院士：无瘤技术的概念其实是20世纪提出来的，主要是指在做恶性肿瘤手术的时候，为了减少或者防止癌细胞脱落、种植、播散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无瘤技术的目的一是为了防止癌细胞沿着血管和淋巴管扩散；二是防止癌细胞在手术新鲜创面上种植。无瘤化概念和理论都是围绕这2点体现的，无瘤技术是外科医生包括妇科肿瘤医生术中必须遵守的原则。我国的一些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不如国外报道的高，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我们的肿瘤医师执业制度不够完善，术中无瘤概念或技术的把握不够严格，导致肿瘤的医源性种植、播散和转移。

谭先杰教授：无瘤化有哪些基本原则呢？

郎景和院士：国内多个专家都论述过这一问题。大致有几点：肿瘤手术中肿瘤不可挤压原则；屏障肿瘤的隔离原则；尽量锐性解剖原则；减少恶性肿瘤术中扩散原则；减少癌细胞污染原则；肿瘤整块切除原则等。具体就不展开了，据我所知，《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今年第1期“专题笔谈”的主题就是“妇产科手术中无瘤防御问题”。

4  医学人文观念与医学哲学思想

谭先杰教授：您关于医学人文的论述很多，还有关于《医学与文学》《医学与哲学》《医学与美学》等的专门讲演。在妇科肿瘤的诊断和治疗中，如何融入人文观念和哲学思想呢？

郎景和院士：我记得2012年我们就讨论过妇科肿瘤诊断和治疗中的人文问题（参见《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12年第5期院士访谈，编者注）。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我们知道，医学的永恒价值是真，本源追求是善，最高境界是美。但医学也有两大特性：第一，局限性，因为医学的特点是研究人类自身，而人类自身未知数最多；第二，风险性，因为医疗的特点是在活的人体上施行诊断和治疗。实际上，关于真或者真理，是需要质疑、需要反思、需要争论、需要等待的。美国学者罗蒂（Richard Rorty）说：“真理不过是我们关于什么是真的共识，我们关于什么是真的共识不过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状态，而并非科学和客观的准确性。”妇科肿瘤的诊治决策、手术观念，包括诊治规范和指南，同样如此，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变化。医学是科学、哲学与宗教三个维度的交集，宗教是思考孰与，科学是思考事实，哲学是思考方法，医学是思考爱人。所以，一定要将人文关怀融入到诊治过程中。

谭先杰教授：如何理解医学与哲学的关系呢？

郎景和院士：哲学，是对人生的一种反思。但反思的人并不多，有系统反思的思想者更少。哲学，就是“思想我们的思想”，包括思想我们的医学。还有人说，哲学是一种乡愁——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医学与哲学是相互影响的，哲学始源于医学，医学归隐于哲学。希波克拉底说：“医学没有哲学的普遍真理不行，哲学没有提供给它的医学事实也不行。” 我曾写过一段关于医学的断想：诞生或者生命，或者生存，是宗教的，是神话的，是神秘的，也是科学的，是生物学的；死亡也是神秘的，神话的，宗教的，生物学的和科学的。所以生死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过度的治疗，任何过分的干预，终究徒然，医生只是在尽力而为。人和其他生物一样，甚至和自然界的任何物体一样，都是自然的一物，最终要回归到天地，归于尘土，谁都不能扭转这个事实，医生只是尽力来帮助病人减轻痛苦，延长生命。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医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

谭先杰教授：您讲过当前人们对哲学观念的理解有些偏颇，医学实践也存在弊端。

郎景和院士：是的！实际上，伟大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在100多年前就曾指出: “医学实践的弊端在于历史洞察的贫乏、医学与人文的断裂、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这3道难题至今依然困惑着我们现代医学及医疗的发展与改革。在妇科肿瘤的诊治中，出现了技术异化：“唯技术论”“技术至上”“技术经济化”，“医学技术”成为医疗的代名词，医学追求“浮躁化”。还出现了唯“客观”是瞻，见病不见人。如果仅仅让实验室检查报告传达信息、仪器设备示波闪烁，医生的心智会“板结”和“沙漠化”；病人的意念会“孤独”和“迷茫”。我们和病人之间要有交流的艺术，而不只有沉默的技术。我们需要在人与人（病人与医生）之间讲故事，而不是在人（病人）与冷冰冰的机器之间讲故事。

我们在和病人的交流中要注意技巧，注意尊重和倾听，注意耐心和接受，既要坦诚地沟通，肯定她对的方面，澄清她模糊的方面，又要注意引导，还要善于总结。“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鸣(同情）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 ，是无能力的表现。”这是1989年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日本福冈宣言的内容。我的话是：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

谭先杰教授：再次感谢您接受采访，您能给年轻医生一二句话作为勉励吗？

郎景和院士：医生的培养成长是多方面、全方位的，达到“心近佛，术近仙”。而只有从医学本质上修炼，才能真正提升我们的职业精神、职业智慧、职业洞察和职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