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坤书馆（二）

（接上文）

“坤书馆”最初也被称为“书茶馆”。据民国时期从事鼓姬艺术的魏喜奎回忆，清末民初的“书茶馆”内，“顶多有一个简陋的小土台，观众席多为茶桌、坐椅，有些人来此，以喝茶为主，听书、听曲、看杂耍反而成为附带的了。书茶馆中，还有一种由女演员演出的，叫做坤书馆，俗称为'落子馆’。落子，本是评戏的别称，东北的评戏，俗称'大口落子’。北京、天津所说的落子馆，却和评戏毫无瓜葛，听说这里用的'落子’两个字，是东北话'唠嗑(喀)’的变音。'唠嗑’是闲聊天的意思，意味着这里是闲聊天的场合”。

由此可知“落子”一词其实是东北话“唠嗑”，即“聊天”的变音，因此被京、津一带茶馆借用来称呼“聊天”听曲的场合，这也说明清末在北京天桥地区最早出现的那些“落子馆”，应是一边听曲、一边聊天的茶馆。

民国15年(1926年)报纸登载有文章云：

昔年女子唱大鼓者甚少，其学多为时调小曲、莲花落等，故此项营业名为“女落子”，在三十年前即有之，多在前门大街南头路西，该地名为“切糕屋子”，集三五幼女登台听曲，每歌唱一次即下台要钱，并在讨钱时作出种种丑态。除此地之外，如夏季之二闸、什刹海等处亦有之，后来此地成立警察，始将该业取消，而天桥发现几家坤书馆，石头胡同又开设四海升平，此为坤书之缘起。

此为记者调查女大鼓艺人时，当事人所回忆的有关“落子”、“坤书馆”、“坤书”名称之由来，谈到了在“三十年前”应是光绪年间，在前门地区有三五“幼女登台听曲”，唱完一曲(莲花落、时调小曲)即“讨钱”，并作出“种种丑态”，后警察将该种职业“取消”，而这些艺人则去了新开的茶馆和坤书馆继续进行此项说唱活动。

张次溪谈到民国初天桥新世界建成以后，在其五层楼之第三层：“其左端有亭，夏时售茶，并演露天电影，前为坤书馆，八埠名姬，唱二黄、秦腔者，率集于此馆。”

新世界是民国2年(1913年)由中国人投资，英国人包工建造的五层楼房，既然建成初期就有“坤书馆”的存在，那么，可以说正式名称的“坤书馆”在民国2年已经出现。在“新世界”之三层楼有“坤书馆”，“坤书馆”有“八埠名姬”，“八埠名姬”一词，说明坤书馆的鼓书女艺人当时被人们称为“鼓姬”，“鼓姬”名称应和坤书馆的名称是同时出现的。

由坤书馆鼓姬(特别是名角)演唱的、在当时社会流行度颇高的大鼓书唱词即称“准词”，这些“准词”如同时下的流行歌曲，得到广大听众的认可与青睐，风靡一时，由此也催生了“准词”大规模的整理出版现象。鼓姬名角的“准词”在经整理修订、作为图书出版后，通常被称做“改正准词”，以示其有别于口头传唱“准词”的随意与不规范性。

正如《晚清民国“上海石印鼓词”概念阐释》一文中所言：“从文献传播价值说，将本来分散在局部人群视听的俗文学曲艺品种内容，改编为一种遍布国内外的针对所有国民的袖珍案头读物(当时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可以通过别人的阅读来达到欣赏、理解、受教育的目的)，为原先的说唱者增加了储备材料，为更多的人群提供了文学鉴赏的作品。这种传播方式和社会经济生活相联系，既促进了鼓词本身演唱形式和内容以及受众读者群的变化，又促进了原先鼓词代表的民众底层意识思想的流变。”

“准词”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大鼓曲词的普及面和受众面，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坤书馆与鼓姬的知名度。

坤书馆的前身“棒子馆儿”、“清茶馆”、“落子棚”、“落子馆”、“书茶馆”，在清末光绪年间已经在天桥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这些名称是东北、华北籍艺人和北京天桥茶馆结合的产物，既留存有他(她)们的籍贯痕迹，也呈现出外地文化进入京城后的一种初期磨合与转型状态。坤书馆的定名，实际上体现了北京市民阶层对这一文化的认可。至民国后，“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使原本束缚人身自由的封建关系进一步松弛。同时，来自外埠的移民，本地没有了固定收入的旗人及前清遗老遗少，在新式机构里任职的职员等，都成为北京城庞大市民阶层的补充来源，北京的市民阶层随之扩大。而市民阶层的扩大催生了坤书馆现象的繁荣。随着坤书馆的出现，原先鼓书女艺人“落子”的俗称也被授予另一美好名称——“鼓姬”，私下里则被称为“大鼓妞儿”，更为亲切。

