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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讲了党中央“进京赶考”，通过刚柔并济、四面出击，为新中国发展创造了稳定环境，天地换新颜。本章讲述大家迫切希望新中国强大，为了推动工业化建设，最终选择了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共7297字，阅读需要20分钟） 新中国成立 恢复发展，迫切希望迎头赶上 选择有时候比奋斗更重要，特别是涉及国家发展的道路问题，关系万民福祉，具有定乾坤之效，更是要多方考量、慎之又慎。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指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3年里就医治了战争创伤，稳定了金融物价，使国民经济进入迅速发展的轨道。 1952年完成经济恢复后，指导思想转向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由新民主主义急速转向社会主义，对于多数人来讲，是没有思想准备。但形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大统一小自由的经济管理体制，政府权力集中化、管理方法行政化，这种道路有其选择的必然性。 一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效仿苏联，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可行的。 二是。落后就要挨打，在遭受多年侵略后，中国领导人深刻认识要尽快提升国防力量，而计划经济能集中力量提升重工业水平。 三是。新中国领导人到普通群众，普遍怀有赶超西方国家强烈愿望，制定赶超发展战略，是唯一途径。 选择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意味着大量物资、资金、劳动力需集中到工业上。而遭遇多年压迫掠夺、战争破坏，加上国民党去台湾前将大量黄金、文物等带走，国内一穷二白。 当时中国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现代工业大约只占10%左右，农业手工业占90%左右。195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19元，1956年也仅为165元。工业化需要的能源、化学、钢铁、技术更是长期不足。 粮食等农副产品供应严重紧张，农民消费水平低，农业生产与大规模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只能通过行政计划干预，让有限的资金、能源、人力用到计划工业化建设过程中。 计划经济本质上是通过行政命令，打破自由市场中利益调节的纽带，通过行政命令改变经济轨道，对资源、财力重新配置。 为了实现快速赶超目标，通过短时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使公有制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全面建立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实现对个体农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控制。 计划经济 建设的工作基础 计划经济的本质，首先自上而下编制计划方案、任务，然后自下而上将编制计划逐级上报，再逐级下达计划，将国民经济串联起来。 当时没有计算机，也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实施计划经济难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涉及5亿人口的中国，难度更是几何式上升。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解决通货膨胀，政府组织全国物资调运、加强市场管理、统一财政经济，全国分为6个行政区，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这为计划经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首先形成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1950年，在全国进行统收统支，除地方税和其他零星收入抵充地方支出，其他各项收入均属于中央财政收入。各级政府的支出，均由中央统一审核。 后期，进行了一定调整，财政管理走向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由收支两条线改为收支挂钩。地方逐渐被赋予一定的财政权力，但中央仍然承担着国家重点经济建设的支出。 国营经济统一由中央管理 全国没收官僚资本，接管工矿企业2800家，金融企业2400家。到1952年，国营企业9517个，其中归中央的2254个，其产值占71.6%。通过国营经济，基本掌握了经济动脉。 国营经济更注重公平和集体利益，不重视经济核算，利润多少都上缴国库。 1953年对集中体制进行调整，下放了若干管理权限，形成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经济核算。随着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加强和完善，市场调剂逐步衰微。 实际上，计划经济发展中，指令性计划多点、还是指导性意见多些，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国家刚建立初期，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广泛共存，直接通过指令性计划很难取得效果。 随着国家对生产资料管控逐步增强，指令性计划逐步取代指导性计划，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僵化，计划与实际偏差巨大，只能不断计划调整，但往往解决旧难题、又出新问题。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指导计划-资金-生产资料-劳动力-生活消费”的链条。 两步走 建成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的形成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1949-1957年，计划经济从准备条件到基本形成阶段，即由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变时期。 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营经济迅速发展，计划经济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开始，逐步扩展影响到国家各行业发展。 1949至1952年，国家首先对金融业、外贸进行了计划管理，并对棉纱棉布等重要产品统购统销。 1953到1956年，随着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管理涵盖了产品市场。 社会主义改造主要体现为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15年以后开始过渡。 