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商周断代工程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杨育彬

一、缘起

学习了解和珍重自己的历史，是每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共同追求。 中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以其悠久的历史、广袤的地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处于人类古代文明金字塔的顶端。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绵延流传，从未中断，为全世界所罕见。 无论战乱、暴政、灾疫还是外敌入侵，都未能阻止中华文明的进步和持续发展。我们赖以生存的祖国，虽然经过了多次分裂，但继之而来的是又一次的大统一。 历史的长河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造就了民族的伦理道德，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中国大地的主人，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对全世界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如此辉煌的中国历史背后，还缺少夏商以前和夏商及西周部分的确切年代，我国古书记载上古历史，只能依照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 年，再往前就说法不一，成为“有王无年”的疑史，出现了“5000 年文明，3000 年历史”的不正常现象。 历史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记述的，年代学是历史学的骨架，没有准确的年代，历史学体系就无法建立起来。夏、商、周，被人们尊称为“三代”，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发展和繁荣的重要阶段，向前可上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向后可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走向，但其年代学始终是一个学术难题。 历代学者薪火相传，试图解读这个古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但由于涉及的领域非常宽广，而研究又大多是分散进行， 研究的资料和手段也较有限，所以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始终没有突破，学术界也一直未能达成共识，这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大发展，为各项事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的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切为综合研究夏商周年代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96 年5 月，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由科技部组织领导实施启动。

这是一项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学科专家联手实施的重大系统工程。

历史学家需全面梳理历史文献，把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年代和天象的材料尽量辑集起来，建成资料库，加以分析整理；并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进行详细考证，逐一判断其可信程度和使用价值。 在历史地理学方面，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文献中有关夏代和商代前期各都城的地理位置， 并与考古调查相结合，为进一步探索夏代和商代前期都城提供依据。 还要从古文字上结合考古学研究，做好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分期， 选取有年代学意义的标本，为天文历法研究提供依据或参考，协同碳-14 测年。在研究中， 要特别注意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消除过去研究中的误解。

天文学家需全面总结天文年代学前人已有的成果，推断若干绝对年代，为夏商周年代确定科学准确的坐标。 在历史文献和古文字学工作的基础上，利用天文数据库和天文计算，重新核查对断代特别有用的古代天象记录。 从天文学角度切入，对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历法进行深入研究，改订甲骨文、金文历谱，推定商武丁以后商周各王世系的绝对年代，将这些年代与若干测年结果互相比照。

考古学家需对与夏商周年代有密切关系的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相对年代系列和分期，为利用现代化手段测定夏商周绝对年代提供层位明确、文化属性明确、相对年代清楚的系列测年标本。 研究重点是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同时兼顾相邻地区与夏商周文化关系密切的其他考古学文化。

测年技术科学家主要采用碳-14 测年方法，包括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AMS）法。 常规法需做若干条件试验，以达到高精度测定。 加速器质谱法需做重大改进，以提高精度和可靠性。 在制样方面，也需做若干条件试验。 而测年样品的采集，则需与考古学家联手进行，尽量系统广泛采集可靠而又合适的标本。 所有测试的年代数据，都要同考古学家共同分析研究，以确定文化的分期和比较细致的年代学框架。 对重要的坐标点，还要同历史学家取得共识。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集中相关学科的优势，力求做出能反映20 世纪年代学研究最好水平的成果，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 根据各个历史阶段材料的不同情况，夏商周年表要达到：对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 年）以前各王，提出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对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 经论证设立了9 大课题，即“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夏代年代学的研究”“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商后期年代学的研究”“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14C 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在这9 大课题之下，又分设36 个专题。 之后，在启动实施大课题的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和新的考古发现，又滚动增设了8 个专题。 例如：“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课题，包括“郑州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小双桥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偃师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3 个专题，其后又滚动增设了1 个 “邢台东先贤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 成立了以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李伯谦、测年专家仇士华、天文学家席泽宗为首席科学家的专家组，专家组带领9 个学科12 个专业的200 多位学者参与攻关。 这支庞大的研究团队，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学科广泛而目标一致，大家都有共同语言，随着研究的深入，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第二，强手如林而彼此互相尊重，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若干学科中容纳了若干不同观点，并始终保持学术空气的自由；第三，少长咸集而同心同德，人人都珍视机遇，力求贡献，不计得失。 这些特点，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感召下形成的，并且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蔚然成风。 集合这样一支攻坚队伍，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目标任务能够完成的最基本条件。

