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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收藏中国文物和古代书画重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陈正兴 2023-01-22 发布于湖北

文 / 杨晓能


主持人语:西方现代艺术突破传统的架上模式,不断实验新的媒介载体,同时将展示场地拓展到美术馆、博物馆、画廊等传统展示场地之外,进入公共空间,积极通过与公众互动参与公共社会生活。本期褚楚的文章概述了美国最重要的公共艺术机构“创意时刻”跨越五十年的艺术实践,总结其经验得失,指出“创意时刻”统筹助力艺术家实现那些赤子般的艺术作为,但左派艺术家在用艺术来极力维护弱势群体受损利益的过程中也常将公众引入一种偏颇的舆论中,其经验得失需要辨析。当代美国著名艺术家加里·希尔从金属雕塑开始,将艺术媒介拓展至声音、影像甚至身体。姚童哥、王之纲的论文以希尔艺术媒介语言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剖析总结其在艺术媒介探索上的有效经验和贡献。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全美最大的艺术博物馆,其中国古代书画及各类文物收藏也在国际上声名远扬,杨晓能的文章是此次连载的最后一篇,介绍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收藏故事,该馆丰富的收藏延伸至当代的中国艺术,值得重点关注。(王红媛)

内容摘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从美国古董商与富人售捐明清瓷器和玉器等装饰艺术品起步,随后追随西方博物馆藏展宗教雕塑的风尚,历经百年购藏古代书画的坎坷,逐渐走向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本文检视该馆深入理解中国艺术的进程,以及建立其收藏的起伏、得失与挑战。

关键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中国文物 中国古代书画 福开森 王季迁 顾洛阜

美国兴建艺术博物馆从东部开始,筹建于1870年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同龄,但比后者早几年开馆。历经搬迁和一百五十年的扩充,2020年初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由三个场馆组成:主馆位于背依纽约市中央公园的第五大道1000号,展示欧洲中世纪艺术与建筑的修道院分馆(The Met Cloisters)坐落于洛克菲勒家族捐赠给纽约市的崔恩堡公园(Fort Tryon Park),展示现当代艺术的场馆位于麦迪逊大街的布鲁尔分馆(The Met Breuer)。布鲁尔分馆花费高、观众少、展评褒贬不一,为节省每年1700万美元的租金,2020年转租给弗利克艺术收藏馆(The Frick Collection),〔1〕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有主馆和修道院分馆。受新冠流行病闭馆和观众减少的影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20年通过解雇、休长假、退休的方式裁减四百余人,还有1600名工作人员。〔2〕根据年度财务报告,2021年该馆的基金资产已从三十多亿增长到四十多亿美元,经费状况好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拥有跨越时空五千年、涵盖全球不同文化艺术的藏品150万件,而且平均每年花费5000万美元购买艺术品,同时也拍卖淘汰的藏品,拍卖所得收入每年少则45000美元、多达2500万美元。〔3〕主馆新古典主义的门面建筑和进厅于1902年开放,其后不断扩展和装修,目前主馆各层加在一起的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为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图1)。〔4〕主馆建筑属于纽约市政府的财产,市政府负担供电与暖气及三分之一的安保和维护费用,该馆董事会监管藏品并负担所有相关费用,以及三分之二的安保和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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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非洲艺术、美洲艺术、古代近东艺术、武器与盔甲、古代美洲艺术、亚洲艺术、服饰研究所、素描与版画、埃及艺术、欧洲绘画、欧洲雕塑与装饰艺术、希腊罗马艺术、伊斯兰艺术、罗伯特·利曼收藏、中世纪艺术与修道院、现当代艺术、乐器、大洋洲艺术、摄影19个收藏领域,藏品由17个专业部门管理、其中15个部门继续增购收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强项包括美国绘画、雕塑与装饰艺术(约20000件),欧洲古典—印象派—后印象派绘画(2500多件),埃及古代艺术(26000多件),伊斯兰艺术(15000多件)。藏品丰富的部门包括欧洲雕塑与装饰艺术部(50000件)、希腊罗马艺术部(30000多件)及服饰研究所(33000多件)。根据该馆公布的19个收藏领域的藏品数量,离宣称的150万总数相距甚远。亚洲艺术位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大藏品部门之列,也是西方最重要的收藏之一,其展厅面积近6千平方米,藏品三万五千多件,其中日本艺术除购买外主要来自三个美国藏家[Horace Havemeyer(1886—1956)、 Harry G. C. Packard(1914—1991)和Mary Griggs Burke(1916—2012)]的收藏;南亚和东南亚雕塑在以前的基础上购入了两个藏家的藏品[Christian Humann(1924—1981)和Samuel Eilenberg(1913—1998)],前者1981年去世,古董商安思远(Robert H. Ellsworth,1929—2014)购得其收藏,然后出售部分藏品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文物和书画有一万两千多件,佛教雕塑、陶瓷器、古代书画、明清装饰艺术突出且有体系,中国展厅中有1980年阿斯特夫人(Brook Russell Astor, 1902—2007)资助建造的仿苏州明代园林庭院的“明轩”。该馆亚洲艺术收藏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资金赞助者和藏品捐售人的慷慨,亚洲艺术部专业人员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不过亚洲艺术部只负责中国、日本、朝鲜、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中亚、西亚甚至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艺术则由伊斯兰艺术部负责。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初期,没有亚洲艺术部也没有专家,中国收藏由装饰艺术部管理。几位身为董事的古董商与巨富自发出售和捐赠藏品,成为该馆中国艺术收藏的基础。1879年古董商和博物馆创立董事艾弗里(Samuel P. Avery, 1822—1902)出售该馆一千三百多件瓷器,其中含一千多件明清瓷器(少量官窑瓷,大多数为外销瓷),诸如清康熙景德镇窑青花西厢记故事图长颈瓶等,当时他的瓷器占满一个展厅,现陈列在正门二层的回廊中。1902年富豪董事毕舍普(Heber R. Bishop, 1840—1902)遗赠一千几十件玉器和来自不同国家的玉石料标本,主体为清代18世纪至19世纪工艺品,诸如玉雕双龙方觚、碧玉兰亭雅集图笔筒、玉雕罗汉山子、玉雕仙人瑞鹤山子、玉雕老子出关山子、玉雕坐佛、翡翠孩儿枕、《御制七佛塔碑记》玉册、乾隆碧玉云龙洗(1774)等。毕舍普不仅留资布展,还资助出版重125磅的两大卷藏品研究图录(63×48厘米)。〔5〕以收藏伦勃朗(1606—1669)、维米尔(1632—1675)等古典名家油画著称的百货公司创始人奥尔特曼(Benjamin Altman, 1840—1913)1913年遗赠四百多件清瓷,其中官窑的有康熙景德镇单色桃花红釉瓷瓶,外销瓷包括康熙景德镇窑三彩描金寿老、康熙景德镇窑青花五伦图瓷瓶、康熙景德镇窑青花山水图凤尾瓷瓶、清乾隆铜胎画珐琅包袱瓶一对等。金融商贸中心纽约的富人圈中收藏中国瓷器、玉器等装饰品,与西方油画、家具搭配布置豪宅,是欧洲皇室贵族传来的遗风。明清瓷器的异国情调、玉器的精雕细琢,符合这些藏家追求富丽堂皇与工艺极致的口味,也搀杂显贵或修养的成分。来自他们的工艺品奠定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早期中国收藏的强烈装饰艺术格调。

