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玉雕（五）

（接上文）

“艺出多门”，所以潘秉衡说：“艺不饶人。”但在旧社会，艺人既要以艺养身，又要以艺保身。所谓“秘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也是由此而来。潘认为：一个艺人，怕人学自己的手艺，谨守而不示人，这至少是一种“艺穷”的表现，所谓只此一招，别无他长。这样的人，肯定也一辈子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妙处，难以使自己步步提高。基于这种认识，潘的为艺从学，历来都持“门户开放”政策。他说，这样于人有益，也于己有益；兼容并蓄，择其善者而从之、化之，则可以纳众家之声成一家之言。

故而，谁要是诚心诚意登潘门求教，潘总是和颜悦色，待之以诚，倾己所知，循循善诱。50年代辽宁派来了一位高姓技师，60年代甘肃派来了一位雕刻艺人骆石华，他们拜潘老为师，在他身边两年，潘均与北京学员同样对待，使二人学成而归，为东北、西北的玉器生产培养了人材。

潘秉衡授徒，深恶“填鸭式”的耳提面命，一向是以亲相见，作启发式的“因材施教”。

玉器行业的学徒，最怕伤料、坏活。过去的作坊学徒，一遇此事，轻遭呵叱，重则鞭笞（因为玉器的损伤，一般是赔不起的)。但潘不是这样。他以为，对青年人应多事启发，尊重其自尊心。尤其是搞玉器，首先要壮其胆识，不让他畏葸不前、缩手缩脚。所谓“胆大人艺高”、“艺高人胆大”，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这样，潘自40年代初开始当师傅带徒弟，从不呵责，但亲严并加，因材施教，教之有方。无论器皿、人物以至像“压金银丝嵌宝”等技艺，都因此而后继有人。

这里简要叙述潘秉衡早年授徒的一个故事。那是40年代初期，潘在与师兄弟合伙开设的恒兴永带了几个徒弟。其中一个刘姓的，刚刚满师，在年关前要做完一对碧玉《碗》，打算在年夜交行庄，换回钱来作过年开支。这是眼看要到手的钱了。但是，刘某不慎，在最后修琢中将其中一个跌落在地，打得粉碎。小刘当时吓得呆若木鸡，等待师傅呵斥，甚或更严厉的处罚。不少师傅怒不可遏地责备他。

惟独潘老艺师不动声色，只是平静地说了声：“以后注意点。不必担惊受怕，这桩事由我来圆场。”他要回已经做成的另一只碧玉《碗》。第二天，他亲自上凳，亲手为这只单碗“锦上添花”，重加装饰修琢。不几天工夫，一只艺术灿然的碗做成了。把它拿到市上，竟然卖了原来一对碗的价钱，弥补了碎碗的损失。这岂止使艺徒刘某终生不忘，更使不少师傅大获教益。后来，刘某长大成材，成为北京玉器行业的器皿制作能手。

潘秉衡艺人的技艺经验比较丰富，此处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备述。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将另行编辑成书，连同艺人生前作品、画稿等资料一起发表，以飨读者。

潘秉衡于1932年成亲，夫人李玉蓉，与潘同年，1976年故去。李氏略通文墨，曾襄助艺人为艺。遗三子二女。三子均继承父业。

我们看过了潘秉衡老的故事，下面我们再看看另一位琢玉大师，有着“北玉一怪”之称的王树森老的经历。

说起王树森，当然首先要从玉说起。世界上只有中国才可列为玉的国度，五干年的文明史同时也就是一部玉的历史。所以，现在有些学者据考古发现的丰富文物资料，提出中国早期曾有一个以玉为特征的“玉器时代”或“玉器文化”。但几千年来，琢玉的人有几个能青史留名呢？也不过就是元朝的邱处机、明朝的陆子冈，再就是名头儿不大的少数人了。

玉雕发展到近现代，北方琢玉队伍终于在历代工艺风格不断沉积的基础上，出现了自己的一代宗师巨匠，即潘秉衡、王树森、何荣、刘德瀛这著名的“北玉四怪”。应该说，王树森是其中别具特色者。王树森的艺术成就是显赫的，即以经济创收这一条来衡量，就能说明问题：60年代他做的一块翡翠佩，被香港中艺公司以180万人民币买去。

