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危急时刻

石破天惊的弹劾案

光绪十九年（1893年）3月，对于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来说，注定是相当难熬的一个月。因为就在这个月的12日，京师大理寺卿徐致祥上书弹劾张之洞的折子，送到了光绪皇帝面前。

在大清，弹劾一名封疆大吏算不得是稀罕事。像都察院这种机构，“为风宪衙门，以整纲肃纪为职。凡政事得失，官方邪正，有关于国计民生之大利害者，皆得言之”。

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只要你做的事有害于国计民生，都能被弹劾。

有意思的是，这次站出来弹劾张之洞的人是正三品的大理寺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名中央高官站出来弹劾一名封疆大吏，一时间朝野震动，张之洞的官宦生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徐致祥弹劾张之洞，罪名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怠慢政务，经常不听下属汇报，胡乱安排工作。

二、重用恶吏，任用一些昏庸钻营的官员。

三、滥耗钱财，以修铁路、办铁厂和开矿为名，到处勒捐。

四、架设湖南电报线引起民愤。

对于爱面子的“张香帅”来说，这些指责——有针对他做事风格的，有针对他用人倾向的，也有批评他搞大项目、乱收费的，他可不愿过多披露；而现在，不但包括他旧时好友在内的官员们议论纷纷，就连皇帝本人都直接表达了对他的怀疑与不满。

徐致祥这次敢对张之洞“拍砖”，必定有一定的“舆论基础”。如果说怠慢政务、重用恶吏这两顶帽子是“普适性的”，那么在兴办实业上耗资巨大而收效甚微，就绝对是戳中了张之洞的软肋。朝野上下，张之洞在实业方面不计成本的“屠财”行为，在当时早已经声名远扬了。就连后来的《清史稿》也评价他“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说白了，就是张之洞喜欢搞大项目，但是往往虎头蛇尾，效益不佳。以张之洞创办的最著名的汉阳铁厂为例。该厂自始建至投产共花去资金600余万两白银，按建厂之初的计划，预计年产铁6万吨。张之洞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就说：“每年可出生铁三万数千吨，以之炼钢，可得三万吨。”然而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1月停产为止，汉阳铁厂实际只生产出生铁5660吨，熟铁110吨，钢料1400吨，铁拉成钢条板1700吨。除了数量少得可怜，产品的品质在今天也够资格上“3·15”晚会。此外，铁厂运营中选址欠妥、技术长期滞后、管理有缺陷等问题，更是“路透社”都知道。

但你以为搞大项目、多花钱就是大罪过了？

如果只是这样，那就太简单了。张之洞和幕僚交流时，也曾坦言自己办铁厂、架设电报线等是为开风气，而非牟利。说白了，人家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走在时代的前列，主动出工出力做试验。创新就要承担风险，张之洞搞大项目，成功了造福国家，失败了权当积累宝贵经验，何罪之有？况且，张之洞说得很明白：我不贪！反正搞工程项目的经费没往自己兜里塞，你尽管弹劾，我不怕！

翻一翻张之洞的履历，他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一直到光绪八年（1882年）才外放担任山西巡抚，很明显，张之洞作为一名笔杆子长期在中央任职，没有地方任职的经验。人家李鸿章当年四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是直隶总督、封疆大吏了，而张之洞四十三岁时，还只有一个翰林院侍讲学士的闲职。张之洞能够混迹官场，说白了就是靠他的理学文化修养，但会写文章的人多了，清朝科举考试录用的官员，哪个不会写文章？作为一个笔杆子出身的官员，张之洞更擅长舞文弄墨、揣摩上意、表态拍胸脯，要他真刀真枪去干事业，未必比他天天骂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好多少。

光绪帝的难题

徐致祥敢在此时站出来弹劾张之洞，按照当时官场的游戏规则，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心血来潮，正义感“爆棚”，他的背后一定是一群人，而且必定有地位相当高的“大佬”对张之洞心生不满。这些，身为皇帝的光绪帝心里非常清楚。

攻击张之洞的几条意见虚虚实实，有攻击个人作风问题的，也有攻击经济问题的，更有攻击他引发群体事件的。

张之洞没在基层干过，当领导脾气很大。自己不按时上下班，有时候几天不睡觉，有时候几个月不洗头不理发，有时候兴致来了半夜“点外卖”，还动不动就要“给差评”，杖责下人……诸如此类的作风问题很多，社会上多有流传。

这些其实在没事的时候都不算什么事。杜月笙还说，人无癖好不能深交，张之洞这么多的臭毛病，反倒显得接地气，不是那种看似一本正经实际一肚子坏水的人。徐致祥真正致命的攻击还是在于张之洞大搞工程项目，开矿办厂，耗费巨大，觉得张之洞一定有经济问题，要求朝廷对张之洞进行查办。

光绪帝接到这个折子也是心烦，张之洞毕竟是封疆大吏，朝廷里一伙人要借着皇帝之手收拾张之洞，他觉得不好办。张之洞是混迹官场多年的人物，早年得到慈禧太后赏识，在京城中是清流党的领袖，到了地方又先后任职两广总督、湖广总督这样的要缺，还积极参与近代化的改革，怎么看都是朝廷倚重的股肱之臣，这可不是凭三言两语就能“撸官”的。

张之洞是谁的人？朝野都知道，张之洞真正的“导师”是慈禧太后。

当年张之洞参加殿试，阅卷大臣认为他的对策才气逼人，有点儿出格，判为三甲之末。户部尚书宝鋆独赏此才，将他提至二甲之首。到了慈禧那里，大笔一勾，将第三、第四名对调，二甲之首的张之洞跃入一甲，成为探花。慈禧太后这一笔，直接为张之洞推开了封侯拜相的大门。张之洞也心知肚明，从此对慈禧太后感恩戴德，关键时刻总是站在“后党”一边。

