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朝著名政治家,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长河中继战国的商鞅、吴起、唐朝的房玄龄、姚崇、宋朝的王安石,最后一位以文官朝臣身份推动社会改革的改革家。 张居正在1572年至1582年担任内阁首席辅政大臣,在这十年间他大力推动政治经济改革,扭转了明朝社会颓势,明朝度过了最后的黄金十年。 同时内阁权力达到顶峰,张居正以首辅身份代行皇权,然而权力的膨胀也让他最终被反噬,在他死后,守旧派势力发动疯狂反扑,不仅改革全部被废止,他本人被削夺一切荣誉爵位,并被抄家。 随着张居正的陨落,此后的明清历史再无强臣政治,属于士大夫政治的时代彻底结束。 张居正的崛起——从天才少年到内阁首辅 公元1525年,郑居正出生于湖北荆州的一个秀才家里,据说张居正从幼年时就聪明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 1536年,十一岁的张居正参加童试,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第二年张居正参加乡试,时任湖广巡抚顾璘担心他少年得志,经不起风浪,故意阻挠让他落榜,以此多加磨砺,促成大器。 1540年,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解下犀带赠予他并说: “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 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进士,正式入朝为官,而顾璘没有看错人,张居正能够成器,与接受的挫折教育息息相关。 张居正入朝后拜到内阁重臣徐阶的门下,在徐阶的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经典国事,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内阁中,夏言与严嵩为了争夺首辅职位,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在严嵩进谗攻击下,夏言被嘉靖斩首,严嵩成为内阁首辅。 严嵩主政后,大肆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朝政在他手中日趋败坏,血性正直的张居正在劝谏嘉靖无果后,张居正于1554年请病假离京到故乡江陵。 在休假三年中,他不仅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和名山大川,而且他发现流民遍地、盗贼四起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 “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 在游历结束后,他对当时的明朝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并产生匡扶社稷的责任意识。 面对只顾修仙问道的嘉靖、擅权贪腐的严嵩和那些庸庸碌碌的官僚,张居正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大明颓势。 1557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为了能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生存下去,他开始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的手段,以相机而动。 后来张居正担任国子监司业,并被徐阶推荐到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积累了良好的政治资源,打开了人脉,为他将来的发展做了铺垫。 1566年嘉靖去世后,朱载垕继位,张居正凭借东宫旧臣的关系,于次年被提拔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正式进入内阁,参与朝政。 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在十年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成为大明政府核心大员。 然而好景不长,他的政治生涯迎来了第一个考验,1568年他的老师徐阶和同为太子党的高拱发生矛盾,互相攻讦。 朱载垕偏向高拱,致使老迈的徐阶不得不致仕退休,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而张居正则是内阁次辅。 在他看来,高拱不仅是老师徐阶的仇敌,更是自己更上一步的绊脚石,不过此时的张居正经济十几年的宦海沉浮,早已成为城府极深的老官僚,他必须等待时机。 1572年,朱载垕驾崩,年仅十岁的朱翊钧继位,即万历,张居正作为朱翊钧的老师,深得其母李太后的信任。 而且张居正为人谦逊,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建立良好关系。 与之相对应的是高拱为人高傲跋扈,经常口无遮拦,藐视万历,以至于触动李太后敏感的神经,对冯宝也不甚尊重。 张居正利用此机会与冯宝建立政治联盟,并指示冯保向李太后进谗言,诬告高拱有不臣之心,李太后立刻下令以“专政擅权”之罪罢免高拱赶回原籍。 而张居在这一年取代其担任首辅,进中极殿大学士,至此张居正取得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并正式推动改革,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张居正改革——帝国颓势的“强心针”,大明最后的黄金十年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围绕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政治上,张居正改革目标是明朝官场长期以来的人浮于事、懒政不作为现象。 嘉靖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庸庸碌碌,怠政无为,政府几乎处于停摆状态,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而官员们却只顾贪图享乐。 张居正认为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于是他以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整顿吏治。掌管内阁后,1573年,张居正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 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规定地方官员每年需完成的财政税收任务。对于未完成目标的,给予降级或革职,并淘汰惩治了一大批不作为的官员。 同时他信赏罚,持法严,对于违法权贵绝不姑息。当时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却因其背景不敢问罪,张居正决定敲山震虎。 先是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然后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并将其押解到京师,张居正将他幽禁在南京。 张居正的铁腕执法,让朝廷风气焕然一新,史书记载: “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大大提高,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 经济上,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也是其改革的重点,明中期以来,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从农民手中占夺大量土地。 