意识到需要发展中国艺术收藏和中国专家的参与,在馆长鲁宾逊(Edward Robinson, 1858—1931)不在时,该馆董事会于1912年聘请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6〕作代理人为该馆收藏代表性的中国艺术品,馆方预支福开森25000美元在中国购买绘画、陶器和青铜器,福开森热情地用预支款甚至自己的钱高效购物,馆方同意再支付25000美元(但馆长反对),条件是先看他买的文物再付钱。第一批文物到后,馆长表示失望,非中国专家的装饰艺术部主任(Wilhelm Valentiner, 1880—1958)支持馆长的意见。董事会秘书1913年6月告诉福开森馆内工作人员的失望并要求在看到文物前停止购物,福开森反驳说中国的权威赞同他的选购、该馆不要受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方法的影响并回纽约辩解。馆方请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审评,弗利尔聆听了福开森的画家推定与解释,又单独看了画,指出西方没有专家有足够的信息来权威性地评判,但一些画不是原作,他推荐购买30件早期画,拒绝评审明清画。福开森同年12月与馆方达成协议,馆方支付40000美元购买他部分的采购其余他人的捐赠。〔7〕1914年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和出版图录,展示福开森为馆方购买/赠送的84幅东晋—清卷轴画,11部宋—清书画册(149帧)、9件/组宋—清缂丝画,其中有传顾恺之、周昉、吴道子、顾宏中、李成、范宽、董源、宋徽宗、郭忠恕、郭熙、燕文贵、李公麟、刘松年、马远、夏圭、赵孟頫、钱选、倪瓒、方方壶、吴镇、王振鹏、王绂、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陆治、谢时臣、丁云鹏、董其昌、王翬、吴历、华嵒、恽寿平、石涛、乾隆、郎世宁、罗聘等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品,福开森称之为“名人画”;与当时喜好收藏唐宋画的风尚相异,他购买了大量的明清画,甚至书法作品,试图呈现中国绘画发展史。〔8〕可是媒体也不领情,有的对其展览的评论相当负面。〔9〕福开森初入莫测深浅的古玩市场,自信过度,听人不疑,导致大量失手。以现在的标准看,该馆当时入藏的古代名人画多为后人仿本和冒名之作,诸如他用2000美元购买的传顾恺之《会稽山图》实为17世纪至18世纪赝品。精彩的见小品南宋夏圭《山市晴岚图》水墨绢本斗方册页、南宋传赵克敻《藻鱼图》水墨设色绢本斗方册页;其他藏品诸如元/明仿钱选《归去来辞图》水墨设色施金纸本卷和卷后鲜于枢《行草归去来辞》(清宫旧藏),画和书法为原作的摹本;清弘历(乾隆皇帝)《鹿角双幅图》水墨设色纸本二卷(1762和1767,清宫旧藏),画技欠佳。缂丝书画也是明清之作,诸如明缂丝《天仙芝寿图》、清缂丝《乾隆南巡宫苑四景图》(缂丝水墨设色)、清缂丝《双孔雀鸣戏图》、清缂丝《隶书对联》(莲舫嵩孚书)、清晚期缂丝《寿老仙童图》等。福开森遵循中国金石学和文人藏家的传统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集陶器和青铜古物,他重视铭文和流传有序,1913年入藏的有带铭文的春秋齐侯青铜鼎、青铜敦、青铜盘和青铜匜,也有反映艺术风格的东周鸟兽纹青铜敦,但当时馆方从艺术角度看不少器物更适合考古博物馆。他还自作主张地购买了明清漆器和屏风等藏品,包括明嘉靖剔彩二十八宿金曜四星君漆斗、清中期剔彩荔枝纹漆盒、清中期剔红高士图漆笔筒、清晚期剔红开光山水纹漆瓶。此后该馆还与他保持联系,福开森推荐购买的令人难忘的藏品为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西周青铜禁和13件器皿,端方旧藏,该馆1924年出资10万美元入藏,〔10〕现在陈列在古代器物展厅的中心,至今仍然是该馆古代器物中最重要的藏品。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5年成立的远东艺术部,时任馆长鲁宾逊曾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任职,他借鉴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体制和追赶其亚洲收藏的志向,当年聘请荷兰画家与学者博施·莱茨(Sigisbert Chrétien Bosch Reitz, 1860—1938)主持该部,负责中国、日本和朝鲜艺术,直至1927年退休返乡阿姆斯特丹。1928年至1963年远东艺术部由哈佛大学毕业的普爱伦(Alan Reed Priest, 1898—1969)掌管,他任职期间开始管辖南亚和东南亚艺术。1964年至1971年原籍天津的华裔陶艺家周方(Fong Chow, 1923—2012)升任该部主任。博施·莱茨最显著成就是购买了该馆佛教雕塑的精华,包括1918年购自北京的龙门石窟北魏彩绘石雕菩萨头像(6世纪、石灰岩),1919年购自山中商会(Yamanaka and Co., New York)的唐彩绘涂金夹紵漆阿弥陀佛像(7世纪早期),1920年和1921年购自卢芹斋(C. T. Loo, 1880—1957)的两件河北易县辽三彩罗汉像,1922年购自巴黎的云冈石窟25窟彩绘石雕交脚菩萨像(约470—480、砂岩),1925年购自上海的吴越国高铅青铜菩萨坐像(浙江、10世纪),1926年购自大阪古玩商浅野梅吉(1877—1960)、原藏五台山碧山寺的传世极品北魏太和十年鎏金青铜弥勒佛立像(486)。其中干漆、三彩陶、鎏金青铜造像不仅是代表作,而且个体大、品相好、适合公共展出。收藏人像造型宗教雕塑是当时西方博物馆的嗜好,大量原在庙宇和石窟的雕塑石刻连绵不断地被牟利者带入市场也是原因。他任职期间,于1917年入藏购自卢芹斋(时称:来远公司,Laiyuan & Company)的北宋佚名《淮阳五老:毕世长像》水墨设色绢本册页(1056前)及封面、封底和19个题跋,五老像弗里尔艺术馆藏二幅,耶鲁大学美术馆藏二幅。1918年购买了一件良渚文化兽面纹玉饰。1924年入藏遗赠南宋佚名《竹梅小禽图》水墨设色绢本团扇册页。

