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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贫穷落后的中国社会开辟了一条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但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不但对哲学有浓厚兴趣，自觉地运用哲学来指导实际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发表了许多哲学创见，而且有富于创新性的专门的哲学论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尽管毛主席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犯过不少错误，就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并在两方面都作出了重大成果而言，没有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可与伦比。下面分为几个方面介绍他的贡献。  第一，对认识论的贡献。毛主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即坚持了它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是以实践为基础、起点和归宿的认识论，同时又把它中国化了，大大发展了。前面已谈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世界观与认识论在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在唯物主义中融为一体，因而人们常常谈到哲学是世界观，又是认识论。 毛主席也承袭了这一理解。但如果严格按照一门学科的对象来理解它，世界观与认识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世界观是最高最广的学科，认识论或认识哲学研究的只是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只是一种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世界观与认识论混为一谈无论对世界观还是认识论的研究都是不利的。我们这里谈的是毛主席对认识论的贡献，不包括世界观，下面将专门谈他对世界观（辩证法）的贡献。 毛泽东无疑从经典作家和前苏联哲学家的著作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但他的创造性贡献却明显地来自他的革命实践，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于革命斗争，特别是战争中的经验的总结。他在1930年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又名《调查工作》）就是一篇很重要的有巨大影响的认识论论文。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成功与失败的经验，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一定要反对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思想路线就是最广泛的最根本的认识路线或认识方法。十一年后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毛主席用中国成语“实事求是”来概括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对之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直到今天，“实事求是”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式的经典公式，尽管其内容有一定发展。 毛主席对认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实践论》中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体系，对建设和发展这门学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实践论》是一篇约一万字的文章，虽然不是一部对这门学科的详尽论述，却系统论证了认识论的基本内容，而且作出了不少的创新。 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认识是对客观对象不断深入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离不开实践，离不开实践与认识的相互作用，认识开始于实践，以实践来检验，服务于实践，在实践中深入和发展，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主席的认识论思想就充分体现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实践论》中提出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著名公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他对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已在1936年写作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中出现。 毛主席一生都非常关注认识论，建国后也有许多关于认识论的言论。他的认识论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中国哲学理论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对世界观的贡献。毛主席在1937年曾系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写作了《辩证法唯物论（讲课提纲）》。这个提纲有三章，第一章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第二章为“辩证法唯物论”，包括若干节，有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等；第三章为“唯物辩证法”，论述辩证法的三个主要规律和若干辩证法范畴，第一节就是矛盾论，但实际上毛泽东只讲到矛盾论，后面的只有题目，没有提纲。 这个提纲看来是承袭了前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即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辩证法往往被误解为只是方法论，实际上唯物论和辩证法构成世界观，而世界观一方面是理论，另一方面是方法。毛主席对世界观的贡献在对世界观中的核心规律，即辩证法的矛盾规律，作了创造性的论证。  毛主席把辩证法明确看成宇宙观，即世界观，而不仅仅是方法，因而他把矛盾规律首先看成宇宙的客观规律，而不仅仅是思维规律。这是与经典作家的观点一致的。毛主席对世界观的贡献主要在于对矛盾规律的论证与阐发。他的矛盾理论除了继承西方哲学史中的矛盾思想，还吸收了中国哲学史中丰富的矛盾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同他的认识论一样，他的矛盾理论也概括了他的战争经验中的矛盾思想。他对矛盾理论的贡献之一是他对同一性的理解，他认为矛盾的同一性有多种含义，可以表述为多种概念，但其中最关键的一是相互依存，二是相互转化。这就最准确地抓住了整个辩证法史的精华。 贡献之二是他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论述，充分揭示了矛盾的客观的必然性和丰富的多样性。贡献之三是充分说明和发挥列宁关于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论断，即论证了矛盾规律是宇宙中至高至大至深的规律、最根本的规律。毛泽东曾把矛盾规律表述为一分为二，这引起了一些误解，以为矛盾规律否定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多，其实矛盾规律只是指认了事物内部最根本的关系或规律，并不排斥而是蕴涵了其他关系或规律，这从《矛盾论》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第三，对军事哲学的贡献。军事哲学是一种部门哲学，毛主席对军事哲学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他有两本专著，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还有许多论著涉及军事哲学。可以明显看出，这些论著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吸收了中外历史上优秀军事哲学思想写成的，它们具体论述的是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哲学问题，但对作为一门部门哲学的军事哲学的基本建设也是有意义的。 这两本书和其他有关论著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战争的本体论（战争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战争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等），战争的认识论（战争中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战争的辩证法（战争规律、战争中的矛盾及其特殊表现）。毛主席的军事哲学不仅来自实践，而且经受了战争实践的检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军事哲学指导下取得的。 第四，对唯物史观的贡献。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毛主席最早学习和运用的也是唯物史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中国现代革命早期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最光辉的篇章。  毛主席一生都坚持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社会的革命和建设，在理论上也有不少发展。《新民主主义论》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经济、政治决定文化，文化又反作用于经济、政治的观点，建构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构成社会整体的系统理论，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对唯物史观作出了多处发展。 毛主席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纠正了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同的是，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主席从这里引申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即敌我矛盾斗争已经结束的结论，并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是非对抗的斗争形式。毛主席还进一步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六条政治标准和繁荣学术和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容。  第五，对方法论的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而且十分重视它的实际运用。毛主席不但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且把许多原理转化为方法以便人们能有效地运用，因而对方法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毛主席没有建构方法论的科学体系，但提出系统的哲学方法，即由哲学原理转化而来的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通俗讲，就是工作方法或领导方法。 毛主席写作过多篇关于方法的专文，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如此重视方法在无产阶级政治家中是少见的。 他把方法与任务的关系比作过河与船或桥的关系，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从以上文章和其他涉及方法的文章，毛主席谈到的方法十分广泛，大致可以按其所根据的原理区分为：(1)最一般的方法，如实事求是、矛盾分析、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等，这些方法是由世界观原理转化而来的；(2）适用于人类社会中的方法，如实践观点、群众路线、阶级分析、民主与集中等等，这些方法是由历史观原理转化而来的；（3）具体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析与综合、种试验田等等，这些方法是由认识论原理转化而来的。 从《工作方法六十条》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所理解的方法是非常广泛的，不仅高度抽象的原理在应用时就成了方法，几乎一切原理、一切知识在应用时都成了方法。 毛主席不愧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运用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也必须指出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也有不少偏颇或失误之处，这些偏颇失误使他在晚年的实践中造成了一些错误和失败。 例如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实践活动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有时夸大了这种作用，导致实践中的失误。又如他对矛盾关系的理解和论述是正确的、全面的，纠正了斯大林否定对立面的统一的观点，但他有时也过分强调斗争性，提出了“斗争哲学”的概念。 毛主席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失误就是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反对党的工作的重点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导致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这都同他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有关。正确地恰当地评价毛主席在哲学思想上的是非曲直对今天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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