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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文”在汉语世界的多元意涵 及其对中国阐释学理论建构的价值 孟鑫 泰国格乐大学中国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作者赐稿 儒家网 发布
摘要：现代语境中的“文”，往往指向文字、词句、文章、文本等固定领域，而在历代汉语文献的考察中，'文’则体现出剥离语言文字、文章、文本的固定领域，而向着中国社会基础层面延伸的显化状态，并最终形成对个人和社会具有导向意义的“文教”传统，文章以汉语文献中提炼出的现象式线索为理据，从语言文本、社会、文教三个层次，阐述“文”在汉语世界显化的多元意涵，并简述其对于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以及特殊的文化阐释形成之影响，进而点出“文”可以作为最适宜中国文化阐释活动和跨学科研究的话语载体，最后论述“文”覆盖了“中和”“中庸”“仁”“礼”“乐”“道”等中国思想本体与范畴，体现一种完整和凝聚，表征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在学术研究视角、学术表达、学理阐释层面能够对抗科门分化和人文割裂，同时能避免中国思想文化本体与相关标识性概念的抽象化与范畴化的弊端，走入百姓日用，贯穿形而上和形而下，这对于中国阐释学理论建构和人文学科整合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 文 语言文字层面 社会基础层面 文教传统 话语体系 特色文化阐释不指向作为汉字的“文”，也不指向词典学对“文”所列举的简单义项，而是抽象概念，是反映在历代中国人头脑中的一种明晰且多元的意识形态。文，《说文解字》认为“文，错画也”，即与“质朴”“天然”“粗糙”“原始”对立的一种形态。在现代人的观念中，“文”多指文字、文章、文本等具体概念，现代语境中的“文”有时也指“文明”“文化”等抽象概念（如词典学对“文”列举的多个义项）[1]，但在人的意识中呈现为模糊和隐微的特点，而在汉语文献中，“文”则具有“自性”，出现基于汉字和汉语文本，却每每超越普通语言文字要素，甚至剥离于汉字、汉语文本，向着社会基础层面延伸的多元形态，并且以“明晰”的状态呈现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可称之为“文自体”。以下从语言、社会、文教传统三个方面论述“文”在汉语世界的显化。由于汉字的特性，以及不同于印欧语系那种严苛的词类划分，使汉语的语法略见松散，以语序为汉语的主要语法手段，体现一种时空感，因此在汉语文献中，每每有超越普通语言文字要素（字、词、短语、句、段、语法、语用）而升格为具有明晰“自性”的“文”例如基于汉字的“文”显现，汉字是最小的“文”，汉字的造字法是如《易传》所谓“立象以尽意”，包括实象和抽象，最接近于天然的“文”（纹理），可以独字成文，比如古代时辰牌、签卦、碑石、篆刻，往往独字，却蕴含至广，积淀了大量人文信息，凝固于意识和时空，超越了普通字的符号信息层面的意义，是最小单元的“文”。又如“文”在由字组成的词、句、段的文本中显现，例如互文是一种汉语修辞手法，常见于诗、文、联、赋中，指上下两句话或一句话的上下两部分，看似合讲一事，却在下句中包含上句中已出现的要素，在上句中包含下句将要出现的要素。《文心雕龙·丽辞》所谓：“虽字句或殊，而偶意一也。”沈家煊曾作互文的当代阐释：“互文是语言学中的量子纠缠”，并以“男欢女爱”为例，“男和女，欢和爱，虽然隔开，但是'纠缠’在一起，不能单独描述，只能作为整体来看待。”以及举出“你来我往”的例子，认为“你来我往，不等于'你来 + 我往’，也不等于' 你我 + 来往’”并创造性地用一个二维度矩阵图来阐释，并总结到：“传统所说的互文已经超越短语、单句、复句的区别。”【1】
图1-1 互文所形成的表述方式，无论是成语还是句、段，都根基于基本的语言要素，却实际上有所超越，是超越语言而升格之后的“文”，是汉语在传统修辞手法运用中以具有“自性”的“文”对基本语言要素的解构。例如体现于汉语“脱化”现象中的“文”，这是语法、语用层面的章句之“文”。“脱化”一词，出自徐增《而庵诗话》：“作诗之道有三曰寄趣，曰体裁，曰脱化。今人而欲诣古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无由。”【2】 是中国古典诗学术语，“在诗学中即是脱胎转化之义，指取法前人陈词语义化为己出，强调的是对古人语意言辞的融 化无迹。”【3】在历代汉语文段、章句的语法、语用的考察中，可发现较密集的脱化现象，脱化章句，成为具有相沿相映和经典信息沉淀特性的“文”，这种升格后的文，又突破了普通语法、语用的维度。（1）句中“微”+“吾其”，是这个句子的主干，后来《史记》用此句式，而省去“吾其”，但基本理路一致，都是顺序，而（3）中用此句式，“吾”字明显沿用而少“其”这个助语，后部分的分句则是倒装句，变化较大。（2）和（3）对（1）句式的效法，都没有完全按照所谓“固定搭配”，却有神似的句式气韵而显化出略见区别的风致姿调，令人读时，有前后经典的“文”（句式）相辉映而风调独具的阅读体验，这是汉语章句的脱化，是超越普通语言“固定搭配”而升格之后的“文”，是对惯常语法规则的解构。由于汉字、汉语的特性和中国历史上“重文”的传统，加之将文作为独立存在的自觉[2]，“文”在汉民族思想和社会基础的各方面显现，成为一个观念和物质的集合，并且演漾式互动与显化。