普爱伦接班后继续扩大佛教雕塑收藏,1928年购自山中商会辽彩绘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柳木胎),1929年从巴黎德裔古玩商(Edgar Worch, 1880—1972)购买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彩绘涂金木雕如来佛立像龛(5世纪至6世纪、杜松胎),1930年卢芹斋赠送北齐响堂山石窟北窟彩绘涂金石雕佛手(约550—560、石灰岩),1932年入藏金彩绘木雕释迦摩尼佛像(12世纪、柳木胎),1934年入藏元至正十九年彩绘木雕观音菩萨立像(1282、柳木胎),1943年购自通运公司(Tonying and Company, New York)唐鎏金青铜毗卢遮那(大日如来)佛像(8世纪),同年获赠北宋彩绘石雕僧伽和尚像(石灰石),1948年受赠另一件北魏云冈石窟彩绘石雕交脚菩萨像(约480—490),1950年借展(1988入藏)北齐彩绘石雕四佛塔龛,1951年卢芹斋赠送北齐响堂山石窟北窟彩绘石雕菩萨头像(565—575、石灰岩),1953年受赠明洪武十八年彩绘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1385、柳木胎),1956年入藏大理国鎏金青铜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坐像。此外1938年从约翰·洛克菲勒二世(John D. Rockefeller Jr., 1874—1960)夫妇处购得北魏正光五年鎏金青铜弥勒佛像祭坛(524)和北魏—东魏鎏金青铜弥勒佛像祭坛(约525—535),这两件祭坛1918年河北正定出土,1925年山中商会卖给洛克菲勒二世夫妇。1942年约翰·洛克菲勒二世的夫人(Abby Aldrich Rockefeller, 1874—1948)赠送十几件造像,包括北魏云冈石窟彩绘石雕菩萨头像(5世纪、砂岩),唐天龙山石窟21窟彩绘石雕菩萨头像(约710、砂岩),唐鎏金青铜观音菩萨立像(8世纪),五代漆绘鎏金观音菩萨龛(10世纪、杜松胎),大理国鎏金青铜观音菩萨立像(12世纪),明彩绘木雕鎏金善财童子像(椴木胎)及一件青铜老子像等。1942年至1951年期间该馆还入藏12件克孜尔石窟壁画残片(6世纪至7世纪)。

