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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红旗下》的老舍骨头,永远神奇的北京人艺

 无犀之谈 2023-01-19 发布于北京
序幕
站在舞台中央,只有一柱追光笼罩着他。
他仍是一身松松垮垮的灰蓝色中山装,厚厚的眼镜片之下,是一双纯真、纯真、再纯真的眼。
然后,他说,就到这里吧,不讲了,不继续讲了。
“我没有写完。”
他说这句话时,语气中带着三分不舍,三分委屈,三分沮丧,还有一分的释然。

1961年,《正红旗下》在写至第十一章后,戛然而止,五年后,先生自沉于太平湖底。
这部未完成的小说,留给世人的最终版本,只有屈屈七万余字。
对照先生最伟大的作品《四世同堂》,洋洋洒洒六十余万字,《骆驼祥子》十五万余字……
先生在1937年时,曾写过一稿《正红旗下》,三万字,不满意,停笔。
二十余年后,再次动笔,但在故事尚未进入高潮时,就再次搁笔。
在追光之下,濮存昕饰演的老舍先生说:我没有写完,但后人帮我将她完善,改造成了一部戏。如果说文学是树,那么戏剧就是家具,材料是同样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了。
掌声重启
壬寅年腊月廿七这天,阳历是公元二零二三年的一月一十八日,距离新年,只剩三天了。
首都剧场,在被迫关停整六十天后,终于迎来了开年首演。
扮演老舍先生的濮存昕,缓缓从舞台中央向前走到台边,挥挥衣袖:就到这里吧!
灯光缓缓亮起,台下爆发出雷鸣一般的掌声。

这个比喻用得有些俗套,是小学生最喜欢在作文中用的,但我实在找不出其他更好的修辞。
当适时,台下掌声的热烈程度,分贝强度,唯雷鸣可与之相匹,或者,是我有生不多的现场演出观看经历中,听到的最热烈的掌声。
这掌声中,蕴含着的意味太过深远。
最表面一层,当然是为舞台上这些新老艺术家的精彩演出所鼓;
二一层,是为疫情放开之后,北京人艺重回舞台的首演而鼓;
三一层,是为这出讲述晚清动荡时局下的荒诞大戏所鼓;
最深一层,当然是为了缅怀那个明明有可能写出比《四世同堂》更加经典的作品却在一个毫无征兆的普通日子里永远离开人世间的天真的作家而鼓。
神奇的首都剧场
人艺新一任的院长冯远征,也是《正红旗下》的导演。
首演结束之后,来到舞台上的他非常激动,他说,北京人艺,三年了,三年了,这是三年来第一场满座演出。

闻听此言,感慨万分。
三年来,首都剧场一直受困于疫情的管控,无休止的停演再复演,复演再停演,售票系统不能设置全额放票,有时只能卖三成票,五成票,七成票……
要知道,首都剧场的演出,从来都是开票即罄的。
首都剧场,对于一个热爱戏剧的北京人来讲,你知道意味着什么。
首都剧场,对于一个热爱北京的戏剧人来讲,你更加应该知道,意味着什么。
是的,首都剧场,就是北京人灵魂的栖息地,从踏入剧场院墙的那一刻开始,浓烈的京味儿已经扑面而来。走进剧场,老舍,曹禺,焦菊隐,三尊雕像、三座戏剧大神,静候每一位观众。

