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祺瑞在组织新内阁的同时，即着手安排地方军政长官，首先是省一级。对此，段祺瑞是按军事实力来进行分配的。当时，全国有三种不同性质的武装力量：一、北洋军（包括依附于北洋集团的张作霖、阎锡山等地方军阀）。这一部分武装力量拥有众多军队，并占据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大部（当时北洋军尚未占领浙江）和华南一部（福建及海南岛）。二、进步党和西南实力派的武装力量。它们占有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四省，以及广东绝大部分地区和湖南部分地区。三、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在护国战争中，李烈钧领导护国军第二军（滇军两师组成），经贵州、广西进入广东，当时驻在韶关一带；程潜组织的护国军（共三旅），占据了湘西，7月初驱逐汤芗铭，控制了长沙；居正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共二师一混成旅），占据了山东潍县一带。 上述三种力量，当然是以北洋派实力最为雄厚，占绝对优势；其次，西南实力派经营已久，也有一定的兵力；国民党及其军队则比较涣散，根基也不牢固。特别是山东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由于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即力主解散武装，“息纷争，事建设”，已处在收束阶段。  段祺瑞之所以急于确定各省军政长官，是打算稳定北洋派，瓦解西南护国阵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实现北洋政权下的“统一”。 7月6日，北京政府重新任命了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因军务院多次要求废除有帝制色彩的将军、巡按使名称，改称都督、民政长，北京政府遂采取妥协的做法，将都督、将军、民政长、巡按使等名称都予废除，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改称省长。其他职权机关，则“暂仍其旧”。各省军政长官的名称虽然变了，但实际内容并没有多少改变。北洋派控制的各省督军几乎是袁世凯在世时的原班人马。其名单如下：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黑龙江省长毕桂芳兼督军，山东督军张怀芝、省长孙发绪，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山西督军阎锡山、省长沈铭昌，江苏督军冯国璋、省长齐耀琳，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江西督军李纯、省长戚扬，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胡瑞霖，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范守佑，直隶省长兼督军朱家宝，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甘肃省长兼督军张广建，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上述除陕西督军陈树藩是袁世凯死后由段祺瑞任命的外，其余十三省新任命的督军就是原来本省的将军。为了达到既能安抚西南实力派和进步党，又不影响日后时机成熟时“统一”南方的双重目的，段祺瑞在安排南方独立各省的督军问题上用了很大心机。7月6日北京政府的命令中，南方独立各省除云南督军唐继尧和贵州督军刘显世为原来的本省将军外，其他督军、省长均换了人。  对地方政权的分配，进步党人本来是抱着很大期望的。梁启超等热烈拥段，其目的除与国民党人对抗外，还有以此换取段的支持，在西南取得一两省地盘的意图。 在段祺瑞着手安排各省军政长官之前，梁启超即开始运动段，要他多起用进步党人担任西南地区各省的军政长官。7月3日，梁致电范源濂说：“亮侪（籍忠寅）、印昆（周印昆）、孝怀（周善培）、佛苏（徐佛苏）、幼苏（陈廷策）等皆巡按妙选，得间不妨切实推毂。最好令黎、段访才于我西南数省；军民长官之调动，事前先与我商，必较妥洽。循若（戴戡）必须有位置。” 但是，段祺瑞没有满足进步党人的要求，仅任命戴戡一人为贵州省长。而进步党人最为属意的是湖南。戴本人为避免与接近进步党的刘显世冲突，也不愿任贵州省职。10日，梁启超亲自出面致电段祺瑞说：戴戡“才具开展而醇洁稳健，实当代有数人才，不宜弃置，能量移他省最善”。13日，梁又电当时已在北京的籍忠寅，要他出面运动黎元洪、段祺瑞将戴戡改任湖南省长，电报说：“循（戴戡）长黔，实不宜。陈（宧）既不能入湘，干（陆荣廷）又不能久，惟以循任湘省长，迅速到任，俾陆以湘委之而自解粤纷，则两局皆略定耳。”  同日，他并电请陆荣廷也向黎元洪、段祺瑞推荐戴戡。但是，段祺瑞在这一问题上根本没有理会进步党人。16日，北京政府任命刘人熙暂代湘督，作为缓和国民党人反对陈宧的临时措施。