远东艺术部的两次收藏使普爱伦名誉受损,该馆1935年入藏的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北魏彩绘石雕孝文帝礼佛图(约522—523、石灰岩),是普爱伦和北京彬记古董商行(Bin Chi Company)岳彬于1934年签订合同,用14000大洋(银圆)分批购买碎片拼接的。岳彬为此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捕,1954年死于狱中。(普爱伦1939年还从彬记古董商行购买龙门石窟弥勒菩萨浮雕和思维像浮雕,前者可能出自古阳洞。)1947年普爱伦收购古玩商包尔禄(Abel William Bahr, 1877—1959)的142幅书画,其中精品和较好的有北宋佚名抄本《维摩诘经》泥金银紫绢本卷(大理国1119年1月13日赠送宋朝使节)、南宋传陈居中《胡骑春猎图》水墨设色绢本团扇册页、南宋传马麟《松下高士图》水墨设色绢本册页、南宋佚名《洞天论道图》水墨设色绢本团扇册页、南宋佚名《风雨拉纤图》水墨设色绢本团扇册页、元周东卿《鱼乐图》水墨设色纸本卷(1291)、元佚名《第六罗汉跋陀罗图》水墨设色绢本轴(1345)、明刘节《一鱖禾蟹图》水墨设色绢本轴,其他绝大多数是摹本和赝品,现任亚洲艺术部主任何慕文(Maxwell K. Hearn)评估只有十分之一适合展览。〔11〕除此之外,该馆1930年购买南宋金处士《十王图》水墨设色绢本轴(5件),1941年购买南宋佚名《明皇幸蜀图》水墨设色施金绢本轴,1956年受赠北宋(明?)佚名《仿范宽山水图》水墨设色绢本轴。普爱伦与馆方的结局不快,65岁被强制退休,诉讼公堂无果。1965年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 1913—1987)捐赠山西北魏太和十九年石雕燃灯佛(定光佛、495,489年开始雕刻)、河南北魏建义元年石雕造像碑(528)、山西北齐彩绘石雕观音菩萨像、山西洪洞元广胜寺《药师佛图》壁画,其实该馆此前早已从卢芹斋和他的合伙人凯若(Frank Caro, 1904—1980)处购买了这几件体量硕大的藏品,后赛克勒支付原价改为捐赠,陈列在赛克勒展厅。2021年底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赛克勒家属宣布取消馆内七个赛克勒展厅的命名。〔12〕到建馆一百周年时,佛教雕塑成为该馆中国收藏的亮点。

百年大庆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总裁迪隆(Douglas Dillon, 1909—2003)和馆长霍温(Thomas Hoving, 1931—2009)普查馆藏,发现亚洲艺术是弱项,中国艺术中书画明显拖了后腿,百年收藏中拿出手的古画精品屈指可数,与亚洲在全球中的重要性不匹配,决意加强亚洲收藏、尤其中国古书画,是为转折点。迪隆1970—1978年任该馆总裁,1977—1983年任董事会主席,此前曾任肯尼迪政府财政部长。霍温1971年聘请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Wen Fong, 1930—2018)任远东艺术部特别顾问。方闻随即启动购买王季迁(C. C. Wang, 1906—2003)25幅宋元画,馆方记得包尔禄收藏的教训,为避免重蹈覆辙,特邀请史克门(Laurence C. S. Sickman, 1907—1988)、李雪曼(Sherman Lee, 1918—2008)、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 1934— )鉴定。这批画1973年由董事会成员和赞助者分别购买捐赠,迪隆基金(The Dillon Fund)出资的有北宋传屈鼎《夏山图》水墨设色绢本卷(约1050,梁清标、清宫旧藏)、南宋传李唐《晋文公复国图》水墨设色绢本卷(12世纪中期,清宫旧藏)、南宋传马远《高士观瀑图》水墨设色绢本册页(12世纪晚期—13世纪早期)、南宋赵孟坚《水仙图》水墨纸本卷(13世纪中期,项元汴等旧藏)、元钱选《王羲之观鹅图》水墨设色施金纸本卷(约1295,耿绍忠父子、清宫旧藏,图2)、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墨笔纸本卷(约1310,梁清标、清宫旧藏)、元李衎《竹石图》水墨设色纸本对轴(1318,明府旧藏)、元倪瓒《虞山林壑图》水墨纸本轴(1372,项元汴、清宫旧藏),摩根(J. Pierpont Morgan)捐赠(通过交换)南宋米友仁《云山图》水墨纸本卷(1200前,梁清标、清宫旧藏)、南宋马和之《诗经豳风图》水墨设色施金银绢本卷(12世纪中期,梁清标等旧藏)、元方从义《云山图》水墨设色纸本卷(约1360—1370,查士标、清宫旧藏)、元王冕《墨梅图》水墨绢本轴(14世纪,乾隆旧藏)、元罗稚川《古木寒鸦图》水墨设色绢本轴(14世纪早期,袁忠彻旧藏)、元赵元《晴川送客图》水墨纸本轴(14世纪后期,乾隆、张珩旧藏),其他赞助者捐赠南宋传阎次于《松壑隐棲图》水墨设色绢本团扇册页(12世纪后期)、元盛著《秋江垂钓图》水墨设色绢本团扇册页(约1370,庞元济旧藏)、元盛懋《秋林渔隐图》水墨设色绢本团扇册页(1349)、明佚名《胡笳十八拍图》水墨设色施金绢本卷(15世纪,清宫旧藏)等。虽然25幅中部分不是宋元画而且还存在其他问题,但整体讲,这一大手笔突破了该馆前百年的书画收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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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元] 钱选 王羲之观鹅图 纸本设色 23.2×92.7厘米 约1295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原籍苏州、在沪师从吴湖帆(1894—1968)的王季迁1949年迁美在纽约定居,随着卢芹斋、凯若、侯时塔(Walter Hochstadter, 1914—2007)、通运公司等大腕退出舞台,王氏逐渐成为20世纪晚期在美最主要的古画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73年以后继续购买王氏藏画,1977年和1978年先后入藏迪隆捐赠购自王季迁的清王原祁《辋川图》水墨设色纸本卷(1711)和清王翬《太白山色图》水墨设色绢本卷(1669)。1991年至2016年间方闻的妻舅唐骝千(Oscar L. Tang, 1938— )以本人或其家庭的名义捐赠该馆购自王季迁的14幅古画,计有传五代董元《溪岸图》水墨设色绢本轴(柯九思、张大千等旧藏),五代/北宋佚名《乞巧图》水墨设色绢本轴,北宋李公麟《孝经图》水墨设色绢本卷(约1085,董其昌等旧藏),元吴镇《高节凌云图》水墨绢本轴(1338,梁清标、钱樾等旧藏),元传柯九思《临文同墨竹图》水墨绢本轴(1343,梁清标等旧藏),元张逊《石上松花图》水墨绢本轴(约1346),元夏永《黄楼图》水墨绢本册页(约1350),元王蒙《素庵图》水墨设色纸本轴(约1368),元赵苍云《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图》水墨纸本卷,元姚彦卿《雪山行旅图》水墨绢本轴,明刘俊《纳谏图》水墨设色绢本轴,明吕纪《鸳鸯芙蓉图》水墨设色绢本轴(15世纪后期),明陈子和《古木酒仙图》水墨绢本轴(16世纪早期),清八大山人(朱耷)《二鹰图》水墨纸本轴(1702)。〔14〕该馆有王氏藏画六十幅左右。

