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当了国军，可记得千万别生病

在网络文学中，国军抗日的穿越题材曾经风靡一时。不过，无论怎么“穿”，主人公一落地，一定就得有个国军军官、地主家少爷的身份。一般军衔不得低于少校，家里土地不得少于三百亩，否则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看来，这些“国穿”作者头脑都挺清醒，知道穿越成普通国军士兵，等于参加极限生存挑战。要帮助蒋公完成既“攘外”又“安内”的“宏图大业”，有一定的身份门槛，否则任何一个细节都会要了命。按照国军对自己伤病员的缺德操作，普通士兵一旦患病或者受伤，等于收到了死刑判决书。

在一般印象中，军人作息规律、饮食健康，身体素质会比普通人更好。可是国军正好相反，根据我国营养学的奠基人、抗战时国军陆军营养研究所主任万昕的调查，抗战前期，国军士兵们每天仅能得到22两大米，摄入热量仅为2867卡：

资料来源：陆军经理《国军给养之商榷》万昕著

在当时的中国各行业人群中最差，远不如工人、农民：

“而农民及工人者，则高至2956-3300卡矣”

一个体重55公斤的成年中国人，每天仅仅维持生命就需要2400卡热量，而士兵还要进行训练、劳动，实际需要热量为3500卡：

而且他还认为，由于士兵们基本吃不到肉类、纯素食消化率也低于荤素搭配伙食，能不能得到这2867卡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最低之膳食，决不能供给2800卡”

再加上长官们为了节约食用油，大都选用萝卜、土豆等无色蔬菜，把规定的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只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进一步破坏了食物的营养。

1941年驻扎浙江的国军就由于常年吃不到肉和油，严重缺乏脂肪和蛋白质，以至于夏天也要穿棉袄。大部分士兵全年只有一件衣服、军营里也没有任何洗澡设备、厨房就放在在厕所的旁边，所以皮肤病、肠胃病患病率几乎100%。性病等烈性病也交叉传染，1939年到1940年间，驻扎西北地区的国军中90%都患有淋病，30%患有梅毒。【资料来源：高斯致美国国务院函《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1942年9月14日，美国国务院文件，检索编号893.22/47附件】

由于不发蚊帐，国军普遍大面积的患有疟疾，甚至整个团都一起打摆子，完全丧失战斗力。比如土木系的第18师，1942年全年没有参加任何作战，然而所属的11000人一年内就地损失了6000人；在陕北保卫延安的胡宗南部队，完全不参加任何抗日作战，每个师每月也平均损失300-600人。【资料来源：赖斯致高斯函《兰州所见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1943年12月4日，美国国务院文件，893.22/52林特沃尔致艾切森函《中国的士兵》1943年8月14日，美国国务院文件，893.22/50附件】

这两个派系在国军中还是公认待遇最好的，其他部队的情况可想而知。

抗战后期，国军的“32年编制师”额定人数为7000人左右，由于吃空饷、逃兵和作战伤亡，一个师能有五千人就算是党国栋梁了，而根据蒋公的亲自视察，这五千人里大约会有1000人病得站不起来。

现各部队逃兵病兵甚多 “往往一师之中，病兵多至千人”、“外人实地视察报告我军士兵伙食营养不良”

1938年，国军孙渡所部从云南赶往长沙，在贵阳一带因为天气炎热，大批中暑死亡，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处理死亡和掉队士兵；

“入黔后天候酷热，时疫流行，沿途迭次注射针水，处理落伍病兵及死亡者……”

1940年12月，河南渑池县的国军某部“全连……七十余人中……不害目疾者，仅二人”，由于砂眼和营养不良导致的夜盲症，全连已经接近失明或即将失明。【资料来源：蒋梦麟回忆录】

疾病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军战斗力，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稍微加强一点营养摄入、提高抵抗力就行了。万昕在报告中建议，只要把大米供应量从22两提高到25两，同时用黄豆代替一部分大米改善蛋白质供应、增加食用油、用有色蔬菜代替无色蔬菜、用炒菜代替煮菜，每天再增发一点糖和茶。这样花费不多，就能大大改善士兵的营养状况，减少患病率。

应该说，蒋公还是接纳了这个建议，御笔要求手下计算：给重病和重伤的官兵每周吃一次豆腐、两次黄豆粉，每个月吃一次糖果和茶叶需要花多少钱？

“为增加伤兵官兵营养计，以后拟每给每一伤病官兵每周吃豆腐一次黄豆粉二次”

不过嘛，这事也就停留在计算阶段，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伤兵每月至少要吃糖一次”

和大部分战前准备工作一样，国军的战场医疗救护也是临时抱佛脚。迟至1935年国军才匆忙建立了军医署，统一领导军队的医疗工作。机构是建立了，但却没有专项经费。

“军医署每月经费【】70万元……但以24年度军务费不敷甚巨，业经分别核减”

最后好歹是从炮兵学校建设经费中挤了点渣渣出来，军医署才能正常运作。

抗战爆发后，由于伤兵人数急剧增加，国府对此毫无准备、手忙脚乱。1937年9月才由蒋公亲自下手令，开始成立伤兵管理处、制定伤兵薪饷发放标准,火烧眉毛了才搞这些基础工作，真不知道之前他们在忙个啥？

因此，整个国军中只有不到2000名合格军医，医生和士兵的比例是1比3400，相比之下当时英国军队每280人有一名军医，美国军队每150人有一名军医。国军倒是火线提拔了28000名担架兵、急救员来担任所谓的“军医”，可这种凑人数的表面文章，哪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

