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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师黄永年先生刚刚故去的那段日子，哀思无日不萦绕于胸间。悲痛的心绪，时常把我带回到过去，回到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里。1982年初，我在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史念海先生的指导下，读历史地理学硕士学位。第一次和两位师兄去导师家里拜谒，就在史念海先生家的客厅里，见到了师大的黄永年先生。这一年黄永年先生招收了两位唐史专业的研究生，在名义上，并不是我的导师，但这一天我们入门拜师，史念海先生特地请黄永年先生一道坐在那里，接受我们的礼拜，分明是让我们执入室弟子之礼向黄永年先生求教。事隔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很谨慎地和先生说：“我只能算作是您的私淑弟子，不敢盗用您学生的名义，出去招摇撞骗。”先生立即正色回答说：“你就是我的学生。”话讲得理直气壮，除了多年来一直对我耳提面命加以教诲之外，我想先生也是把这次最初的见面，看作是我对他所行的入门拜师之礼。我本科念的是地理系，虽然考上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但对历史学界的情况，了解非常有限，当时并不清楚座上这位神色庄重的老师，到底是怎样一位人物。不过，史念海先生对我们学习所提出的两点明确要求，都与黄永年先生有关：一是告诫我们读书要努力打好基础，为此，首先要认真听好“永年先生”开设的所有课程，特别是学好目录学知识；二是告诫我们读书要肯下苦功夫，而用功与否的具体检验标准，便是“永年先生每天读书花多长时间，你们就要读多长时间”。读研究生要花苦功夫，对此我有心理准备，听到这些要求，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觉得这岂不是让黄先生来引导我们入门读书，这位老师一定非同小可。随后在黄永年先生带我们几位同学去熟悉图书馆的过程中，则使我对这两点要求，充满了惶恐和敬畏。路上经过放映电影的露天场地，我好奇地自言自语说：“哦，怎么会是这样看电影？”先生听到后，皱了皱眉，有些不耐烦地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看电影。”业精于勤，荒于嬉，史念海先生刚刚要求我们要勤奋读书，我却首先关注起怎样看电影，话刚一出口，就有几分自责，可是听到黄永年先生说他从来不看电影，还是让我大吃一惊，我以为这是对我的间接训斥。随后经过浴池，我想洗澡总是人所必为的事情，这不会犯什么忌讳，便又自语道：“原来是在这里洗澡。”孰不料先生同样皱着眉头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洗澡。”说罢，带着我们直奔图书馆而去。在我看来，从来不看电影，差不多意味着没有任何消遣和娱乐；从不洗澡，则更为不可思议，这意味着对饮食起居完全不管不顾，只是一味读书写文章。怪不得先生给我们介绍如何利用图书馆时，讲得是那样明了，原来他的生活只是看书。心里想，史念海先生若是把我们交给这样的老师来调教，未来几年的学习生活，不知会何等恐怖。初听先生讲课，更进一步加重了这样的畏惧。从第一堂课起，先生对那些空泛虚假“学术”的贬斥，就滔滔不绝于耳，其疾言厉色的程度，我背地里一直是用“咬牙切齿”来形容。勤奋以至于忘我，严厉而近于苛刻，这便是我对先生的第一印象。事实上，这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是先生一以贯之的作风。不仅是我们这些学生，我想了解先生或是认真阅读过先生著述的人，大多都会叹服先生文史素养之渊雅深醇，分析问题之邃密犀利。我不知道，从总体上来综合考量，在同辈学者当中，还会不会有人能够与其匹敌。在历史学方面，先生精熟先秦史、隋唐史与北朝史、明清史特别是清代学术史几大部分，而且对其馀各个时期的史事，也都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先生同时还兼通古器物的研究。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先生精通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对敦煌文书也不乏精湛的论述。在古典文学方面，先生熟悉历代诗文辞赋，对《诗经》、《楚辞》，对《文选》，对韩愈和姚鼐的诗文，对李商隐、吴伟业、王士祯、黄景仁等人的诗，还有系统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特别是对古代文言小说和话本章回小说，研究更为精深。在文史才艺方面，先生善书法，精篆刻；能赋诗填词写对子，能写典雅的文言文，包括骈文，借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完全“可以冒充清朝人的文章”；此外，先生还富藏善本古籍碑帖；等等。虽然说先生天资聪颖过人，读书博闻强记，只要是他感兴趣的内容，几乎可以达到过目不忘的程度，但一个人涉猎如此广博的范围，并写出诸多高水平的著述，还是需要付出全副精力，才能够做到。记得1989年春节的除夕夜，先生邀我到家里吃晚饭，见我进屋，先生匆匆打了一个招呼后，便埋头写作。吃饭时，我和师母以及寿成师兄围坐在桌旁，先生却一直没有离开书桌，是师母把一碗饭端到书桌前，先生这才放下手中的笔；急忙吃下这碗饭后，则又继续伏案工作。直到9点多钟，写定文稿，才算开始过年。我询问先生后，知道刚刚搁笔的乃是《唐史史料学》的书稿。