而农民则沦为流民或佃农,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残酷剥削下,租田农民生活极苦,当时有歌谣: “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 巨大的贫富差距使社会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土地兼并加剧使全国纳税的土地有一半为大地主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 另外朝廷控制的田亩、人丁日益短缩,财源耗竭,形成严重的财政危机。 1578年张居正对全国进行土地丈量,清查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土地2.8亿亩,沉重打击既得利益集团。 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各地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务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同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这也是清朝雍正时期摊丁入亩的来源。 一条鞭法调解了大地主与农民之间负担畸轻畸重的问题,打击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垄断势力,增加了朝廷赋税收入。 1577年,全国钱粮收入银两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期增长74%。 到张居正执政末期,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与嘉靖时期国库存粮不够一的情况,有了很大进步。 一条鞭法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是重要的社会变革事件,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了经济危机,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给予走下坡路的明王朝一线曙光。 同时张居正启用潘季训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用一年半时间,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还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 军事上,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明朝在北方地区面临极大军事压力,张居正实行“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边防新政。 “内修守备”是指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任用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门防御蒙古,李成梁镇守辽东抵御女真,操练兵马,提升军队战斗力。 同时修筑长城防御体系,又在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 “外示羁糜”是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汉蒙关系,并积极加强友好往来,在此期间双方议定开放多处互市市场,在西北沿线形成茶叶、马匹的贸易市场。 经过长时间努力,张居正的边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总而言之,张居正改革扭转了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是,改革触动了大地主大贵族的根本利益,这为张居正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人亡政息,世间再无张居正 张居正当政十年,所揽之权正是万历的大权,可以说张居正的当权便是万历的失位。 在权力上,张居正和万历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万历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1579年,万历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但张居正据理力争,要求万历节省“一切无益之费”。 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而且张居正以帝师的身份,将万历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以节省灯火费用。 一旦发现万历有懒惰贪玩的迹象,不仅严加训斥,还向李太后报告,十年里,万历在张居正这个内阁首辅面前没有一点皇帝的威严。 万历年幼时还好,长大后对这位师傅产生了严重的叛逆心理,认为自己的皇权受到冒犯。 另外,张居正本人一点都不正,在当政十年中,为了维持权威,维护文官集团的官场关系,收受贿赂,接受下属钱财是常有的事,就连戚继光这样的名将每到年节也要对张居正进行打点。 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明神宗实录》记载: “江陵原住宅内,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余两,金首饰九百余两,银器五千二百余两,银首饰一万余两,玉带一十六条,蟒衣、绸缎、纱罗、珍珠、玛瑙、宝石、玳瑁尚未清点。” 按照金银换算的话,张居正家中共有银两十七万两之多,珍珠宝石不包括在内,张居正一边劝谏训斥皇帝节俭,一边自己过着奢侈享受的生活,当然张居正在严嵩等大贪官面前还是小巫见大巫。 张居正的另一个污点是生活排场,张居正用圣人言行要求万历,自己却妻妾成群,生活奢侈,更夸张的是张居正的私人轿子要有32人抬。 轿内陆毯面积就超过50平方米,里面不仅可以休息,还有办公、如厕空间,外加两个仆人。 在他父亲去世后,张居正从京城回家乡奔丧,一路不仅有庞大的卫队护送,所到之处不仅各地督抚亲自跪迎,就连驻地亲王也前往迎接,张居正自己还遥控京师,以至于张居正过于专权,几于震主。 张居正的专权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极大政治风险,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敢作对,然而张居正一死,局势瞬间逆转。 1582年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积劳成疾而病逝,万历为之辍朝。 不过仅在他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万历命其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表明张居正的失宠。 闻到皇帝的政治风向后,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列其罪状,万历下令抄家,削夺所有爵位封号,张居正本人也险遭开棺鞭尸。 张家上下七十余口人被官军包围,饿死家中,张居正所用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戚继光也遭罢免。 虽然后来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但在保守势力的反扑下,其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他身后迄于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力挽狂澜,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 小结 张居正专权十年,虽然身上有很多污点,但他仍然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家,尤其是其一举扭转积重难返的财政危机,综合来看,张居正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是实至名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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