但是，王树森的家庭和童年却是非常普通的。

1917年3月23日，王树森出生在当时的北京郊区右安门外一个贫穷手艺人家庭。父亲王恩忠，号子厚，十四五岁时。只身离家到城里玉器作坊学徒，历尽辛苦，至艺成出师。婚后，因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遂留下家人到崇文门外东河沿与几个手艺人合租简陋小屋，专做玉器加工。

王树森童年时代，正值中国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农村生活艰苦，母子二人相依为命，靠老人做针线活挣钱度日。王树森9岁时，散兵游勇强占民房，母子二人无栖身之地，只得投奔城内父亲住处。从此，王树森生活在艺人中间，耳濡目染，幼小心灵受到艺术熏陶。

王恩忠作为玉器业的“过来人”，深知玉器行业的苦衷。有这么几句话：“上辈子打爹骂娘，下辈子罚干玉行；夏天里烂手，冬天里锅凉。”因此王恩忠希望儿子即使不能读书做官，也要去识字经商，绝不可再走自己的旧路。

有些事情就是怪，你愈希望的反而愈办不到。王树森到底是命中和玉有缘的人，他既不愿读书，也不愿经商，对于绘画、琢玉、说书却分外有兴趣。加上他性格倔强，天性聪颖，父亲王恩忠百般无奈之下，终于一改初衷，带子走上了琢玉的道路。

王树森13岁“上凳”练活，不到20岁，就在崇文门外一带众多玉行人中崭露头角。他创作的《文殊菩萨》、《洗象图》等许多作品，为行家们珍藏之物，绝不肯轻易出售。他前期活计的主要特点是形象生动，刀法精卓，一招一式，皆有生活作依据。在他晚年授徒讲到象的特征表现时，曾草就一图，特征准确、角度抓得很妙。此图后被有心的学生悄悄收了起来。

王树森之所以取得成就，主要是因为他“心高”。他曾说：“举凡万事万物，只可我不用，不可我不会。”于是，他舍得出汗，舍得下力，一味执著追求。每日晨起，他便上市，去玉器交易所观察各样的玉器。有时候，他一天要走几十里。他虚心好学，广泛涉猎，不但从本行业的玉器作品中取长补短，而且借鉴民同各类雕塑品的手艺。旧北京的大街上有许多牌楼，如东单、东四、西单、西四牌楼和前门五牌楼等，都有雕刻作品；古玩铺中的牙雕、木雕、瓷塑，隆福寺、蟠桃宫各大庙宇中雕梁画柱，都是他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

他细心观摩雕刻的手法、设计的技巧、摆布的方位。庙寺中供奉的菩萨、神佛，大殿两旁的十八罗汉，各式各样塑造得神像，从姿势到面貌轮廓，他都细心端详，牢记在心，回到家里抽空默画在纸上。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以众生为师”。

今日的玉雕工艺美术大师李博生是王树森的高足。一次为创作济公的形象，王树森掏了几毛钱给李博生，让他“整日'泡’在酒馆里”，看那些不是几口喝尽，而是久咂久坐的那一层劳动人，在喝透之后是一种什么模样。看后，李博生觉得果然有启发。

王树森的个性也是一般人中少找的。在他上凳学艺一年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外国客商向瑞文斋老板周启瑞定制了一批骆驼件。周接受订货后就找到了王家父子，议定先做好样品试看，价钱说好一块钱一个。

王树森尽管平常常在京中见到驼队，接活后，又一连几天去骆驼较多的街巷观察、构思。当他上手后，不到一天就做好了一队骆驼样品。由于他选用了质地较好的蛋黄色岫玉，故活做完后，形、质、色均逼真如活，使周老板大加赞赏。可就在这时，王树森未经父知，突然向周提出，要把工钱加到五元一个。周极为恼火，因为价钱早有议定。但王树森拿起活就走，周欲罢不能，只好以一套七个付二十五元认可。事后周老板责怪了王恩忠，王恩忠虽然对儿子甚为不满，但内心里不能不为儿子的能耐而感到高兴。