纽约居民顾洛阜(John M. Crawford Jr., 1913—1988)是该馆追求的另一个大藏家。获得他的书画不仅弥补了王季迁书法收藏的欠缺,而且使该馆书画收藏得到本质性提升。富二代的顾洛阜1941年收藏书籍,培养了对“黑白艺术”的兴趣,1946年左右和普通藏家一样开始收藏中国瓷器、玉器、青铜器。〔15〕1955年8月一个酷暑的下午,日裔古玩商濑尾梅雄(Joseph Umeo Seo, 1911—1998)邀请他到麦迪逊大街店铺看几张刚到的卷轴画,这是他初次买画,计有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水墨纸本卷(现藏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南宋佚名《别苑春山图》水墨设色绢本卷(12世纪早期)、南宋佚名传李公麟《豳风图七月图》水墨纸本卷、南宋佚名传高克明《溪山雪霁图》水墨设色绢本卷,均清宫旧藏,宣统时流失宫外,来自中国香港藏家王文伯等人。〔16〕顾洛阜初试身手就获得顶级绘画《后赤壁赋》,这要归功于古玩商濑尾梅雄的眼力和货源。此后他从濑尾梅雄处购买了他收藏的核心,包括20世纪50年代来自张大千(1899—1983)的三十多件书画,不少是精品。顾洛阜也从事书画买卖,后与濑尾梅雄关系破裂。顾洛阜意识到书画同源和使用同样的纸绢与笔墨,是西方系统收藏中国古代书法的先驱,他的宋元名家书法占比较高,在西方前无古人,因流散杰作有限,后人也难以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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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宋] 郭熙 树色平远图 绢本水墨 35.6×104.4厘米 约1080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请顾洛阜参加董事会,远东艺术部人员培养和他的关系,对他照顾周到,1981年迪隆出资修建了书画展厅,并购买他的藏画,为捐赠创造了条件,同年顾洛阜许诺捐赠他的书画收藏。1984年至1985年该馆举办《顾洛阜书画收藏展》,计有177件,〔17〕并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18〕此时史克门已退休,身体不好,联系不便,当时顾洛阜也有经济收入的需求,近水楼台先得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为他二百多件收藏的归宿。顾洛阜和该馆的书画交易和捐赠始于1981年,迪隆购买了他的北宋徽宗《竹禽图》水墨设色绢本卷(12世纪早期,赵孟頫、朱棡、项元汴、耿绍忠、张大千等旧藏),顾洛阜同时捐赠北宋郭熙《树色平远图》水墨设色绢本卷(约1080,梁清标、清宫、张大千等旧藏)(图3)向迪隆致敬。〔19〕1982年迪隆基金购买他的南宋佚名传李公麟《豳风图七月图》水墨纸本卷(王时敏、梁清标、清宫旧藏)。1984年至1988年间,他赠送该馆北宋米芾《草书吴江舟中诗》墨笔纸本卷(约1095,明府、晋恭王、清宫旧藏)、南宋传刘松年《溪山雪意图》水墨设色绢本卷(约12世纪晚期,晋恭王、清宫旧藏)、南宋马远《月下赏梅图》水墨设色绢本团扇册页(13世纪早期,张大千旧藏)、南宋佚名《春山曛暮图》水墨设色绢本团扇册页(13世纪中期)、元赵孟頫、赵雍、赵麟《吴兴赵氏三世人马图》水墨设色纸本卷(1296,清宫、张大千旧藏)等。1988年他遗赠剩余全部书画,绘画包括南宋李结《西塞渔社图》水墨设色绢本卷(约1170,梁清标、叶恭绰、张大千等旧藏)、南宋梁楷《泽畔行吟图》水墨绢本团扇册页(13世纪早期,张大千旧藏)、南宋佚名《骑驴图》水墨纸本卷(1249前)、元倪瓒《秋林野兴图》水墨纸本轴(1339,来复、张大千等旧藏)和《江渚风林图》水墨纸本轴(1363,项元汴等旧藏)、元吴镇《芦滩钓艇图》水墨纸本卷(约1350,耿绍忠、乾隆、张大千旧藏)、元盛懋《秋林渔隐图》水墨纸本轴(1350,叶恭绰、张大千旧藏)、元唐棣《滕王阁图》水墨纸本卷(1352,耿绍忠等旧藏)、明姚绶《文饮图》水墨纸本卷(1485,项元汴旧藏),张大千旧藏的清八大山人(朱耷)《莲塘戏禽图》水墨缎本卷(约1690)、《鱼石图》水墨纸本轴(1699)和《山水图》水墨设色纸本册(1699),还有1992年购买入藏的明戴进《雪归图》水墨设色绢本轴(约1455)。他遗赠的书法包括北宋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墨笔纸本卷(约1095,宋高宗、欧阳玄、方从义、项元汴、乾隆、张大千等旧藏)(图4)、北宋佚名《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五》墨笔纸本卷(清宫旧藏)、南宋高宗《草书天山阴雨七绝诗》墨笔绢本团扇册页(1162后)、南宋传孝宗《行楷书池上水边联句》墨笔绢本团扇册页(12世纪)、南宋杨皇后《楷书瀹雪凝酥七绝》墨笔绢本团扇册页(13世纪早期)、南宋理宗《行书北宋梅尧臣 依韵和资政次郎雪后登看山亭诗》墨笔绢本团扇册页(约1250—1260)、南宋理宗《行楷书孟浩然四行诗》墨笔绢本团扇册页、南宋赵孟坚《行书梅竹诗谱》墨笔纸本卷(1260,项元汴、清宫旧藏)、元耶律楚材《行书赠别刘满诗》墨笔纸本卷(1240,金城等旧藏)、元鲜于枢《草书石鼓歌》墨笔纸本卷(1301,项元汴、张珩等旧藏)、元赵孟頫《行书右军四事》墨笔纸本卷(1310s,梁清标、程琦等旧藏)、元/明宋克《草书负郭堂成七律诗》墨笔洒金纸本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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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北宋] 黄庭坚 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局部) 纸本水墨 33.7×1840.2厘米 约1095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迪隆基金1981年起数年收购了艾略特(Edward L. Elliott 和 John B. Elliott, 1928—1997)家族四十多件书画,较重要的有北宋/金传黄宗道旧传李赞华《猎鹿图》水墨设色纸本卷(清宫旧藏),金传杨邦基《聘金图》水墨设色绢本卷(约1150s?,陈仁涛旧藏),南宋马和之《诗经小雅鸿雁之什六篇图》水墨设色绢本卷(12世纪,清宫旧藏),南宋传直翁《药山李翱问道图》水墨纸本轴(1256前),元李尧夫、一山一宁题赞《达摩渡江图》水墨纸本轴(1317前),元佚名、玉溪思珉题赞《对月图》水墨纸本轴(约1332),元/明赵原《仿燕文贵范宽山水图、沈巽竹石图》水墨纸本合卷(14世纪晚期、清宫旧藏),元陆广《丹台春晓图》水墨纸本轴(约1369,王季迁旧藏),元/明吴伯力《流水松风图》水墨纸本轴,明王绂《江山渔乐图》水墨纸本轴(约1410,王季迁旧藏),明吴彬《十六罗汉图》水墨设色纸本卷(1591),明佚名、全室宗泐题赞《白衣观音图》水墨纸本轴(14世纪后期)。其中佛教人物画来自日本旧藏,反映了日本藏家的品味。迪隆和他的基金不仅资助专业人员职位和修建书画展厅,也是该馆收藏书画最关键的资助者,1977年该馆用他的基金购买了英国大卫爵士(Sir Percival David, 1892—1964)夫人出售的唐韩幹《照夜白图》水墨纸本卷(约750,图5),上有传张彦远、李煜、米芾和乾隆等题款,李煜、米芾、项元汴、耿绍忠、安岐、乾隆、恭亲王和溥儒等17人印章。当时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专家告知,那时大英博物馆正在和大卫夫人洽谈购买此画,但方闻闻讯捷足先登。1989年迪隆基金从翁万戈处购得唐传钟绍京《楷书灵飞经》墨笔纸本册(约738)。1977年至1990年期间,该馆用迪隆基金购买了宋佚名仿周文矩《宫中图》墨笔缀色绢本卷、南宋佚名《阿弥陀佛图》水墨设色绢本轴、元佚名《莲花图》水墨设色绢本轴一对、元佚名《释迦三尊图》水墨设色绢本轴、元王振鹏《维摩不二图》水墨绢本卷(1308)、元吴镇《老松图》水墨绢本轴(1335)、元张羽材《霖雨图》水墨绢本卷(14世纪早期)、元张羽《松轩春霭图》水墨设色纸本轴(1366)、南宋/元颜庚《钟馗嫁妹图》水墨绢本卷、元佚名仿钱选《梨花图》水墨设色纸本卷、明沈周《溪山秋色图》水墨纸本卷(1490),明董其昌《西山樾馆图》水墨纸本轴(1622—1625)、明传谢环《杏园雅集图》水墨设色绢本卷(翁万戈旧藏)、清石涛《十六罗汉图》水墨纸本卷(1667)、清王鉴《仿古山水图》水墨设色纸本册(1668)、清龚贤《墨笔山水诗画》墨笔纸本册(1688)、清王翬等《康熙南巡图(卷三:济南至泰山)》水墨设色绢本卷(1698)、清徐扬等《乾隆南巡图(第六卷:大运河至苏州)》水墨设色绢本卷(1770)、清佚名《乾隆头等侍卫占音保像》水墨设色绢本轴(1760)等。1991年迪隆捐赠明杜堇《伏生授经图》水墨设色绢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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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唐] 韩幹 照夜白图圖纸本水墨 30.8×34厘米 约750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72年至2017年入藏的其他捐赠有宋佚名仿李成《寒林策驴图》水墨设色轴(12世纪早期)、南宋佚名旧传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水墨设色绢本卷、元唐棣《摩诘诗意图》水墨设色绢本轴(1323)、元佚名《罗汉像》水墨设色绢本轴、明林良《二鹰图》水墨设色绢本轴(15世纪中)、明文徵明《楼居图》水墨设色纸本轴(1543)、明佚名《鸟贩图》水墨设色绢本轴、清王原祁《为瞻亭画七发妙剂图》水墨设色纸本轴(1710)。1986年,安思远捐赠481件19世纪至20世纪绘画,比较好的有95件,〔20〕包括吴昌硕《仙芝天竹图》水墨设色纸本轴(1919)、王震《佛祖图》水墨设色纸本轴(1928)、齐白石《达摩像》水墨设色纸本轴(1913)、黄宾虹《十二奇峰图》水墨纸本册(约1935)、高奇峰《啸虎图》水墨设色纸本轴(1920s)、徐悲鸿《马图》水墨皮纸轴(1932)、林风眠《裸女图》水墨设色纸本轴(60年代早期)、张大千《荷花图》水墨设色纸本轴(1946)、潘天寿《杂画图》水墨纸本卷(1959)、傅抱石《挥弦送鸿图》水墨设色皮纸轴(1948)、丰子恺《醉归图》水墨设色纸本轴(约1947)、李可染《东坡思诗图》水墨设色纸本轴(1962)、石鲁《华山苍松图》水墨纸本轴(约1972)、陆俨少《雁荡云瀑图》水墨设色纸本横幅(1980)、吴冠中《北戴河图》水墨设色纸本轴(1977)等名家的画,虽精品比例不高,但填补了该馆近现代收藏的空白。