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城有很多高水平的剧场,但是,只要你在首都剧场看过话剧,再去其他任何一座剧场,可能都会有些不适。
首都剧场是新中国第一座专业话剧剧场,因话剧而起,为话剧而生,拥有极致的话剧观赏体验。
在这座剧场里,无论你在头排还是末排,一层还是二层,都能非常清晰地听到舞台演员们字正腔圆的台词。
与其他剧场相比,首都剧场最特别的地方在于,观众听到的演员声音,最大限度接近于原声音色。
对于没有话剧演出观看经验的人,可能不太好理解。
简单说,就是在其他剧场,由于内壁缺乏高质量且密度很大的吸音装置,而演员在舞台上的声音,在通过扩音设备传递到观众的听觉系统时,人声中的音色素质受到大幅消减,听起来,更像是电影或电视剧里的声音,也就是,视觉上的话剧,听觉上的广播剧。
我承认,我是被首都剧场宠坏了的北京孩子。
来首都剧场看戏看多了,再去其他剧场,保利,北展,蜂巢,哪怕是国家大剧院,无论大剧场,小剧场,永远不可能有首都剧场这样纯粹的话剧体验。
看话剧,最重要的就是感受台词的声韵与节奏,因为话剧是没有镜头语言的,你不可能像看电影一样去看演员的特写,即便是坐在第一排,也不如看电影里的特写镜头那样毫发尽现,充其量就是拿着高倍望远镜看主角的几个片段。
所以,享受话剧,最大的魅力就是欣赏台词的声色演绎。
在这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人艺的演员,无论是冯远征、濮存昕、杨立新这些历久弥新的老艺术家,还是年轻一代的演员,他们的台词功力,赋予了那些经典话剧更多新鲜的生命力。
正红旗下,时空交错间的父子
北京人艺选择《正红旗下》作为2023年的开年大戏,其中所蕴含的深意,有很多种解读的方式。
作为小说的《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的童年回忆录,更确切的说,是以自己出生前后的乱世为时代背景,讲述大时代中小人物的蒙昧与迷茫。
是的,这也正是先生最擅长的文学表现类型,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大时代中,唯小人物才能最真实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强弱起伏。
先生生于1899年初,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
先生的旧生日是戊戌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儿。
说个题外话,在北京话中,儿化音的规律是,在小事、小地方、小把戏上惯用儿化,所以北京人会说“过小年儿”,等到了除夕那天,你不会听到北京人说“大年儿三十”,大年,是不会有儿化音的。
还有,北京人会说,走后门儿,而不会在城门楼子的名称上加儿化音,比如,天安门,正阳门,东直门。
北京人会说胡同儿,但不会说“大街儿”,会说小孩儿,但不会说“大人儿”。
北京人会说,炒肝儿,豆汁儿,油饼儿,这些都是小吃,但你不可能听到北京人说,红烧肉儿,烤鸭儿,烧羊肉儿,因为这些都是正菜。
如果你说“天安门儿”,“给我来只北京烤鸭儿”,“师傅我去长安街儿”,那么,你好,外地朋友,咱们还是说普通话吧,别说北京方言了。
当然,也有特例,比如北京特有的大院文化,这里的口语化表达,就是“大院儿”,比如,海军大院儿,空军大院儿……
回到主题上,《正红旗下》的故事,就是从戊戌年的小年儿这一天开始的。
而北京人艺版的话剧,开场则是老舍先生的独白。

如果从绝对的容貌相似度上,浓眉大眼方脸盘儿的濮存昕,与明显有着满人面目特征的老舍先生有些差距。
但是,话剧演员与影视演员的区别就在于,神似大于形似。
整场话剧的大部分时间内,濮存昕饰演的老舍先生一直游离于舞台之外,冷静地观看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幕幕或荒诞、或悲怆、或无奈、或耻辱的故事。
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或多或少,都与生于正红旗的舒家有关。
唯一一次,老舍的角色进入舞台,是在他的父亲即将离开人世时。
老舍先生的父亲,舒永寿,正红旗护军营满洲固山人,月领三两银,在小羊圈胡同购了一座小院,作为家中的小儿子,老舍备受父亲疼爱。
但是,这些记忆都是先生成年后听家中长辈说的,在他长到一岁半时,他的父亲在西华门外的一家粮店,被八国联军的流弹击中,重伤身亡,时年38岁。
老舍先生站在舞台的一侧,眼睁睁地看着重伤倒地的父亲再也站不起来。这时,首都剧场先进的舞台功能再次得到体现,因为舞台地板是一套可移转的圆盘,所以,先生一直在尝试走向舞台另一侧奄奄一息的父亲,缓步原地走在一直转动的舞台上,看似在移动,实则从未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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