文既显现为汉字（文字）和文章典籍（文籍），作为最小单元的文自体，同时也显现为主体（文人）、礼乐（礼文）、教育（文教）、道德体系（文德）、实物体系（文物）、典章制度（文治）、文学艺术（艺文、文心）、社会意识及社会生活（文化）等各个方面。《论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5】这里的“文”即代表中国社会整体。汉语文献中既有作为最小单元的'文字’'纹饰’《说文解字》中“文，错画也”【6】《系辞下传》所谓“物相杂，是谓文”【7】。又有代表主体的“文”，如“斯文”一词。更有涉及“文”的范围和呈现之多元性的表述，曹丕《典论·论文》曰：“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8】《<北齐书·文苑传>序》曰“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其在文乎”【9】《隋书·经籍志》序说“文”是“经籍之鼓吹，政化之黼黻”【10】，陆景《典语》曰：“所谓文者，非徒执卷于儒生之门，摅笔于翰墨之采，乃贵其造化礼乐之渊之盛也”【11】《易经·小畜卦》程传论及“文”时也说到“大则道德经纶之业，小则文章才艺”【12】。可见“文”作为自性的观念和物质的集合，显化于中国的语言文字、个体、社会意识、社会基础（包括物质实体）的各个层面。
图1-2 具有自性的“文”，是向文字、文本、语用、文用、个体、社会意识、社会生活各层面涟漪式显化，似水纹之荡漾，如上图，水作为均质的液体。向四周衍漾。而具有“自性”的“文，也是向着中国社会基础层面涟漪式显化，且具有水纹迭互并生的特点。“文”的“涟漪式”多维显现在传统中国社会比较明晰，而在现代社会略有缩小，这与文言在现代汉语中的成分、结构、比重有关，由上所述，“文”的这种涟漪式显化成立的基点在汉语，尤其是汉语中的文言因素。孙德金通过调查文言语法在现代汉语中的频度的基础上，按照索绪尔及其学生沙尔·巴依关于语言系统理论的角度指出“白话系统和文言系统间相应的成分在不同层面构成对立，形成互补作用”，但是在现代汉语“语法的各个层面，文言语法都在不同程度地起着作用”【13】，并认为由于汉语非屈折语等因素，汉语的语言系统是一定程度被影响的，而文言是保持汉语语言系统稳定性的因素之一[3]。可见文言对白话是具有“牵引”的作用，历代的“重文”“崇文”意识使得文言作为雅言在历代社会语言层面具有主导性，使得文言系统长期牵引着白话系统，维持汉语系统的稳定，进而使得“文”的涟漪式多元显化得以延续。而现代汉语中，文言对白话的牵引逐渐变弱[4]，因此，植基于汉语文言成分上的“文”的涟漪式多元显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文教”体系和影响），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也逐渐削弱甚至消失。三 “文教”传统:教育体系和特色文化阐释体系的形成在汉语文献的历时性考察中，可以发现“文”是历代中国人学蒙时期的第一个学习环节（习文，形成“文”的整体性观念），并成为其贯穿终生的学习指向和意识形态构建的基点，并最终形塑了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也决定了中国人的具有特色的文化阐释。“习文”，构建完整且具有自性的“文”观念和崇文意识，是中国历代学蒙教育的第一个环节，蒙学教材就是初级的具有“文”形态的文本，《汉书·艺文志》谓“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14】《魏书·江式传》论《籀书》云：“十五篇，与古文或同”【15】，蒙学教材如《史籀篇》、《仓颉篇》《千字文》（皆有声律、典故、义理、考据这类文章构成的基本要素在其中）即是具有初级形态的“文”。带着“文”的“前见”去学习和阐释经史诸艺，展开社会生活，最终入仕治国，“文”是贯穿终生的学习指向，是中国社会文教体系的顶层设计，“崇文”意识会以集体潜意识的形式以文人学士为中心扩散、潜藏至社会各层面人的观念中，使中国人在观照天地人文和社会时，“文”的观念成为覆盖意识的前摄抑制，“生得文气”“斯斯文文”“粗鲁不文”不仅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话语，在读书人的世界，“文”更是以“无孔不入”的话语渗透力贯连教育、文化的每个门类，经、史、子、集，儒释道，学与艺都以“文”为话语中心展开，具体如“文”作为话语，渗透在中国艺术的各门类中，“文心”成为诸艺的共同标准，“文人诗”“文人画”“文人书法”（甚至古代音乐批评也讲“文心”）等概念也成为中国文艺阐释一贯的核心话语。二、最适宜的话语载体：以“文”为话语中心的中国特色文化阐释的形成中西方文化阐释各自具有深厚的历史，互有瑕瑜，在西方最先形成“阐释学”，中国古代虽没有阐释学，但有阐释的现象和经验，西方阐释学的局限在于“阐释的确定性的消解”【16】而近来中国学界所讨论的作为中国古典阐释活动范式与路径的中国训诂阐释和经学阐释亦皆有其局限，王峰在《西方阐释学美学局限研究》一书中谈到训诂阐释时说到：“仅仅进行文字阐释尚不足以称之为阐释学，因为阐释学不是为了文本阐释而进行文本阐释，而是把文本阐释当作探讨真理的起点，因为只有文本是确定的，文本之外的东西难以确定”【17】，可见训诂阐释离真正的阐释学尚有距离，而经学阐释由于其形而上的总指向，则依然易于陷入于确定性消解的循环，故而皆无法成为中国阐释学理论构建的基石。