适逢20世纪最后的历史机遇,方闻任职期间是该馆中国书画、亚洲艺术收藏和展厅大发展时期,1983年远东艺术部改名亚洲艺术部。由于迪隆的眼力、权力和财力,顾洛阜与王季迁的捐售,加之当时中国大陆收藏之风还未流行,中国书画价格相对低廉,未赶上今日市场的天价竞争,方闻实现了获得重要藏家成批藏品的计划。20世纪末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已被公认为西方五大中国书画收藏之一,虽然绘画方面五大家各有千秋,但该馆宋元书法收藏被视为强项,〔21〕该馆修建了西方博物馆最大的中国书画展厅,风格与上海博物馆的书画展厅近似。方闻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三十年的起止都与王季迁相关,起于入藏王氏25幅绘画,止于王氏的董元《溪岸图》真伪之争,高居翰(James Cahill, 1926—2014)、李雪曼、古原宏(1928—)伸等质疑该画的年代与作者,高居翰甚至认为是张大千的伪作;1999年12月11日该馆为此画举办学术讨论会,无共识;〔22〕媒体也随之兴风作浪,令当事者面上无光。〔23〕从福开森、包尔禄、到王季迁,该馆始终不能摆脱真伪之争的阴影,2000年方闻宣布退休,放弃主持正在筹备的汉唐文物展。该馆举办过数次来自中国大陆和两次来自台北故宫的大型文物特展,观众踊跃参观的1996年“台北故宫瑰宝展”因选定的一些名画和宋瓷在台引起抗议风波,一些展品未能参展;〔24〕1980年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由上海博物馆马承源(1927—2004)和国内专家奔赴各地挑选古代青铜器精华,还有一组秦兵马俑,是该馆来自大陆特展中展品最精、水平最高的出土文物展览。〔25〕

