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面塑艺术（中）

（接上文）

在我的前半生四十多年的生活中，留下的多是痛苦的回忆。但是，有一件事，却经常在我心头漾起喜悦的涟漪。记得那是一年春节，我在厂甸摆摊，有一位身穿翻毛大衣的妇女，领着一个小女孩走到我的摊前，母女穿戴都很讲究，小女孩手里拿着大糖葫芦、风车、风筝和大气球等玩物。这个妇女要我照着她们母女的样子捏一幅母女行乐图。不多一会儿我就捏出来了，人物造型，服饰色彩，都逼真神似。不但顾主满意称潮，而且还博得了围观群众的同声赞叹。从此，“面人郎”的名字就在北京传开了。下面我就说说我的面塑工艺生活。我想先从中国面塑工艺谈起。

一、面塑艺术的缘起

捏面人，又名江米人，现在称为面塑，是我国民间艺术的一种，是工艺美术中的一朵鲜花。它是用白面粉和江米粉加上种种配料和颜料塑造而成的各种人物形象。从事这种工艺的人，通常被称为“捏面人儿的”。在旧社会它是以师傅带徒弟、父亲带子女的传统方式，一代一代地继承流传下来的。

面塑艺术的历史可以追湖到战国时期的“俑”和汉代的傀儡（木偶），它和皮影戏、木偶戏、扎线人儿的历史都是分不开的。在历史文献中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方面的系统记载，但从古籍三言两语的叙述中，尚可窥见一斑。如宋代出版的《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以油面糖蜜造如笑靥儿，谓之果食，花样奇巧百端。”明代出版的《宛署杂记〉中也有这样的片断：“宛农家岁以是月祈祷年丰，各用面果送纸钱，挂田禾之上，号曰挂地头。”此外，宋代的《老学庵笔记》和清代的《扬州画舫录》，对此也有所涉及。

过去面塑只是为贵族们祭天、喜庆、祝福所用，从宋朝开始，这种艺术流传到民间。一般讲，面人有两种：一种是山东曹州府的“大面人”，制作快，价钱便宜，是以捏制大公鸡、猪八戒、姜太公钓鱼等而闻名；一种是“小面人”，属于特种工艺，最大不过10公分，小的才1公分，可以放在核桃皮里(人称核桃人)，艺术要求高，做工细。我学的是“小面人”。过去北京人家里有丧事，请和尚喇嘛念经时，讲究在经桌上供“胡食”。

“胡食”有两种，一种是供很多小馒头，说是给饿鬼吃，可以给亡人免罪；一种是在三层三面或三层一面的特制木质楼子上插很多用面捏制的传统戏剧人，叫做“胡食楼子”，也是为亡人乞求免罪的表示。华北民间每逢春节岁首多用白面或黍面捏成刺猬、蛇、免等动物供神，或捏些黍面灯盏注油点燃，放置在门墩儿上。这些都是为了祈祷祝福的。此一风俗远在明代就有了。

过去北京给小孩办“百岁”，外婆家送礼，多用面蒸一百个小寿桃，然后在外面再包上一层面，做成一个大寿桃；有时还找我们艺人捏一个“麒麟送子”的面人送去。又如在办寿的筵席上，用“孔雀开屏”或“八仙庆寿”等面塑陈列几案，来增添寿日的气氛和色彩。

二、我是怎样走上面塑艺术道路的

我是满族镶红旗人，从父辈起我家即贫困潦倒。我幼年丧母，兄妹数人靠父亲卖豆浆维持生活，本小利薄，全家不得温饱。我9岁那年就走街串巷，叫卖臭豆腐，捡煤核，拾破烂，打执事，凡儿童力所能及的事，我都干过。11岁后，我还学过石印，拉过洋车。那时很想学点手艺，但无钱置办简单的工具，因此十分苦恼。后来，在一次庙会上偶然看见一个捏面人儿的手艺人，见他手上拿着一团五颜六色的面球捏来揉去，活像变戏法一样，眨眼功夫就成了各种各样的人物、鸟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我站在一旁看得几乎发呆。

从这天起，我一会儿也舍不得离开面人儿摊了。时间长了，只要捏面人儿的师傅拿起工具，色面还在手上揉搓着，我就能猜出他要捏什么。我一天到晚总是就在他身边，替他买饭，倒水，做这做那，一刻也不肯闲下来，慢慢地他明白了我的心思，知道我喜爱面人儿，更想学会捏面人儿。后来在父亲的恳托下，他便收下了我这个仰慕已久的徒弟。我这位启蒙老师，就是当时北京有名的“面人大王”、解放后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的面塑老艺人赵阔明。

旧社会手艺人思想保守，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开始，师傅只让我背着箱子跟着他跑，看他捏，并不让我动手。没办法，我只好偷输学。我用平日攒下的零线，让别的小孩替我买师傅捏下的面人做样子。白天看师傅捏，晚上回家在小油灯下照着样子捏。由于细心观察，细心琢磨，慢慢地我也会捏些东西，出去哄小孩了。反正是粗活，什么小鸡啦，小兔啦、胖娃娃啦，只要小孩说好，说像就成，一件卖一个小子儿或者一个大子儿的，一分钟捏上一个，也就够我的生活了。

后来，师博见我诚实，心地好，又肯学习，就认真教我栽眼珠子、挑鼻子等关键性的刀法，以及如何使一个呆板无神的脸变得又机灵又有生气。为了表现出人物喜、怒、哀、乐的不同表情，我还牢记下几句口决，叫做“要得笑，嘴角翘。喜笑额开在眼神，愁眉苦脸在眉梢”。师傅的谆谆教诲，是我永久不能忘怀的。