笔者有幸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课题组，与多位学者在一起进行研究攻关，参与、见证了这一工程的探索和收获。 笔者虽然没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诸公的智慧，也没有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先生们的繁忙， 又没有青年学者在考古工地第一线的辛劳，但作为课题组的一位副组长，在完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工作的同时，还是全力以赴投身到课题研究中去了。 这反映在10 多万字的课题和专题项目的结题报告上，又反映在《考古》《华夏考古》《中原文物》《殷都学刊》《中原文史》《寻根》等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上，以及多部论文集的出版上，还反映在多次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殷商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 更反映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邢台东先贤遗址等考古发掘工地留下的足迹上。 个人对此无怨无悔，非常自豪。

经过5 年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仅多学科的学术讨论会就召开了52 次， 夏商周断代工程从没有偏离项目设置的课题及专题轨道，各个课题和专题的目标基本上都得以实现，终于结下了丰硕的成果。 （图 1）2000 年 9 月 15 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国家验收。2000 年11 月9 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 这是我国迄今最有科学依据的古代历史年表，标志着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这个年表为我国西周共和元年之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 余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 年，商代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 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 年。 年表排出了西周共和元年之前西周10 王的具体在位年，排出了商代后期从盘庚迁殷后11 王的大致在位年。 其中，对夏代始年、夏商分界的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和武王克商年代的估定，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这不但为进一步使夏商周的年代精确化开创了良好条件，还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 为揭示5000 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清晰脉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对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有关学科自身的发展，都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在考古学上，对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河北邢台东先贤遗址，山西天马和曲村遗址、曲沃北赵晋侯墓地，陕西丰镐遗址、周原遗址、商州东龙山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新寨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郑州小双桥遗址和安阳殷墟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 其中，在登封王城岗，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大城，证明了这里是夏代早期“禹都阳城”之所在。 新密新寨龙山文化晚期和新寨期文化城址，也属于早期夏文化范畴。 在偃师商城中部和南部，发掘出一座时代更早一些的小城，这样就把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提早到二里头文化四期，它早于郑州商城一个阶段，当为商代最早的“汤都西亳”。 在郑州商城，发掘出二里岗上层二期的宫殿建筑、 绳纹板瓦和与祭祀有关的青铜器窖藏，证实了郑州商城使用时间很长，而近在咫尺的郑州小双桥遗址则是商王室的大型祭祀场所。 在安阳殷墟东北隅发现的面积约4 平方千米的洹北商城，已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标志性成果之一，很可能是盘庚最初迁殷之地。 在陕西丰镐遗址，发掘出极为难得的先周文化晚期、西周初期、西周早期和西周中期叠压打破的地层和灰坑的遗迹现象，提供了各期珍贵理想的测年标本。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发掘的M1193 西周大墓，出土了青铜器克罍、克盉，其铭文记载了燕国的始封，墓主为第一代燕侯，当在周成王时期；发掘的H108 地层关系明确，是琉璃河遗址中时代最早的西周遗存之一，出土1 片刻有“成周”二字的龟甲，成周营建于成王初年，H108 当不会早于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超过成王时期。 这两次考古发现，对确定西周始年有重要断代意义。 此外，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和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的考古发掘，对西周中期和晚期断代非常重要。 对上述这些夏商周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进行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既为科技测年提供了系列样品，又为有关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在测年技术上， 改进碳-14 测年方法，包括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法，改进样品制备及测试方法，使常规法测量精度达到千分之三（相当于±24 年），AMS 测量精度达到或优于千分之五（相当于±40 年），已具备国际先进水平。 过去常规法测年， 是用单个标本进行的，测出年代后面的±年数，少则八九十年，多则100年甚至200 年， 这样大的误差只能作为参考数据。 而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常规法测年，采用了大量的系列标本，并充分运用标本的文化分期和样品之间的先后顺序等考古信息，在进行日历年代校正时与树轮曲线的扭摆进行匹配拟合，从而减小了标本日历年代的误差，使测出的年代后面的±年数达到24 年，显然准确多了。 而某些标本的测年，由于标本的条件较好，更可以达到±8 年即千分之一的精确度。 例如，位于郑州商城中部偏东的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院内发现一座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的大型水井T1J3，水井底部有保存完好的用于做支护的井圈圆木，这能够采集典型的测年系列样品即树轮样品，一共在圆木上从树芯到树皮取了9 组系列标本，用常规法进行碳-14 测年， 圆木最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1400年±8 年， 即从公元前 1408 年到前 1392 年之间，就是这座水井建造的年代，亦即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的年代，误差仅为千分之一，十分精确。 