后来每当我自责疏懒的时候，眼前都会浮现那一个除夕之夜先生紧张疲惫的神色。先生的对学术要求的严厉，形诸文字，有目共睹。这里有对欺世盗名者的斥责，有对不良学风的批判，有对不同学术观点的质疑商榷，也有对他人学术论著瑕疵的匡正，性质并不相同，目的却只有一个，这就是切实推进学术研究。先生是以学术为天下公器，其间并不掺有丝毫个人意气，一切都出自对学术的真挚追求。时下国家提倡学术创新，方向虽然完全正确，但对于学术界来说，实际却是一种无奈的自我讽刺。因为本来只有具备创新意义的成果，才堪称学术；治学而需要特地标明某某成果属于“创新”，这表明虚假浮薄的伪学术，已经充斥学术领域。假如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像先生那样严肃认真地对待学术，也许就无须由国家出面来做这样的倡导。不过，勤奋和严厉，只是先生形象的一个侧面，并不足以概括先生的风范。在先生身边，其实能够看到更多与此完全不同的面貌。先生外表看似威严，为人处事其实非常随和；对后生晚辈，尤其如此。听先生讲课没有太长时间，就和先生彼此熟悉起来。我这才弄明白，先生说他“从来不洗澡”，是不去公共浴池，每天在家里沐浴（那时大多数家庭里通常还不具备洗浴条件）；“从来不看电影”似乎也只是中年以后的事情，年轻时并不是这样。不仅如此，而且还知道先生对饮食起居和仪态装束都相当讲究，甚至达到很精致的程度，绝不是那种邋遢不修边幅、只知道板着面孔读书的苦行僧式学者。除了收藏古籍碑帖、作诗写字刻图章等文人雅事，先生还有很多与学术毫不相干的喜好：喜欢养猫（锡猫名以“若寅”，与孙女“若琰”联名），喜欢笔尖尖细的高档金笔，喜欢精致的名牌手表；喜欢吃奶油、猪排、金华火腿和东坡肉，尤其是红烧肘子或是东坡肘子；甚至还很欣赏自己在照片里的表情，知道有人说他长得像反派角色明星陈述，竟得意地嘿嘿发笑。其实就连先生读书，大多也只是为满足自己的情趣。先生读李商隐的诗如此，读吴梅村的诗如此，读王渔洋的诗如此；读《太平广记》和《西游记》同样如此；即使是读两《唐书》与《资治通鉴》，也依然如此。在课堂上听先生讲述李唐宫廷政治，神情一如谈论《太平广记》里的狐狸精，《西游记》里的牛魔王和天蓬元帅，无不情趣盎然。先生读书撰文很勤，有时也很累，但绝无一丝一毫苦楚，若不是兴之所至，觉得好玩有趣味，绝不愿硬着头皮，勉强去做。因此，读先生的文章，不仅能够读到学识，还能够读到率真的性情。先生的文章，在自然积蓄的底蕴上，宛若天成妙趣，处处透射出机敏的灵性，绝然看不到那种自虐式的苦功。不过，也正因为过于率性，先生只把他的学问，写出很少很少一小部分，留给我们，而随身带走了更多更多。先生烂熟于胸的学问，有些方面没有写，是由于缺乏兴致动笔；有些方面是被他看作人所应知的常识，以为根本不必写；还有一些方面，则是有意回避不写。譬如在先秦史方面，先生对《左传》熟悉到大体可以背诵的程度，却没有写过很专门的文章，原因只是童书业先生系以治先秦史为专长，先生不愿别人误以为他是在承受着岳父的荫庇。随从先生读书没有多久，最初的严师形象，不知不觉中已经转换成为一位充溢着慈爱的长辈，每当私下里见面，便放肆地插科打诨，和先生开起了玩笑。先生评判学术虽很严厉，但对学生的考试和学业论文，却从不做苛刻的要求，只是循循诱导学生主动学习，勤于思考。学生们听课时往往都有些担心，考试成绩一出来，则是皆大欢喜。读书期间，我曾练习写一篇关于唐长安城都亭驿位置的小考证文章，呈请先生指教，先生审读后鼓励我说，内容很好，方法也对头，不过文字表述实在不像样子。为帮助我提高表述能力，先生竟亲自动笔，逐字逐句一一仔细修改。后来我以《隋唐两京丛考》来作博士论文，就是基于先生这次批改文章的因缘。即使我等后学晚辈在学术上提出不同看法，先生也绝然不以为忤。譬如我写唐骊山华清宫长生殿的来由，与先生看法不同，先生还主动帮助修改文字，鼓励我发表。先生经常说，我是顾颉刚先生的学生，鼓励学生和老师商榷讨论问题，这是顾门的传统。我修养不好，很容易冲动，也很固执，有一次竟因事恶语顶撞先生，拂袖而走；还有一次与先生争执不休，毫不礼让，惹得先生拍案怒斥，厉声宣示要将我逐出师门。正是通过这两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先生严厉外表之下异常宽厚的胸怀。事情过后，我依旧负气避开不理先生，都是先生主动找我谈话，没有训斥我的无礼，没有责骂我的轻狂，而是语重心长地劝导说：“辛德勇，你这样的脾气，一定要改一改，不然的话，将来在社会上不知要吃多少亏呀。”因为性格刚烈，先生自己曾受到过很多不公平的对待。每当回想起这些话的时候，我都能深切感受到先生话语中饱含的关怀和期望。先生谈话风趣诙谐，但性情刚毅，轻易不表露情感。读研究生时，我因基础差，为多看些书，连续有两个春节，留在学校，没有回家乡东北。先生知道后，为消解我的孤独，就让寿成师兄来叫我到家里去过除夕。除了吃年饭，先生什么也没有讲，但我能感受到先生的慈爱。1992年我离开西安，调到北京工作，先生还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请师母特地做我爱吃的锅贴，为我饯行。当时我饭量很大，烙出一锅锅贴，先生和家人都不吃，眼看着我独自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先生才放心地目送我去往车站。在西安随侍先生读书问学十年，留在心底里的最后一幕场景，就是先生看我吃锅贴的眼神。 （作者：辛德勇，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陕师大历史系1982级研究生，陕师大历史系1985级博士生，现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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