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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个明事士子，看到了北宋繁荣下的隐患“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又列出四大具体情形：“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亡之祸，而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皇皇，常有外忧”，进而警示当政者“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 遗憾苏轼这样的宰相之材却被长期流放，终生不得任用。宋朝偏爱任用不肖之人以致政乱国危，如蔡京、童贯、梁师成、高俅、秦桧之徒可谓元奸巨恶，纵恣于上、朋邪于下、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卖官鬻职、荒淫无度、祸国殃民。如此作奸犯科，岂不乱政危国？《汉书·京房传》云：“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宋朝如此任人，焉能不亡？ 宋朝重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这是前无古者的经济创举，本值得称道；但过度重商尚利而失遵道秉义纪纲，可谓理乱；理乱则风邪，只见趋炎附势、投机钻营、巧取豪夺、见利忘义成为世风，而卖官鬻职、苟简贪鄙、杀良冒功、渎职枉法毒害官场，万物皆可交易，甚至连国家主权和领土都成为买卖交易的商品，朝廷幻想以此换来苟安，却未防外族得陇望蜀；风邪则招引不肖之徒而排斥忠义之士，致使乱上加乱。宋朝如此理乱，焉能不亡？ 悲乎哀哉，北宋盛年夭折而南宋偏居一隅，全因理乱失人，理乱在重商尚利而不以义制利，失人在以利识人而不任人唯贤，当引以为鉴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之时，要构建发展理论，以道为本，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价值观、权利观和义利观，严防经济利益诱人胡作非为而乱官风世风，实现理安与得人的统一，理安而风正，风正则得人，得人而执道，执道则理安，如此才能协调推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国防强大和外交有为以达长治久安。 柳宗元《封建论》有云：天下之道在于理安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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