当然，鼓书女艺人的表演场所以及自身名称的改变，应是在民国初期逐步完成的。“坤书馆”在北京天桥地区的形成与演变，与众多华北、东北鼓书女艺人的进京献艺，以及北京民众对女大鼓这一曲艺形式接受态度的形成与发展有紧密联系；而“鼓姬”名称的出现，既体现出了鼓书女艺人的表演从“走场乞讨卖唱”向“坐场馆舍演唱”这一从艺生存方式的改变，也体现了民国时期进步的时代气息和民众娱乐观念的变化与更新。

上述的文字来源于《北京天桥的坤书馆辩证》，其文所载是否全部正确，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的陈钧老师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

其一：其实落子棚，落子馆，坤书馆不过是同一事物共时性的不同称谓罢了。《坤书馆》一文引张次溪《天桥从谈》中“落子馆”一节文字写道：“天桥落子馆，在五十年前呼为棒子馆儿……”所谓“棒子馆”其实就是“膀子馆”,当时也俗称“吊膀馆”，意指唱者与点曲者胁肩谄笑，打情骂俏，忸怩作态，卖弄风情的场所。如成善卿在《天桥史话》中这样写道：“天桥的落子馆,亦称'坤书馆'，又名'吊膀馆’”其实20世纪30年代前后,“棒”与“膀”是通用的。如老舍当时就在《骆驼祥子》第十九节中这样写道：

不但在这个院里,就是东西城各车口上,谁不知道祥子是头顶头的棒小伙子。……祥子不在家，小福子是好朋友；祥子在家,小福子是，按照虎妞的想法，“来吊棒!好不要脸!”

然而,该文作者没有去考证“棒”字过去的用法,却在“棒子”上做开了文章：早期的坤书馆之所以被称为“棒子馆儿”，是因为清末唱落子的鼓书女艺人多来自东北和华北地区，而华北之山东、河北移民关外者，被东北人称为“棒子”，以其闯关东带着包袱也提着一根棒子(一为挑运行李,一为防卫自身)有关。此外“落子馆”、“坤书馆”内鼓书女艺人所使用的带有东北、华北地方特色的鼓曲板腔种类亦可。

反证这一史实，把“棒子”(膀子)视为“棒子”(木棍)已经不可思议，继而确认这“棒子”是山东、河北闯关东者所带之物，也是东北人对山东，河北闯关东者的俗称，就更加荒唐。即便“棒子馆”的“棒”字真指木棍,那为什么北京的“棒子馆”会以东北人对山东,河北闯关东者的俗称命名呢？莫非这些“棒子馆”都是东北人经营的？最终以鼓书女艺人演唱的鼓曲板腔种类来反证这一“史实”的存在则实在不着边际了。

坤书馆演唱的鼓曲板腔种类与闯关东的山东、河北人的关系。作者不是以确凿的资料作为论据合乎逻辑地论证“棒子馆”称谓的含义，而是以想当然的心态作漫无边际的“遐想”取代了缜密，严谨的科学分析，令人匪夷所思。

《坤书馆》的作者总是以演唱鼓书与坤书馆相联系，他们以为坤书就是大鼓书，坤书馆就是以演唱大鼓书而得名的，如在文章中他们常这样说：“华北、东北地区鼓书女艺人”。“清末唱落子的鼓书女艺人”。“坤书馆内鼓书女艺人”“楚楚动人”“的鼓书女艺人”等等，可知在他们的脑子里或将莲花落视为大鼓书，或认为落子馆中的演唱是以大鼓书为主的，或认为坤书馆在实质上即是专门演唱大鼓的场所。我以为这种认识对落子馆来说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所谓坤书即泛指落子馆中演唱的各种唱调的总称落子馆，是以演唱莲花落得名的。

莲花落本是一种民间秧歌，除演唱莲花落各种唱调外，亦演唱十不闲及各种民间俗曲，所以落子馆中的演唱是以十不闲、莲花落和民间俗主的。至清末，才将梆子、皮簧等戏曲唱段和八角鼓、快书、弹词、大鼓、花鼓、荡调等逐渐加入到演唱中，因此羊城旧客在《津门记略》中谈到落子馆时指出：落子馆者，其所唱之曲名曰“莲花落”也,间以时新小曲及二黄梆子腔等类。后来人们也称落子馆中的演唱为“十锦杂耍”，清末天津的落子馆中还常见以蹦蹦戏(莲花落拆出小戏)来招徕顾曲者的。

落子馆中的女唱者一般称之为“唱手”。如刘梓钰在《天津落子馆及小班考》中所说：坤书馆是专供妓女演唱的茶馆。……这些妓女被称为“唱手”(身无唱技的叫“座钟”)。在《天桥丛谈》之《落子馆》中也使用同样的称谓：“只要遇见相熟的顾客,唱手能够过去搜腰”，“最能唱者为杜利顺,余如宛翠铃,刘四喜儿等；皆为个中着名的唱手。”显然《坤书馆》的作者没有注意到《天桥从谈》中将女艺人唤作“唱手”这种称谓,却以“落子”作为落子馆女唱手的称谓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