除此之外，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材也是常态，大部分战地医院连毯子都凑不齐，就这样进入一场长期战争，后果可想而知。伤员的战地抢救、后送更是一团乱麻，大部分伤员都需要自己爬到兵站去。比如淞沪会战，国军的状态最好，又是在国府的京畿重地附近打，红十字会、上海市民自发组织的救护队也积极帮助。在这么多有利条件的加持下打了半个月，九月一日军统报告：国军伤员流落租界、无人理会，人数高达三千人之多，很多小伤被拖成重伤，重伤拖到死亡。

“又中国伤病兵收容于租界内及慈善团体者，其数约有三千人”

这时蒋公才发现情况不妙，于是进一步加大了发手令的力度，结果也是然并卵。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期间，江西和湖南城市乡间仍然是爬满了伤兵，无人收容管理，甚至湖南老百姓都看不下去了，直接上书蒋公，请他发发慈悲。

“湖南宁乡公民徐葆荪等呈，为病兵载道、啼饿号寒、情殊可悯，伏乞设法救济以便增强抗战力量”

对此，蒋公也一如既往的用手令狂喷，甚至威胁要对何应钦处以军法。不过也没啥用，长官们内心甚至毫无波澜。1940年后国府退到西南地区，西南各地流落街头的伤兵也跟着暴增，在云南曲靖往贵州独山的公路上，这些在抗日中受伤的伤兵们流离失所，形同乞丐，毫无目的的向云南方向沿路乞讨而去。他们与被长官们押送往前线的壮丁新兵擦肩而过，一进一退，两种人群都如行尸走肉一般，在沿途留下无数倒毙的尸体，形成了国府抗战之路上令人毛骨悚然的路标。

“其沿途应由军医署或者会同伤兵之友社筹设病兵收养收养所……如有士兵沿途倒毙者应……代为收殓”

那些运气好能自己爬到医院的国军伤兵，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缺医少药，到医院只能是“拖”，而不是“治”。治不了也就罢了，国军的医院连“拖”的条件也不给他们提供，这里不仅医疗条件差，伙食条件更差——连重庆附近医院的伤兵，每天也只能吃到一顿稀粥、一顿糙米饭，有的医院能提供一个蔬菜佐餐，大部分连这也没有。

“重庆附近伤兵亦只吃一饭一粥”

缺乏营养，伤兵自然恢复得慢。那么，医药、伙食条件不好就算了，对这些抗战有功的伤员好好照顾，给个卫生的环境，行不行呢？这……也不行，医院为了节约几个柴火钱，都普遍不给伤兵洗澡、洗衣服，伤员们不久就全身长满虱子，皮肤病、疟疾和伤寒又开始在医院里快乐的大流行。【见上图】

更奇葩的是，假如个别运气好的伤员把伤“拖”好了，出院或者转院时，国军的医院还要收回衣服，让他们裸体出院。1941年后蒋公觉得这实在过于有碍观瞻，亲下手令，伤员们才不用光着屁股出门了。

“零陵第62伤兵医院有于伤兵出院或转院时勒令交还衣服以致伤兵无以蔽体，此不仅有碍观瞻且有害病体”

俗话说，是非曲直全靠同行衬托，我们不妨来看看同时期敌后人民武装的医疗条件。

以新四军为例，作为一支由几十上百支零散游击队集中起来改编的部队，医疗准备更加仓促，1938年2月才成立军医处。由于部队深入敌后打游击，没有固定根据地，大多数时候只能把伤病员分散在老百姓家里养伤，甚至手术也要在百姓家里进行，战事不紧张的时候才能把伤员集中起来治疗，条件比国军差得多。

但是新四军军医处很快就建立了前方和后方医院，都设

置了门诊部、化验室、手术室，能做比较复杂的手术，后方医院还有发电机和X光机，晚上也能正常运转。病房虽然是祠堂草棚，但是管理严格、记录准确，有营养室给重伤病员特别饮食，专人擦洗身体、有淋浴室和灭虱室，病房环境整洁，墙上还有竹筒插野花美化环境。在皖南事变发生前，收治伤病员6000多人，做了1300多台手术，治愈率达到82.9%。某些国军中顽疾，到了四爷这里就能基本根除，比如1938年新四军部队中有90%的人患疥疮，经过加强预防和医院治疗，1940年时患病率就降低到了4-8%，在1945年的一次战斗中，新四军3师的750名伤员，由于军医院靠前部署，同时展开三个手术室，就地抢救，死亡率只有2.69%，甚至超越了几十年后今天很多军医院的记录。

相比之下，全面抗战八年国军医院收治伤病员总计199.2万人，其中出院归队的103万人；逃亡53.5万人、死亡37.6万人；病死逃亡占比合计高达45%。这还是能够活着抵达军医院的，加上死在途中的、病死后被虚报为逃亡的、甚至活埋后上报战死的伤病员，比例只会更可怕——妥妥的是二战中最失败的战场医疗！

对这个问题还真不能说蒋公不重视，抗战中他对伤兵安置的各种手令多如牛毛。病急乱投医，一会要战地服务团负责，一会要各县、乡保安队负责：

一会要省府负责：

还要伤兵管理处每天书面报告究竟干了个啥：

可是，就如美国记者评价的那样，国府的官员“都是一堆好看的电钮，按下后会出现一团五颜六色的光，但按钮后面并没有发生任何动作”。有人说，“不要只关注国府高层的不做人，要从抗战的各个细节去发掘国军长官们的光荣事迹”。可是，正是因为国府德不配位、高高在上、完全脱离群众，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军队、政府内，从来没能建立稳固的基础，缺乏执行政令、反馈信息的基础，遇到治疗伤病员、安置残疾军人这种需要整个政府体系协作、配合的工作时，国府肯定只能躺倒挨捶，无论蒋公发多少手令，也改变不了半瘫痪的现状。

那些负伤、残疾，却不得不流落街头的抗日将士，也正是是国府行将毁灭和必定毁灭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