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一次全民普及历史知识的教育运动，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和赞誉，虽也受到个别学术问题上的质疑和争论，最终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此，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承担单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同时获得科技部等4 部委联合颁发的“九五”重大科技攻关优秀成果奖。 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许多博物馆的历史陈列和一些古代历史的研究学术专著，都正面展现了这个年表的科学性。 出版了涵盖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和与之相关的考古大报告，如《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 （简本）》《禹州瓦店》《安阳小屯》《周原甲骨文》《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偃师二里头》《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西周诸王年代研究》《武王克周之年研究》《夏商周年代学札记》《世界诸古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这，使老一辈的专家们，学力更加深厚；使步入中年的业务骨干，事业有成；使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日益有所进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后起之秀。 他们学位的提高，职称的晋升，科研成果的取得， 可以说是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息息相关。这，无疑也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再从事其他科学研究，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并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探索遥远的古代文明，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而历史和考古以及相关科学的工作者就是实践这个主题的使者。 中华古文明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宝库，对其相邻地区甚至全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反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对拥有5000 年文明史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对海内外亿万中华儿女都是一件牵动情感的大事。 对学术界，既是一个责无旁贷极富挑战的攻关项目，又是一个特别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研究课题。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丰硕成果之后，学术界又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可视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继续，是又一个新征程的起点。 由已知推导未知，再上溯1000 年，完整彰显中华5000 年的文明史。 历史与考古资料表明，距今5000—4000 年， 正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 开展这项大课题研究，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自然科学史及现代分析技术、 现代测年技术等多种学科。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由科技部立项，国家文物局作为组织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主要承担单位，联合国内近70 家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和文博机构的400 多位专家学者进行的长期科技攻关工程。 其规模和范围、时间和空间，都超过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郑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多位学者，参加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部分课题的研究工作，笔者也有幸参与其中。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共分为4 个部分，即预研究、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一）探源工程预研究（2002—2003 年）

由于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参与的单位和学科多，研究的内容复杂，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按照科技部的指示，首先于2002—2003 年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设置了9 个课题，即“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遗存的年代测定”“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等，有相关学科的几十位学者参加。 预研究最大的收获是，初步摸索出一套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 预研究的各个课题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或取得了一些重要线索。 预研究为正式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 年）

在探源工程预研究取得成果或重要线索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总体是，关于公元前2500—前1500 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 设置了5 个课题， 即：“公元前2500—前1500 年中原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精确测年”“公元前2500—前1500 年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研究”“公元前2500—前1500 年中原地区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公元前2500—前1500 年中原地区经济、 技术发展状况研究”“综合与总结， 公元前2500—前1500 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