光绪帝敢轻易处置张之洞吗？毕竟，万一处置不好，张之洞能掀起什么风浪谁也不好说。

这案子既不能交给徐致祥去办，也不能交给与张之洞关系匪浅的李之藻、张之万等清流党“大佬”去办。思虑再三，光绪帝做了一个特别有水平的决定：把徐致祥弹劾张之洞的奏折分抄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让同样段位的两个封疆大吏去查张之洞的案子。刘坤一着重查张之洞在湖广任上的事情，李瀚章则着重查张之洞在两广任上的事情。至此，张之洞处于三面围攻的境地，湖广总督的至暗时刻来了。

刘坤一的决定

光绪帝把张之洞的命运交到了刘坤一、李瀚章手里，同朝为官，二人到底会如何办这个案子？

身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毕竟是个地方一把手，军政大事系于一身，肯定没工夫亲自到武汉去调查张之洞。他只能派手底下的人作为代表，到湖北一趟，一来了解一下基本情况，二来也算对朝廷布置的工作有个交代。

刘坤一给派去调查张之洞的下属定了个原则——“公事只问是非”，具体的工程细节、经费花销不是他应该管的范畴。说白了，只要张之洞的情况面上过得去，刘坤一没打算为难他。

政敌攻击张之洞主要是针对他好搞大项目、花销无度，但搞项目本来就是为了出政绩，试问哪个封疆大吏不希望出成绩？哪个地方大员不去搞项目？如果人人揪着这点来兴师问罪，保不齐刘坤一自己也会被人扣帽子。所以，刘坤一对此时的张之洞更多是同朝为官的惺惺相惜：

煤、铁为中国开自有之利，立自强之基，无论如何，总应当办。香帅勇于任事，力为其难，若再从而苛求，实足寒任事者之心，以后国家事谁肯耽承？

——《张文襄公文件·关于工程练兵等四》

张之洞搞的矿厂、钢铁厂对国计民生意义重大，幸亏有张之洞这样有担当的好官力排众议的做事，如果再给他穿小鞋、打小报告，无疑会伤了勇于任事的官员的心，以后谁还愿意挺身而出搞改革？

两江总督的讲话水平就是高，把张之洞贪污腐败、渎职乱为的问题，偷梁换柱变成了官场小人给勇于任事的好官员穿小鞋的问题，这个反转“在情在理”，不仅直指官场积弊，还给张之洞“高亮”显示了。刘坤一私下对张之洞的心腹透露，他对朝廷的回复，“只就大处落墨”，“若专就一事一物分晰辨别，转授人以指摘之端”。看看，毕竟是混在官场最高层的人，连帮张之洞“过关”的策略都想好了，隔着纸张都能感觉到刘坤一在拍胸脯，“决不令香帅有为难处”。

于是，本来光绪帝是要刘坤一查办张之洞的，结果刘坤一同为地方大员，处处体谅张之洞的为难之处，处处维护张之洞，替张之洞遮风挡雨。

你说刘坤一在徇私枉法吧，他讲的也确实句句在理。为官一方要做事、要改革，肯定会得罪一些利益集团，被人揪住一些小问题大做文章。至于搞工程项目到底是为了自己出政绩，还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都可以说道说道。至少张之洞不是个庸官，不是坐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天天只会开会、签字、念稿、出席活动，他确实想有所作为。

但皇帝交代的案件总要有个结果，朝廷里一帮人铆足了劲儿要打倒张之洞，如果查办的结果是张之洞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幕后那帮人面子上也挂不住。最终，张之洞同意承认自己在用人方面不察，但是把罪责一股脑推到下属赵凤昌头上。赵凤昌在当时尚属无名小卒，又有谁会关注他的升降？而赵凤昌替领导承担罪责，反而因此备受张香帅器重，被调离湖北，另有重用。（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就是在赵凤昌的撮合下达成的。）

张之洞的身后评

整个事件有了戏剧性的反转。

本来徐致祥一伙人是要以“贪慕虚荣、大搞面子工程”的名义来攻击张之洞的，但经过有关部门一番调查之后发现，张之洞只是在用人上小有瑕疵，这更加巩固了他作为改革先锋、洋务运动支柱之一的形象。但张之洞真的没有什么问题？这事还真不好说。

梁启超跟张之洞有过节儿。维新变法之前两人本来走得很近，但当慈禧太后表明反对变法的态度后，张之洞成了坚定的反对戊戌变法的一派。在晚清的政治斗争中，张之洞是“后党”，关键时刻，依旧以站队为先。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点评了清末从洋务到新政的诸位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绝非流俗之辈。其中，梁启超这样比较李鸿章与张之洞：

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说来说去，梁启超也只是骂张之洞太好名了。但李鸿章在世的时候，一门显贵，而张之洞家族有什么呢？张之洞的幕僚、晚清名士辜鸿铭曾说张之洞“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清史稿·张之洞传》也记载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

张之洞在督鄂的十八年里，视武汉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大力施展湖北新政，后来居上，将原本落后的武汉打造成仅次于上海的洋务重镇。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炮，其质量与数量都在上海、天津之上。辛亥革命能在武汉爆发，乃至武汉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都与张之洞前期打下的基础有着莫大的关系。

近代史学者茅海建先生给了张之洞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认为张之洞“毫无疑问不是那个时代最具实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