20日，蔡锷向梁启超表示，愿意回家乡湖南任职，以便养病。梁接电后认为这也是插手湖南的好借口，立即电请熊希龄运动段祺瑞实行。但是，梁的这个计划也被段搁置不用。很明显，湖南是南北军事要道，如果蔡锷在湘，湖南就可能成为南方的屏障，对以后北洋军南下不利。段内心还是要北洋派一统天下的。后来段选中文人出身且当时在湘军中尚无很大实力的谭延闿暂代湘督，显然也是另有打算的。段还一度策划任命戴戡为湖南查办使，调解湖南地方势力与北洋军的矛盾，实际上是要进步党人为北洋派火中取栗。梁启超虽然曾经极力为戴戡争湖南省长一职，但此时湖南形势已变，戴前往查办“必无效果”，只能与各方“徒生恶感”，只得又为戴力辞此职。 梁启超对北京政府仅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而未予戴戡以湘省省长极为不满。他向同党大发牢骚说：“我辈为大局如此尽力，若结果为彼，真短气！” 从7月6日对全国各省军政长官的任命看，段祺瑞似乎在浙江、四川、广东等省的问题上对进步党人和西南实力派做了些让步。但如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些妥协大都是在军事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浙江、广东就是这种情况。  1916年4月，袁世凯在浙江的走卒朱瑞和屈映光先后被浙江军民赶走。5月6日，吕公望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宣布独立，并按照西南军政府纲领，组织浙江护国军政府。段祺瑞对于浙江脱离北洋集团的束缚当然是不甘心的，但在袁世凯死后南北妥协的形势下，又不愿因浙江而影响大局。况且浙江在北洋势力包围之中，打入的机会很多。因此，段在安排各省军政长官时承认了浙江的现状，任命吕公望为浙江督军兼省长。 对广东，段祺瑞的方针是竭尽全力支持龙济光任督军，但由于各方激烈反对而未能达到目的。龙在袁世凯死后第三天，即宣布广东取消独立。当时李烈钧率滇军至粤北，拟假道韶关进入江西，但驻在韶关的龙济光的振武军，紧闭城门，不准滇军通过，并在韶关城上架炮轰击滇军，引起战争。振武军和滇军发生冲突后，龙济光即向段祺瑞乞援。段电令江西将军李纯将北洋军集结于赣南，准备出击李烈钧。但北洋军尚未动作，振武军已被滇军击败。陆荣廷又令桂军乘势由西路攻入三水，将龙济光困在广州。这时，如果北洋军入粤，就意味着一场新的南北战争。 段祺瑞权衡局势，感到在政治上、军事上均无把握，只好暂退一步。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龙济光调任两广矿务督办。但是，段祺瑞同时又以陆荣廷本人尚在湖南为借口，令陆暂署湖南督军；在陆未到广州以前，仍以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对与振武军开仗的滇军领导人李烈钧，段则未予任何位置，仅令其“来京听候任用”。从北京政府处置广东的命令来看，段祺瑞仍在拖延时间，力争保留龙济光广东督军的地位。但是，包括梁启超进步党人在内的南方各派，都对龙衔恨已久，坚决反对龙继续督粤。陆荣廷也没有理睬北京政府暂行署理湘督的命令，而于7月10日返回广西。8月下旬，陆率兵入粤，以武力逼迫龙济光交卸。龙在桂滇大军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广州。  对南北用兵必争之地的湖南，段祺瑞本是意在必夺的。但是，7月4日晚，北洋派的走卒汤芗铭在湖南护国军逼迫下逃出长沙，打乱了段的计划。段一时难以调兵遣将，便匆忙任命从四川逃到鄂西的陈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这一任命遭到南方各省特别是湖南军民的强烈反对。7月6日，程潜率军进入长沙后，与曾继梧、赵恒惕等湘军将领及各界代表协议，于7日举刘人熙为湖南临时都督。刘人熙，字艮生，湖南浏阳人，曾任广西道台，与陆荣廷有交。程潜等想通过他取得桂军的援助。陆虽不是乐为老朋友捧场的古道热肠之士，但湖南为两广门户，如落入北洋军手中，就会危及两广。从自身安全考虑，陆表示支持湖南抵制陈宧督湘。国民党人和部分湘军将领都欢迎刚由日本回国的黄兴出任湘督。7月14日，程潜、曾继梧、陈复初、赵恒惕和龙璋、覃振等联名致电黎元洪、段祺瑞，要求任命黄兴为湘督，“以资镇摄”。但黄兴力辞不就，推荐谭延闿或蔡锷出任此职。最后，段祺瑞任命谭延闿为湘督，其用心已如前述。 段祺瑞在地方政权的分配上，对国民党人显然持排斥态度。他不仅排斥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也排斥国民党稳健派。护国军共三军，一军司令蔡锷、三军司令唐继尧分别被授为川督、滇都，独二军司令李烈钧无所授受。其他籍隶国民党的护国军统兵大将如熊克武、方声涛等，也遭排挤。军务院“运筹决策”的“主干人物”李根源，虽被任命为陕西省长，但命令发表后，却由于陕西督军陈树藩的阻挠而不能到任。直至次年2月，在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下，李才到陕西做了不到半年的省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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