笔者则认为，上述所论具有多元意涵的“文”，可作为中国阐释学理论构建和跨学科研究最适宜的话语载体，带着“文”的“前见”展开阐释活动，“文”既可是语言文字，也可以是经、玄、艺，社会生活、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小大弥包，以“文”为前见的阐释可以任意在确定和不确定性的畛域置换，使阐释活动既不局限于确定性（如考据、训诂类的实证阐释），也不会虚悬于不确定性（如经学、玄学的高蹈阐释），“文”因此成为中国文化阐释的中介物和话语载体，在主体表达和社会文化形态层面可呈现为体用合一、弥纶万有的融合气象。中国文化各门类皆以“文”为基点和联结、展开、统合。“文”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无孔不入”的话语渗透力，覆盖了“中和”“中庸”“仁”“礼”“乐”“道”等中国思想本体与范畴，体现一种完整和凝聚，表征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同时避免中国思想文化本体与相关标识性概念的抽象化与范畴化的弊端，从而以形而上勾连形而下，走入百姓日用，并能以“文之凝合”，对抗因科门分立而形成的学术狭化以及各自为政而导致的文化解构，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阐释，成为构建中国特色阐释学理论的基石和标识性概念。区别于现代语境的传统的“文”的概念，具有“自性”且多元的语言和文化阐释。汉语世界“文”的概念推衍具有跨学科性，和阐述的多维性，既包括普通的语言文本层面，又上升到社会基础和文教传统层面，是形而上的“文”和“形而下”的文的“自体”形态的综合。汉语世界的“文”的多元意涵的初步探索，是基于汉语文献和汉语语用的理据而提炼出来的，且暗用语言哲学的内在理路以及相关汉文献的现象式的线索，揭示了以“文”作为话语中心、话语载体的具有通贯性的中国特色文化阐释，对中国阐释学理论建构有一定参考意义。参考文献：
【1】沈家煊，2020年：《互文”和“联语”的当代阐释———兼论“平行处理”和“动态处理》，载《当代修辞学》第1期。
【2】徐增著，范维纲校注，1990年：《而庵诗话》，中州古籍出版社。
【3】程景牧，2021：《清代诗学的脱化意识》，载《中国文学批评》第2期。
【4】杨伯峻，1980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5】（东汉）许慎，1989年：《说文解字》，中国书店。
【6】高亨，1979年：《周易大传》，齐鲁书社。
【7】郭绍虞主编，2001年：《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8】（唐）李百药，1972年：《北齐书》，中华书局。
【9】（唐）长孙无忌等，1967年：《隋书·经籍志》，商务印书馆。
【10】（唐）魏徵等，1935年：《群书治要》，商务印书馆。
【11】（清）张英等，康熙四十九年内府刊本：《渊鉴类函》
【12】黄寿祺、张善文，2004年：《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3】孙德金，2012年：《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商务印书馆。
【14】（汉）班固，1983年：《汉书》，中华书局。
【15】（北齐）魏收，1974年；《魏书》，中华书局。
【16】王峰，2007年；《西方阐释学美学局限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7】王峰，2007年；《西方阐释学美学局限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注释
[1]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商务印书出版社（2014年），“文”的义项是15个：1.字。2文字3.文章4.公文。5.文言6指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文明、文化）7指文科8.旧时指礼节仪式9.非军事的（与武相对）10.柔和，不猛烈11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12.花纹、纹理13.称在身上、脸上刺花纹或字14.掩饰15.用于旧时的铜钱（一文钱）。
2如刘湘兰（2021）在尊经与重文：《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两个思想维度》中提到“文”“笔”之辨的文章自觉的意识，并发现文人编纂文集有时会脱离“文本于经”的意识而“站在文体本位的角度对众多文体进行分类，凸显了“重文”的观念”。
3见孙德金（2012）《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第十七章《文言语法成分的语言价值与语法的稳定性》。
3参看孙德金（2012）《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第十七章第三节《对语法稳定性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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