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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最初称《易》，成于商末周初，距今三千多年，为别于其它“易”，称其为《周易》。“文王拘而演《周易》”（司马迁《报仁安书》），一般认为《周易》是周文王姬昌在被囚禁在羑里城时著成的。《周易》原本为周朝王室御藏，由太卜和太史掌管，后散落民间。由于《周易》的文辞简约隐晦，绝少有人完全读懂其寓意内涵。 最早系统解读《周易》大概始于孔子。孔子“五十以学《易》”，孔子及其门徒弟子作《十翼》对《周易》进行解释，认为《周易》包含丰富的儒家哲理，并将《周易》作为儒家经典六经之一，尊称《周易》为《易经》。后世儒家学者因此将孔子与始画八卦的伏羲、演绎《周易》周文王并列，尊为“易更三圣”之一（班固《汉书·艺文志》）。《十翼》也称为《易传》，是后世易学的“义理”基础，被儒家认为是解释《易经》的最权威论著，并将《易经》与《易传》（即《十翼》）合为一体，称为《周易》。 孔子和周文王虽然都很勤勉努力，但也许是成长环境、悟性和角度不同，两人的政治的认知、功业天差地别。孔子出身于没落的前商遗贵，周朝春秋时期出生在异地他乡鲁国，外无强劲之亲，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学习和政治感悟，开办平民教育，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自己能步入政坛出人头地，除短暂仕途外，晚年周游列国可以说是四处碰壁，茫茫如丧家之犬；而周文王则出生于小邦“诸侯”之家，在腐败堕落、暴虐的商朝统治下带领周族广纳人才，发展壮大，“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周族翦商夺取政权的最主要奠基人。 孔子和周文王功业的天差地别，不能完全归结于他们的成长环境，因为与孔子类似成长环境贫寒的管子当时也外无强劲之亲，但却能取得非凡的政治成就。他们功业的天差地别主要原因应是他们因成长环境、悟性和角度不同而对政治的认知不同。孔子和周文王政治认知的差别主要表现在： 一、孔子和周文王对待民众态度的差别。 虽然两人都主张教化民众，但孔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小人（指百姓）学道则易使也”，更不知民众稼穑的辛劳。 有关周文王的政治主张记载很少，但我们从其子周公的言谈中可以略知一二。在《尚书·康诰》，周公主张要“显民（让庶民了解国家政治）”、“汝陈时臬（你要公布这些法规）”，认为“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上天是可怕的，它是不是诚心帮助你，往往是通过民众的情绪表现出来）”，在《尚书·酒诰》周公又言“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其实，黎民百姓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革命能否成功的决定力量。政治领袖在创业初期，力量比较弱小，如果没有黎民百姓和有识之士的支持与参加，单凭其自己已有的力量，根本无法和旧政权相抗衡，推翻旧政权是不可能的，而且自身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政治领袖若想取得成功，必须要重视民众，维护民众的利益，团结并依靠民众，努力引导民众跟随自己共同推翻旧政权。这是历来政治领袖王霸天下必须坚持的原则。 孔子忽略民众可能和他身处异地他乡，没有民众基础，缺乏对民众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有关。但是，不了解民众、不知民众疾苦，政权难免会和民众产生隔阂和冲突，更不可能做到全社会万众一心，况且“乱国必贫”，经济很难有大作为。历史上的盛世，如成康之治、贞观之治等，多出现于朝代之初，和开国之初政治领袖重视民众不无关系。另外各朝代所谓的中兴，也多和君主了解、敬畏民情不无关系，如《尚书》中记载的商朝中宗、高宗、祖甲。我们可以将执政者是否了解民情和民众疾苦看成国家政治未来兴衰的风向标。 二、孔子和周文王对待现政权、官吏和贵族的态度不同。 孔子是现政权的维护者，主张维护现存的“君君，臣臣”关系，希望“克己复礼”。对待官吏和贵族，他主张“爱人”，强调“无怨”，希望通过“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获得更多的人支持，从而建立并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愿“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即便是对于违反自己重视的政治秩序“礼仪”，他也是“墜三都”，对事不对人，不去追究事件的主体“人”。对于各种不合理，包括官吏和贵族的欺压，孔儒不是主张抗争，而是认为应该通过反省自身、完善自己来减少冲突和麻烦。另外，孔子“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认为要为人要周全，和管子的“主劳者方，主制者圆”不同，我个人赞成管子，认为做事的人应该执着、方正，否则难以成事，反感非负责人（主制者）做事、讲话面面俱到，拖沓冗长。 周文王则是对政权可以说是蓄谋已久，长期谋求“殪戎殷”而取代现政权。对官吏和才俊，周文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即“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从政务、管理、执法三方面考核官吏，从三方面选拔才俊），认为不这样就不会得到贤能的人在朝为官。 孔子虽无谋朝篡位的野心，并且“群而不党”，但他的政治主张不会改变社会现状，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富强、社会的真正和谐和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另外，人如果只知道反省自身而不知道起来抗争，很可能会助长敌对方的嚣张气焰，导致未来受到更多的、甚至来自鸡狗辈的欺辱。 三、孔子和周文王对待历史的态度不同。 （一）“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研究乱世，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位家长许诺孩子，如果高考成绩好，奖励孩子一辆轿车。结果高考孩子考得一塌糊涂，远不如平时。家长很生气，问孩子怎么这样？平时没学习吗？孩子说他平时去学开车了。这个笑话里的孩子想的不是怎样获得车，而是有车怎么开，本末倒置。孔子也是这样，研究的不是怎样能大治天下，变天下无道为有道，而是“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想坐享其成，实在有些可笑。 而周文王等则研究正反两方面的夏商君王，学习“古先哲王”的治国经验，以纣王等败国之君警示自己“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勿“荒腆于酒”。 我赞成借鉴正反量反面教训，尤其是如何才能是国家富强、有道。 （二）对于天下有道，孔子想归纳一言以蔽之“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执政者“帅以正”，脱离具体形势去归纳总结。 而周文王等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主张“敬德”、“保民”的同时，对“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 仔细看了一下《尚书》，带“德”的语句不少，如《尚书·康诰》“明德慎罚”、“非德用乂”、“先哲王德”、“顾乃德”，《尚书·召诰》“王其疾敬德”、“不可不敬德”，《尚书·酒诰》“作稽中德”、“成王显德”，《尚书·梓材》“勤用明德”、“肆王惟德用”，但是没看到“德政”、“为政以德”字样。我个人以为，“德”不应该仅理解为德政，“德”有人之德和做事之德两方面，其中为人之德是基础，无德之人再怎样“德政”也会走样。“为政以德”应该是孔子对当时无德官吏当道的一种妥协。另外，对坏人施以德政可能会纵容犯罪。 总的来说，政治认知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孔子及其门徒，去解读一代明君周文王的《周易》，领悟的内容难免会大相径庭。让孔儒对《周易》的解读占据易学权威地位，必然会脱离周文王的作为和功业，将《周易》带入歧途。夹带孔儒政治认知的《易经》，不仅会脱离原意，还会把中华民族带入歧途。可以说，立孔儒为官学是中华民族精神迷失的开始，它将已开启中华理性社会带入伪理性阶段，开启了中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死循环，使得原本精神和物质文明遥遥领先的中华民族开始了长时间的原地踏步，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希望孔子儒学能远离政治，回归幼儿的启蒙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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