以后赵阔明师傅到天津去了，我无师可循，只好买香烟，拿香烟盒里的“洋画”照着捏（从前每一盒香烟里都装有一张小画片)。可是，每张“洋画”上只有一个动作一个场面，想捏几个场面或换个姿势，又苦于不知如何着手，于是我就攒钱到戏园看戏。买不起前排看票，便坐在最后排的长凳上翘首遥望。一边看，一边把剧中的情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动作姿态，服装的颜色式样，甚至演员走台步在起步时先迈哪条腿等，都牢牢地默记下来，然后就细细地回忆咀嚼，一到家就把戏中人物给捏下来。捏好后如果看着不像，就立刻毁掉，重新边想边捏，直到满意为止。

过去逢节过年讲逛庙，殿堂上的尊尊神像，就是我面塑的模特儿。逛动物园，我就细心观察飞禽走兽的各种各样的形态。就连白菜叶上的蝈蝈，青草地上的螳螂，杨柳枝梢的花牛，都是我注意地活的题材。

我更喜爱捏穿戴盔甲的戏剧人物，如《长坂坡》、《黄鹤楼》、《华容道》中的人物和《西游记》的孙悟空。这些武将头盔上的花纹、铠甲上的扣子、胸前的护心镜，连同背上的旗子、以及旗上的字迹图形，我都注意做到纤细不遗。孙悟空左手搭凉篷，右手抓耳挠腮，腋下挟着金箍棒，蜷曲着一条腿站在棉花般的云朵里，其活灵活现的神态，赢得了观众们的称赞。

三、四处飘泊难得温饱

旧社会的手艺人总是伴随着苦难和饥饿捱日子的。

不管酷暑严寒，暴雨风雪，我总停在街头巷尾或牌楼檐下。五颜六色的面塑作品，倒也曾吸引过无数儿童的围观笑闹，却很少有人花钱购买。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我挣不来一顿胞饭，一度丢下面人儿拉洋车，去消防队帮工，都不能维持生活。21岁那年我去了青岛，捏了三年面人，仍是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北京。

在那个年月，一个肩挑背负、走街串巷的穷手艺人，挣碗饭已属不易，再加上拖家带口，更是难上加难。我在北京实在混不下去，就带着家小流亡到上海。没想到穷人到处难，上海也不两样。从早到晚，面人摊上闹哄哄的，总是看热闹的人多，拿钱买玩艺儿的少。接连几天不开张，家里孩子们啼饥号寒，嗷嗷待哺，真是进退无路，求告无门。此情此景，至今想来仍然不寒而栗。

后来碰上一个外国人，很欣赏面塑工艺、除把我的全部作品购买一空外，还转介他的朋友们先后向我订购了《贵妃醉酒》、《苏三起解》、《穆桂英挂帅》等多套戏装人物。于是“捏面人儿的赚了大钱”的新闻，在上海滩上就传开了。一群地痞流氓便串通起来，对我这个人地两生的异乡人动手了。先是拦路打劫，继而敲诈勒索，最后是破门砸抢，席卷一空。十里洋场的上海滩，竟是人间的罪恶渊薮。噩梦般的四年上海生活，使我全家吃尽了苦头。1939年，我们全家像叫化子一样地回到了北京。

北京那时在日寇统治下，人们连混合面也吃不饱。捏面人儿的生意做不下去了，第一、捏面人儿没有白面；第二、人们也没有闲钱买面人儿。逼得我没办法，就改行做了几次小买卖。没多时，我那点小本钱，就被地面上的警宪特务赖账吃光了。我寻思不能坐以待毙，便携带妻儿闯了关东。京绥、京山两条铁路线上的大小城镇都走遍了，人们看着面塑鲜新，倒也有买的，但买的人并不多，仍得东奔西跑挣扎活命。殊不知旧社会到处是陷人坑，被踩在社会最下层的手艺人，很难逃出地头蛇的魔掌。三年塞外风霜，徒增无限凄楚。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含着满眼辛酸的泪水，又携带妻小重新回到北京。

四、新中国赋予我新的生命

解放后一切都变了，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民间艺人，我在党的关怀下于1954年参加了工作，重操旧业。同年，北京市二轻局在中山公园展览会上就展出了我的面塑作品。

1956年我在北京展览馆作面塑艺术表演，招待外宾。当年8月我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赴英国伦敦参加第四届国际手工艺品展览会。在那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而在八角亭榭、九曲回廊的中国馆，更是熙来攘往、摩肩接踵。黑压压的观众，围在一个高高的工作台下面，全神贯注地观看我在工作台上的面塑表演。那时我在手中熟练地舞动着一团团彩色面球，经过揉、捏、搓、挑之后，一个个小巧玲珑的面人、振翅欲飞的翎禽，就神奇般地出现了。这场轻快的艺术表演，博得了国际友人的一致好评，雷鸣般的掌声在大厅里时起时落。

记得在一次表演会上，有个英国小姑娘挤在最前面，她凝视我舞动的双手，一动不动地发呆出神。我对她瞟了一眼之后，就照她的模样捏了一个活泼可爱的英国小姑娘，还按上了两个小酒窝。然后我捏了一个小白免和金鱼送给她。女孩的妈妈一再说着：“Thank you！”表示感谢。小姑娘也学着生疏而亲切的中国话：“谢谢！谢谢！”向我致意。

在伦敦表演的13天中，遇到一件使我难忘的事。一位年逾古稀的英国老太太，由于过分劳累和激动，竟然晕倒在大厅里。原来她在19世纪末曾到过中国，还买到过山东曹州府的大面人。这次她听说中国艺人要在伦敦表演面塑，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就乘车远道赶来，不巧她两次都误了时间，这是第三次乘车来伦敦。她苏醒后，我送给她一个我捏的面人儿，以表敬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