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年三十儿 文/王继续 晚上母亲在炸鱼，我帮着看火。炸鱼配上辣椒粉拌上酱油和生姜是我们都挺喜欢的一道菜，当然这也仅仅是年夜饭中的一小道菜而已。 我边加柴火边和母亲聊天，我说试想一下我们再住进原先那老房子里去会是啥感受。母亲说住那去干嘛，日子要越过越好的嘛。我说忆苦思甜咯。母亲说这样的节日里不适合忆苦。 但其实每年的年夜饭都少不了忆苦思甜。 都说现在过年年味越来越淡了，其实是过年的仪式越来越少了，氛围也就淡化了。 这和年龄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又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随着年长，对那些仪式化的流程越渐淡漠，最无可争议的一点便是不再期待着穿新衣带新帽拿着手枪放鞭炮了。 压岁钱一年比一年多，快乐却一年比一年少。甚至有时候大年初一还坐在屋顶眺望平添独孤。 有些地方的压岁钱是大年三十给的，我们这的压岁钱都是大年初一给的。小时候爸妈会在天微微亮的时候将压岁钱放在我的枕头下，两块钱用写对联的红纸抱着，一般是现在不再发行的两元人民币。 我们家虽然不兴拜年，但流程不会少，仪式感依然有，嘴里不说，心里知道。 大年初一领了家里爸妈的压岁钱立马就撒欢的跑去奶奶家叔叔家，依然是不直言“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只一句长辈的尊称便能双方意会达成目的。 后来红包变大了，也不再用自裁的简陋红纸包了，里边是崭新的十元或五十元钞票。长辈们会说一句“又长大了一岁”。再后来百元大钞，一张两张，便很少再用红包包着了。 相较于大年初一的红包会，我更喜欢大年三十的大团圆。 年三十是年味最浓的一天，从早上忙活到晚上。小孩子自有自的忙，啥都可以玩上一整天。男人们贴春联，女人们准备年夜饭。 小孩子们玩爆竹和冲天炮，汇聚在村口的坪地里，暗自较劲，比拼爆竹的响度和玩的花样，双响炮或者三响炮往往是留着扳回一局的制胜法宝，不轻易用掉。 有时候将双响炮丢进了水里，牺牲了双响炮双响的功能，让人很是懊恼。 直到中午，小孩子们才纷纷回家，因为最让人兴奋的洗澡换新衣就要开始了。 家里要是小孩多，争个头洗往往是常有的事，小孩子都巴不得早早的穿上期待已久的新衣。要知道那套衣服几乎会在年三十之前的每一天都拿出来看一看闻一闻，不敢试穿生怕弄脏。 而大人们呢？他们几乎是不闲着的，尤其妈妈们。她们只忙一件事，就是年夜饭。 她们一直向满汉全席努力，满桌子的菜，一碗挨一碗，一碟架一碟，汤汁随时有溢出来的危险。 虽然量上去了，但味道是不敢恭维的。 临到年夜饭吃完，满桌子的菜还剩下三分之二，这个时候爸妈就会说“我们那个时候有这十分之一都赶上毛主席他老爷子的生活水平了”。对于这一类的比较，我们小孩子是不屑的，拿起鞭炮继续开玩。 蒋方舟说对于春节，她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张油腻的大桌子。“才擦干净，又摆上一盘盘菜。做饭的人，吃饭的人，都是那么兴冲冲的，几乎是不正常的兴奋与盎然，像是驽着劲儿地对生活的一种示威和负气：要齐心戮力把日子过得好，过得幸福，过得体面。” 这话在我们小时候更甚，因为我们这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是从中午吃到晚上的，每家每户都准备着，都是一大桌子，奶奶家，伯伯家，叔叔家。 谁家先做好先去谁家吃，主厨的母亲们叫着劲的PK，上一家还没吃完就跑来要领着大伙去下一家吃。要是以前生得多的家庭，叔伯众多的尤其，估计吃到春晚结束都吃不完。 吃完了饭，小孩子们PK新衣，大人们则PK烟花。 以前我家买不起烟花，有一次全村烟花热潮，不知谁鼓动的，像要和临村PK似的，几乎家家户户都贡献了一个烟花，十几个烟花放在村口空地上，轮流放，至今回想起来时间持续了感觉一整个夜晚，照亮了所有村庄。但就那一次浪潮也未波及我家。小时候爱看，但家里没有，长大了有了，却不爱看了。 那种家家户户，谁比谁幸福，谁比谁体面的感觉是存在的。如今淡薄了许多。 日子是越过越体面。啥也不缺了，压岁钱能包得过万，衣服能买好几套，烟花家家都放得起了，只是压岁钱不再领了，新衣不那么期待了，烟花早就不爱看了，连五福临门都不那么虔诚了。 当然，我们还是对生活饱有期待的。好比父母，期待着自己当上奶奶做了外婆，期待抱着孙子外孙给他们压岁钱。我们也想，或许成了家有了小孩，那些丢失的仪式感又能逐渐找回，年便还是那个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喜气洋洋，幸福安康。 或许年就是过给小孩的，不然为什么只有小孩有压岁钱。小孩子领压岁钱，长大了给小孩子准备压岁钱，倘若家里每个小孩子还真不像个年。 那就祝那些小孩子们年年岁岁红包涨，岁岁年年多健康；祝那些大人们成家立业早，小孩绕膝盖跑；祝那些老人们天天都和过年一样不孤单。 写于2019年2月 上篇文章：我读刀尔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