纽约陶瓷藏家甚多,一百多年来陶瓷捐赠连绵不断,加之馆方购买,诸如1918年入藏五代越窑龙纹青釉瓷碗、1926年入藏的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1929年入藏唐双龙耳白瓷壶、1950年入藏的商刻划纹黑陶尊、战国压印纹陶罐和南宋龙泉窑双耳瓶,1972年入藏的唐钧窑扁壶,1994年入藏唐三彩宝相花纹盘,2001年入藏的南朝青瓷莲花纹带盘茶盏和北齐胡人舞伎青釉扁壶,摆脱了明清瓷器的局限,逐步建立起历代陶瓷发展序列。富三代藏家韦伯夫人以夫妇名义(Charlotte C. and John C. Weber,1942— )捐赠赞助青铜器和陶器收藏并于1988年资助建成古代馆,古代收藏有所加强。方闻的下属和后继者屈志仁(James C.Y. Watt)任职期间入藏了像样的古代丝织品,并在欧文夫妇(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 1920—2018、1917—2016)等人的赞助下使明清装饰艺术收藏更加丰富(诸如2001年购买的明永乐红漆戗金云龙纹经箱)。欧文夫妇2015年捐赠一千三百多件亚洲藏品,包括他们1991年许诺的东亚(中国为主)漆器收藏,〔26〕2017年捐赠亚洲艺术部8000万美元。〔27〕纽约富人与藏家云集不乏支持,不过市面上的书画精品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在入藏出土文物时要求明确合法的来源,中国文物艺术品价格暴涨,市场竞争激烈,加之藏品断代的深入研究,书画及其印章和题跋的真伪鉴定,收藏的去粗存精与发展方向,现当代中国艺术的定位等,都是该馆亚洲艺术部和同行面临的任务与挑战。

