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早期的中国农业格局：北粟南稻至少在8000年以前，中国就形成了南方以稻作为主北方以粟作为主的农业格局，北方以小米为主食，南方以大米为主食。 南方以大米为主食的传统保留了下来，但北方的小米传统则发生了变化，由以小米为主向小米兼小麦为主，最终转为以小麦为主。 小麦的传入小麦原产于西亚，大约距今4500-4000间，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所称的尧舜禹时代和夏朝初年，小麦传到中国并得到种植。 根据考古出土的小麦遗存推测，小麦或许由草原通道和绿洲通道两个路线传入，其中草原通道更重要，在这条路线上，小麦沿欧亚草原传入中国中国东部，先在山东一带种植，然后逐渐向西传播，到距今4000年左右时，已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小麦传入后，中国农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小麦传入较晚的原因从考古资料看，中国与西亚之间的交流很早就已经出现，例如前所述8000到7000年前原产中国的糜子即传到西亚、欧洲，6000到5000年前发源于西亚的冶金术即传入中国，但小麦却直到4500至4000年之间才传入中国。小麦这么重要的粮食作物，为什么这么晚才传入中国？ 有学者认为，小麦传入较晚的原因有个： 一是气候和环境原因和生产技术原因。 最早传入中国的是冬小麦，春小麦大约到西汉时才传入中国。冬小麦原初生长在西亚，西亚地区是地中海气候，特点是夏季干燥，冬季多雨。与地中海气候相适应，冬小麦在冬季播种，第二年夏季收获。中国是东亚季风性气候，夏季多雨，冬季干燥。主要作物是稻和粟，由此发展出的种植技术是春播秋收。在中国种植小麦，顺应气候条件，要从冬季播种改变为秋季播种；同时小科播种的秋季和生长最快的春季，恰恰降雨量较少的时候，没有相应的灌溉水利改变供水状况，就无法种植小麦。 二是饮食习惯和粮食加工技术原因。 中国早期的主食是小米和大米，烹饪方法是整颗整颗蒸煮，而很少制作成粉，即古人所说的粒食。 第一个原因是可信的： 冬小麦以粮食的形式，可能很早就传入过中国，但大多被消费掉了。传入的小麦，也可能曾被作为种子撒播，但是，如果按当时人们的农耕认知，可能是在春天播种。冬小麦的种子直接春播，很难顺利抽穗和结籽，那么初期的种植应该是失败了。 也就是说，中国原有的春播秋收知识体系不适用冬小麦种植。 要成规模地种植和推广小麦，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清楚认知气候条件与小麦生长周期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与中国气候相适应的播种和收获时机；二是建立起适合小麦栽培的整套生产程序；三是建立相应的基础水利设施。 这是一整套体系，涉及气候、生产和配套设施各个方面，显然不是个体生产者在短时期内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社会性的力量参与。这的确会妨碍小麦的传入。即使人们很早就知道小麦的存在和价值，甚至可以通过交流得到少量小麦，也暂时无法解决栽培难题。 第二个理由认为中国远古时期的粒食烹饪方法影响了小麦传入。这个说法影响也很大，有学者甚至认为，因为这个原因，即使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人们对小麦的接受度也不高，从而影响了种植规模的扩大。 这个推论的合理性并不充足，在青海喇家遗址出土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用小米做的世界上最早的面条，这说明适合小麦的研磨制粉技术和烹饪方法早已经出现，不会成为小麦传播的妨碍。更应该注意的，在古代社会中，决定农作物种植与否的，最重要的不是口感，而是产量。对食物数量的追求，超越对口感的追求，是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选择机制。 小麦传入较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有农业格局的影响。 中国很早已经形成了南稻北粟农业格局，南方以稻配合鱼等，北方以粟配合大豆等，拥有较完善的作物体系，在黄河中游、长江中游、江淮地区更是形成了稻粟混作区，作物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更强。这种较完整的农业体系，使得人们对外来作物缺乏热情和积极性，尤其是现行农业生产知识和设施与新作物不匹配时，更不会积极引入和栽培。 所以小麦的引入应该有其他原因。 