（三）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 年）

在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基础上，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 年—前1500 年，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 研究该时间段内各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环境、经济技术和社会结构。 第二阶段设置了4个课题，即“公元前3500—前1500 年各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精确测年”“公元前3500—前1500 年各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公元前3500—前1500 年各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公元前3500—前1500 年各地区社会与精神文化的发展”。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经费数量，比第一阶段显著增加，参加工程的单位和学者数量也数倍于前。

（四）探源工程第三阶段（2009—2015 年）

2009 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阶段，主题是“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 针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和文物保护存在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开展了三个研究方向共18 个课题的研究。 其中，“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 方向共设了7个课题，即在公元前3500—前1500 年期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的完善，文明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学研究，人地关系研究，技术和生业及资源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个区域中心性聚落的综合研究， 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研究， 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 此外，还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方向的7 个课题、“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方向的4 个课题。

十年磨一剑。 如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各阶段的诸多课题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依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双组长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赵辉两位组长的总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7 项重大收获：

1.初步建立起在精确测年基础上各个地区公元前3500—前1500 年期间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以及各个都邑遗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兴衰的绝对年代范围。

2.对公元前3500—前1500 年期间各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对各地区文明兴衰演进的关系有了总体性的把握。

3.对各地区公元前3500—前1500 年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有了具体的了解，对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和资源所发挥的作用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4.各地区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发现及其周围聚落分布调查的资料， 揭示了公元前 3500—前1500 年期间，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阶层分化、权力出现并逐渐强化、社会向文明社会演进的过程。

5.根据中国自己的考古资料，提出了既具有自身特点，又具有一定普遍意义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志：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某些先进手工业的专业化；珍贵物品的制作和稀缺资源被权贵阶层所控制； 人口增加和人口的集中，出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都邑； 社会分化加剧， 出现了集军事指挥、宗教祭祀和社会管理于一身，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区域性政权政体即早期国家。 其在考古学上的具体物化表现是： 反映农业发展和手工业进步的考古资料； 需组织大量劳动力才能完成的巨型都邑和公共设施的兴建； 表明王权显贵身份的宫殿或庙宇的营建；制作精美、表明等级身份的各类礼器的出现； 规模大且随葬品丰富的权贵墓葬的出现，等等。

6.对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性，有了总体性认识。 （1）距今6000年前，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出现社会的分化，文明进程呈现出加速度的状态。 （2）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等，年代在距今5500 年左右， 随葬精美玉器的高等级贵族的大型墓葬和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的发现， 反映出距今5000 多年前一些地方的阶层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权贵阶层业已形成，他们通过对宗教祭祀权力的垄断，已经掌握了对社会的控制权。 可以推测，当时已经出现王权或其雏形，可能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中华文明5000 年并非虚言。（3）良渚、陶寺等年代在公元前3000—前2000 年之间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 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4）在夏代后期，以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内具有中轴线布局的宫殿为代表的宫室制度、以王权直接控制的青铜礼器和影响远及华南等周边地区玉器仪仗器具为代表的礼器制度、 绿松石制作作坊的出现等为标志，中华文明进入了王国文明的阶段。

7.对各区域的文化互动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及其原因和机制，有了总体性的认识。 中华文明经历了公元前2000 年之前的多元并进、百花齐放，到进入夏王朝之后，特别是商周王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持续崛起、核心地位逐渐形成和巩固的一体化进程。

除了上述的重大收获之外，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程中，全国各地的考古重大发现频出。 如辽西的牛河梁遗址群、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浙江良渚古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陕西神木石峁古城的发现等。 河南地区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区，更是在灵宝西水坡、郑州西山、登封王城岗、新密新寨和古城寨、禹州瓦店、偃师二里头等诸多遗址有新发现。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的巩义双槐树遗址，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一个最新的亮点。 遗址面积117 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遗物。 （图2）它被李伯谦、王巍等专家称为“河洛古国”， 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 这一发现，被评为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 年， 又入选河南百年考古百大考古发现。 这彰显了巩义双槐树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和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