注释:

〔1〕Sarah Cascone, “The Met Breuer Will Not Reopen After the Lockdown Lifts, Officially Shifting Control of Its Historic Brutalist Building to the Frick,” Artnet News, June 22, 2020.

〔2〕Julia Jacobs, “Met Shrinks Staff Again, Totaling 20 percent Cut,” The New York Times, Aug. 5, 2020.

〔3〕藏品数量、采购花费等根据该馆馆长2021年发布的数据。见 Max Hollein, “Building and Caring for The Met Collection.” metmuseum.org’s essay format, February 17, 2021.

〔4〕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规模比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得多,但是一个综合博物馆群。

〔5〕Heber R. Bishop, Stephen Wootton Bushell, et al., The Bishop Collec-tion: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in Jade, De Vinne Press, New York: 1906.

〔6〕福开森1886年传教来华,1888年任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首任院长,1896年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院,历任清王朝重臣和民国政府的顾问,收藏文物书画、办报纸并著书立说,其收藏捐赠给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他的出版物包括《历代著录画目》和《历代著录吉金目》等。

〔7〕Warren I. Cohen, 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7-71.

〔8〕John C. Ferguson, Speci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名人画,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14.

〔9〕展评诸如“平庸”“毫无令人兴奋”,见“News of the Art World,” The World (New York), February 1, 1914.

〔10〕Maxwell K. Hearn, “Asia 100: A Centennial Celebratio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Summer 2015, p. 14.

〔11〕同上,第25页。

〔12〕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Sackler Families Announce Removal of the Family Name in Dedicated Galleries,” Press Release, December 9, 2021. 关于改赠之事,见Thomas Hoving, Making the Mummies Dance: Insid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Simon & Schuster, 1993, pp. 94-95.

〔13〕例如赵孟坚《水仙图》水墨纸本卷,传世有天津艺术博物馆等几个版本,学界对作者与时代存疑。这批画的信息见Wen Fong with Catalogue by Marilyn Fu, Sung and Yuan Painting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2001.

〔14〕Maxwell K. Hearn and Wen C. Fong, Along the Riverbank: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C. C. Wang Family Collectio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99. 唐氏还捐赠家藏元邓宇《竹石图》墨笔纸本轴(1360—1370),明钟礼《观瀑图》水墨设色绢本轴(15世纪后期)。

〔15〕顾洛阜1976年曾捐赠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商代玉雕水牛。

〔16〕见迪隆的前言,Shou-ch’ien Shih, Maxwell K. Hearn, and Alfreda Murck, The John M. Crawford, Jr., Collec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Checklis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94, p. 7.

〔17〕同上,第11—52页。

〔18〕Alfreda Murck and Wen C. Fong, eds., Words and Images: Chinese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1.

〔19〕在美国,卖赠结合和逐年捐赠都是减税和免税的方法。

〔20〕Wen C. Fong, Between Two Cultures: Late-Nineteenth-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Robert H. Ellsworth Collection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2001.

〔21〕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entur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2.

〔22〕Judith G. Smith and Wen C. Fong, eds., 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99.

〔23〕Holland Cotter, “On Trial at the Met: the Art of the Connoisseur,” The New York Times, Art/Architecture, Dec. 5, 1999.

〔24〕Wen C. Fong and James C. Y. Watt,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and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1996.

〔25〕Wen Fong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80.

〔26〕James C. Y. Watt and Barbara Brennan Ford, East Asian Lacquer: The 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 Collectio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91.

〔27〕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Met Museum Receives $80 Million Gift from the Irving Family,” Press Release, November 16, 2017.

杨晓能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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