4000年前后小麦种植的扩大及原因考古资料也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小麦在中国境内栽培范围迅速扩大，从山东、安徽到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都发现了小麦遗存。 在4000年前开始大范围种植小麦，很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关于距今4000年气候的变化，有变湿变冷、北旱南湿等多种观点。总体而言，对于南方稻作区的影响不大，但对于北方粟作地区影响较大，尤其是黄河中游、长江中游、江淮地区原有的稻粟混作区影响较大。 气温下降，使温度线南退，靠近北方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相当多的原稻粟混作区不再适宜种稻，需要寻找一种补偿替代作物。由是，产生了种植小麦的内在需求。同时，原先种稻时的田地大多有水利设施，对于水利有要求的小麦正好可以利用。 这时候，只要解决小麦生长与气候之间的适应性，就具备了大规模种植小麦的条件。从相关资料看，当时的人们的确解决了这一问题。所以，距今4000年前后，小麦的种植范围大大增加，出现了与粟并立的趋势。 小麦的种植和推广，标志着农业生产技术和范式有了新的内容。 文献记录与小麦种植关系的推测前面说过，小麦种植很难依靠个体的认知实现，应该是社会性力量参与的结果。在文献中恰恰记载了这一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农业官员后稷。 后稷是尧舜禹时代的主农业之官，据《尚书·舜典》载：“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即舜任命后稷主管农业。 《诗经·大雅·生民》有：“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描述的就是后稷种植各种作物，作物生长茂盛的场面，这些作物中就有“麦”。麦还被视作上天赐给后稷的作物，《诗经·周颂·思文》有：“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菲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贻我来牟”中的来即小麦，牟即大麦。本段的大意是：后稷的功业值得尊敬，其地位可以配享上天。生产的粮食养活的人民，人民都以他为榜样。上天赐给小麦和大麦，命令后稷培植养育下民。大麦和小麦的种植，不受疆界局限，要遍布华夏。 后稷既是农官，又推广小麦种植，与考古上所见小麦大范围栽培是吻合的。 后稷时代也是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阶段。小麦种植必须解决秋季灌溉的问题，而后稷所处的尧舜禹时代恰恰是治水的重要时期。从相关记载看，当时的治水并不仅仅是治理洪水，如治水在《尚书·禹贡》的记载为：“浮于济、漯，达于河”，“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其中所用的浮、达、逾、入、乱等动词，都与水上交通有关，也就是说大禹治水的目的不只是治理水患，也是疏浚河道，建立水道运输网络。疏浚河道与水利工程中相关联，自然应该有关于农业生产的因素。在《尚书·尧典》中，大禹主管平水土和后稷主管农业也是是前后相连的：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尚书·舜典》 “平水土”和“播时百谷”的前后相接，很可能表达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小麦的优势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小麦具有自身的特殊优势。 小麦的播种时间是在秋季，多数农作物已经收获；其主要生长时段在冬季，这一季节恰恰是其他作物不能种植和生长的时段，充分利用了土地的闲置期；小麦收获时间较早，从中国地区看，南方从4月底到5月中旬初，北方最晚6月中旬小麦即可收获，对应中国农历为5月中旬。小麦收获后，时间还在夏季前段，还有多种作物如大豆、荞麦、萝卜、白菜等作物可以种植，使一年之中收获的粮菜大大增加。另外，小麦还可以套种其他作物，也可以充分发挥地利。 小麦的这些优势，会极大增加粮食的年产量。 小麦大范围种植之后不久，中国进入第一个中央王朝夏朝，两者之间的一定关系值得关注。 小麦的传播和主粮革命小麦取代粟成为北方主要粮食作物，可以视作一次主粮革命。 小麦在4000年左右，在北方地区已经广泛种植，但其主粮地位是在长时期内逐渐确立的。 小麦在夏代的地位与影响，因为记载缺失的原因，很难搞清楚。 到了商代，小麦在甲骨文和文献中展示出较高的地位。甲骨文中也反映了对于小麦的重视，甲骨文中有关于小麦的记载： 翌己酉亡其告麦。 己酉卜，宾：翌庚㞢告麦。