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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祭拜:天地圣亲师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最具有本源性、共通性的信仰崇拜对象是“天地君亲师”。根据学者门考证，“天地君亲师”起源于先秦，北宋初期已经正式出现“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明朝后期以来，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在民间广为流行。至今，在中国一些农村，仍然保留着这样的习俗：在家里时常供着天地君亲师之位。由于时代的变迁，君主制度被推翻了，中国终于走出帝制。“君”的本意是指古代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之通称，秦汉后秦始皇僭用上古三皇五帝之神圣称号，把大一统国家最高君主冠以“皇帝”之名，此后“君”即指“皇帝”。两千多年的君主政治，明君罕见，庸君、暴君多多，进入现代社会人民多厌恶“君”，认为 “君”位应当去除。民国时期人们认为“天地君亲师”应改为“天地国亲师”“天地圣亲师”“天地人亲师”“天地军亲师”等，不一而足。 我非常赞同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蔡仁厚，以及大陆郭齐勇等先生的意见，“天地君亲师”应改为“天地圣亲师”。 据蔡仁厚先生曾撰文说：“有人改君为国，但国家是政治组织结构，不宜作为祀敬的对象。又有人改君为天地人的'人’，但人字太泛，不具体，无可祀敬。后来唐君毅先生提及此事，认为可以改用'圣’字。民国四十五年，牟宗三先生由师大转东海，那年腊月，我和周振群兄一同南下陪先生过年，大年夜我们设置了'天地圣亲师’牌位，上香行礼。年初一，徐复观先生率儿女来牟先生处贺年，看到这个牌位，大为称赞，说这个'圣’字改得好，使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他自己在家里安置了“天地圣亲师”神位，并撰写了一幅联语：“天生地养，盛德广大；圣道师教，亲恩绵长”。再摆上一个小香炉和一对烛台，这样就可以随时上香行礼，以满足内在生命“报本返始”的要求。据蔡仁厚先生的解读，它兼含天地、祖先、圣贤，“天地是宇宙生命的本始，祖先是个体生命的本始，圣贤是文化生命的本始。这几个'本、始’都不可忽视，不可忘本。这是儒家教化传统最为核心的所在。”“其中'圣’字指历代圣贤，'亲’字指历代祖先，'师’字指各行业之先师以及个人自己之业师。或曰师亦指万世师表之孔子”。因此他建议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在自己家里安置“天地圣亲师”的牌位。让我们的家，成为充满文化意义的家。这样，善根灵根自然深植人心而滋长繁荣，恶根劣根自然驱之出门而冰解冻释。于是家家户户也回归孝、悌、慈，人间一片祥和。 郭齐勇先生也说：“我提倡每户人家，在居住地的室内找一个较好的空间，摆上'天地圣亲师’的神木牌位及两口子双方已故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亲的牌位，在一定的节日或忌日穿上民族服装（如深衣）行跪拜礼或躹躬礼。” 也有人说：“圣”当然比“国”好，但“师”又有重复之嫌。其实看怎么理解，在前贤的启发下，我想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天：上天、昊天上帝。 地：后土、谷神﹑山神﹑河神等。 圣：原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古代圣王，后指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也包括历代先贤，如孔门72贤，周、邵、程（二程）、张、朱等大儒。 亲：列祖列宗，过世的父母。 师：至圣先师孔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以及各行各业的祖师。 这一转换的核心是从帝制时代以“君”为中心的政教体系，重回中国文化的本源以“圣”为中心的信仰体系。 “圣”的本义的通天地人的圣王，他们既圣且王，道统与政统合一。 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发生了由崇神向崇圣的转变，先秦诸子著书立说都借圣人的名义神圣其说，都在各自思想体系中大谈圣人，圣人观念得以深化、普及。此后历代诸子百家、道教、佛教都有各自的“圣人观”，当然这其中儒家为主体。 孔子之后，圣与王、道统与政统一分为二：以孔子为代表的圣贤传承了古代圣王的道德人格、思想理念和精神气象，形成了道统、学统、教统融为一体的“圣统”；以皇帝为代表帝王延续了古代圣王以血缘为基础、嫡长子继承制的“政统”。以政统言，帝王是主体；以道统言，则师儒是主体。思孟学派把“道统”与“政统”的分立具体化为“道”与“势”、“德”与“位”的分立，认为“道高于势”、“德尊于位”。荀子也提出“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荀子还把“圣”与“王”并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在中国传统社会，“道统”是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高于“政统”，是“政统”合法性的来源，所以历代帝王没有思想，他们通过东宫教育、经筵教育接受儒家思想，不但不敢与圣贤争“道统”，反而降尊卑怀诚心敬畏“道统”，尊重“道统”，愿意接受“道统”的评判监督。 不过，秦汉以降，帝王僭用“圣统”，运用其至高无上的权力，给自己戴上了“圣”的桂冠，使人们认为帝王就是圣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随之相关称谓也流行开来，诸如圣皇、圣君、圣天子、圣主、圣上、圣旨、圣驾、圣御之类，帝王死后谥号也要用“圣”字，诸如圣穆、圣神、圣明、圣功、睿圣、惠圣、冲圣、仁圣、昭圣、慈圣、明圣、懿圣等等，就不多说了。
历代儒者自觉地传承和发展“圣统”，在信仰上形成圣贤崇拜，在思想上形成了圣贤思想，在教育上形成圣贤教育，在文化上形成圣贤文化。宋明儒者把“圣统”落实到“政统”实践中，与帝王共治天下，儒者们一方面希望“得君行道”，另一方面则肯定“以道抗势”。如明代吕坤有言:“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 我们今天要继承上古圣王传统，同时把帝王僭用的“圣”从帝王“政统”中剥离出来，重新回归儒家的“圣统”，重新确立中华民族的圣贤信仰，弘扬圣贤思想，重建圣贤教育，传播圣贤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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