谁都知道这么一句老话：黄金有价玉无价。既然玉雕如此珍贵，有些人便以为琢玉的大师家中一定珍藏着天下绝品。实际上，王树森家里是从不沾一个玉星儿的。他的处世准则是：琢玉的人家里不能有玉。他曾说过：“过去做活，那东西是掌柜的和客人的；现在做活，东西是国家的，绝不能沾了，这是咱琢玉的人的德性！”

在王树森青少年时，有一件事给了他很大教育。一次，一个外国客人找到王恩忠，要求把拇指大的翠戒面给改琢一番，使它更玲珑剔透些，手工钱议定为三块。王恩忠在客人走后把活扣在了茶盅下面，急着出去办事走了。

这本来是父亲的活，但王树森却自恃年轻艺高，拿来就给上了凳。干完活又照样扣在了碗下。等王恩忠回来，王树森拿出小拇指头大的一块绿翠给父亲看，并问他“值多少钱”？王恩忠顺口答道“六块钱”。小王树森很得意，告诉父亲是从那大活上“抠下来”的。这一下王恩忠怒了，他命令儿子趴在那儿，解下踩板猛打上去，小王树森一捂屁股，这一下就打在了小拇指上，当场就断了。很多人不知道王树森的断指是怎么回事，原委即在此。可指断并没影响王树森的成就。由这事根植的玉德，使王树森终身受益。一些后人也因此受教。

后来，王恩忠老先生冷静下来再看那活，发现相当好。外国客人来取活，也极为满意，完全符合他的想象要求。

王树森和玉的缘分太深了，所以他对玉极负责任。用俏色必须用绝，他才觉得对得起玉。对开料这样简单的工作，他也绝不含糊。有位徒弟鼓动他自已单干一摊，可他从此和这徒弟疏远了感情。

生活上很多人都知道王师父“抠”。他自己的亲兄弟生活境况很不好，他从不接济，并且还说：救急救不了穷，个人的日子个人“掂配”。徒弟们到家玩，师母自然要张罗应酬，让老王拿出花生来招待，王树森得亲自从身上解下钥匙开柜。有一回，一个一分硬币掉到了地上，王树森那时身子正肥胖（他自称一生“三胖三瘦”，且都和时局有关)，他瞪眼看了那钱一阵，才猛地俯下身，把钱拣起来——没有这个预备动作，他拣不起这“钢镚儿”来。

王树森还被一些人视为“狂”。他说潘秉衡，“他算什么，他是我徒弟，给我磕过头”，“何荣算什么？那……”王树森的造诣和贡献，当然是不用说的，他自己心中也有数，但不能因此就说他“恃才骄傲”，有些人说他有些狂气自然也难免。他有些口头禅是能说明他对生活的看法的：“狼行干里吃肉，狗行干里吃屎”；“有能无耐终究必败，有耐无能终归能成”；“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造化、造化、制造变化”。

王树森在玉界的影响极大，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可能因某些领导对他的作用重视不够，所以在1966年以前他并不“声威显赫”。大约在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王树森做了一件玛瑙玉雕，高近三寸，呈三角形，内容是一个盘腿趺坐的长眉罗汉，黄身黄面，满脸皱纹，正在用双手中指抠开自己的脸皮，里面露出了一张仅存五官、容貌年轻的脸，颜色是肉粉色的。徒弟问他这件活叫什么？王树森说“重新做人”。有些人赞叹，这真是一件别有寄意、俏色用绝的作品。而另有些人却评说“没什么，连透雕都没有”。王老艺人曾将此活自定价八千元，后来厂里仅以五百元售出了。

1966年后，王树森无端受到整治，他的心境自然不好。后期，他主持著名玛瑙水胆“群山飞瀑”的设计制作。他起了山脊，有人提出似可不必，他却说：“我要把山脊做成腾飞巨龙，象征咱中国，还要出熊……代表美帝、苏修。”这一巨作笔者没见到实物，不能妄评。厂里有人认为“此意似过”。

王树森于1989年6月逝世，终年72岁。

这两位可均为奇人，自然也就有其的奇事，作为一代手工艺人，他们最重视的就是他们的技艺，惟愿这种技艺能永远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