9621 告麦，就是向祖先报告小麦生长或收获的情况，其目的在于祈求祖先保佑小麦能够丰收。甲骨文中还有： 月一正，曰食麦。《合集》24440 “月一正”的意思就是“正月”，“食麦”是指尝新麦时对祖先的祭祀和生活中的礼仪。《礼记·月令》中有：“孟春之月……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恰恰与甲骨文中的“月一正，曰食麦”相符合。这说明，麦子在商代已经重要农作物，而麦子收获时的庆祝和用新麦对祖先的祭祀已经成为商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商代是小麦发展的重要时期。 到西周时期，小麦已经成为北方，尤其是关中平原以东地区的主要作物之一。 春秋时期小麦的主要粮食作物地位已经确立到春秋时期，北方地区小麦已经取代粟成为最主要的作物，《春秋》经和传中都有专门关于麦的记载，例如《春秋·庄公七年》有“无麦苗”，《庄公二十八年》有“大无麦禾”的记载。《春秋》记录非常简明，选取的都有重要影响的事物，能够把小麦的收成情况记录在内，说明小麦的作用至关重要。关于小麦的地位，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上奏中即说：“《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汉书·食货志上》），可见至少到春秋时期小麦与水稻已经成为最受重视的作物。 在粮食的接续上，人们把小麦作为重要内容，《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郑饥而未及麦，民病。”这里说的是还没到麦子收获的时候，郑国的粮食就吃完了，于是发生了饥荒。把麦子作为粮食接续的选项，说明小麦是日常依赖的主要食粮。 另外，在政治、祭祀、军事领域，对小麦的关注度也明显高于对粟的关注。 在政治与祭祀中，麦有特殊地位，如《礼记·月令》有：“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即是天子在正月要以麦与羊为主要食物；《礼记·王制》有：“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即是指平民祭祀时，夏祭时要以麦为祭品。 在军事行动中，也重视小麦，如《左传·隐公三年》记载：“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即郑庄公派祭足率领军队夺取了温地的麦子；《左传·哀公十七年》有：“楚白公之乱，陈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宁，将取陈麦。”则记载了陈国人趁白公胜在楚国作乱的时机侵略楚国，楚国平定白公之乱后，计划夺取陈国的麦子。可见麦子被视作重要战略物资，其作为各国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已经确立。 随着小麦的普遍种植和地位的上升，小麦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事物，逐渐发展出标志属性。《礼记·月令》：“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把麦秋作为时间称呼，作为决小狱的时间标志。类似的例子还见于《左传·成公十八年》：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 这段讲述，晋景公做了一个噩梦，让桑田巫为他圆梦，桑田巫认为是一个恶兆，预言晋景公尝不到新成熟的麦子，就会死去。到了六月丙午日，晋景公让甸人献上新麦，并让厨师做好了麦饭。晋景公让人招来桑田巫，把麦饭展示给他，表示自己可以吃上新麦，然后杀掉了桑田巫。晋景公正要吃麦饭的时候，感到肚涨，去上厕所，结果死在厕所里，终究没有吃上新麦做的饭。把新麦成熟作为时间标志，说明麦子成熟已经成为大众关注的重要事件。 小麦的这种标志性，也见于其他事物，例如《左传·成公十八年》有：“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用“不能辨菽麦”表达一个人的愚笨，说明麦已经日常事物，是每个正常人都能够认知的。我们熟悉的《诗经·硕鼠》中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也是把鼠与麦联系在一起，表达对不劳而获者的不满，麦已经深入大众的意识当中。 小麦的主要粮食作物地位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确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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