将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时间表”大大缩短。  1954年明确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即“一化三改造”，解决所有制问题。 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原有私营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同时，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劳动力市场也逐渐消失，由于劳动力严重过剩，中国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远远大于苏联和东欧。 1956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高级社还不是真正的集体经济，国家的计划仅对其生产经营有指导作用，直到1958年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政府直接控制了农村经济运行，计划经济才完全形成。 1958—1978年是完整形态时期，计划经济占绝对主体地位。 这个时期，计划经济的管理水平很低，经济波动很大，有些年份甚至没有年度计划。但是无论是农村的人民公社，还是城市的集体企业，实际上都严密控制在各级政府手中。 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弊病逐步显现。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认为，这一体制的弊病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改革根本措施在于下放权力。  1957年，计划经济统的过死，严重束缚地方、企业积极性日益显现。加上当时政府的治理能力、效率、科学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很多时候计划制定已经偏离了发展的轨道。 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以便“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这是把配置经济资源的权力下放地方的初次尝试，地方政府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建设规模、建设项目、投资使用等进行统筹安排。 从此，“体制改革”就被定义为“体制下放”。为此，陈云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 工业管理上，在物资分配、企业利润分成、人事管理等方面，减少了国家直接干预，增加了地方政府和企业自身权利。 商业管理上。中央只做收购计划、销售计划、职工总数、利润指标4个标准，并允许地方有5%的机动幅度，企业利润中央和地方进行分成，并鼓励地方争取超额出口，获得外汇提成。 在财政上。明确了地方财政收入，一是固定收入，二是企业留存利润,三是中央财政补贴调剂收入。而且明确支出，财政结余留给地方。 在这一轮改革中，农村发生了与国营工商业体制相反方向的调整，后者是放权让利，前者却将原来15-20户规模的农业合作社归并为“大社”，建立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在保持命令经济、行政协调的总框架条件下，层层分权的行政体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一起，构成“大跃进”组织基础。也是1958年经济陷于混乱的重要成因。 1959年，农村的调整再度以相反的方向进行。由于强制性人民公社建设，农业出现灾难性后果。当年谷物产量下降15%,1960年又降10%,成千上万人遭受饥荒。农业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受伤害最深的行业，遭受到了广泛质疑。 1960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人民公社应当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同时生产队下属生产小队（规模相当于原初级社）也有小部分所有权。恢复了自留地，解散了公共食堂。 1961年宣布建立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所有制体制，承认农民家庭经营的合法地位，并有限地允许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 1962年，实行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员被允许经营少量自留地、小规模家庭副业，公社规模也在缩小，由2.6万个增加为7.5万个。 为克服“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在财政、信贷、企业管辖权等方面，加强“全国一盘棋”的思路，下放给地方管理的企业大多回到中央管理部门，经济混乱很快就得到纠正。 不过，在经济秩序恢复的同时，集中计划经济的弊病又卷土重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经济发展受到阻滞，经济体制改革，尽管有某些方面的调整(如收支“两条线”管理，财权的下放和上调)，但主要是为了维系、应付经济形势，理性改革探索基本上停止了。 计划经济 的特点和问题 中国生产力水平很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传统农业、手工业、小型工业所占比重很大，农业是靠天吃饭。这使得计划经济管理不可控性大大增加。当时计划经济的特点主要有： 1.计划管理表现为高权力、低水平，政府权力和威望非常高，但是各级管理人员水平却很低，计划的多变性、随意性突出。 2.在“二元经济”的基础上，计划管理分为城、乡两块。农村由于集体所有制，且生产不可控，缺乏可靠统计，无法考核生产效益。而城市经济计划，特别是国营企事业单位，则受到严格控制、监督。 3.计划权力在中央与地方（“条与块”）之间来回摆动。中央集权过多，地方的积极性就受到压抑，活力不足;但是权力下放过多，地方更关注自身利益的特性又导致混乱。于是计划经济形成“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循环。 4.市场因素低于同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中国生产、管理水平落后，计划经济始终做不到科学有效，严重短缺、管理成本过高使政府不得不放松控制。但是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市场因素仍然要低得多，这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的流动、企业自主权、人民公社（集体农庄）对剩余产品的处置权。 计划经济赖以发挥优越性的关键是足够、及时的信息。但因为经济本身的复杂多变和手段的落后，工作人员在没有科学数据支撑下，很自然地根据自己意识形态、偏好（除个人利益外,还有阶层、集团、单位、行业、地区等多种因素），对信息加以过滤甚至扭曲。 从客观上来看，制定计划的方法也有问题。  我国计划制定主要学习苏联，以主要产品平衡的方法。但是由于当时经济数字误差太大，经济运行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如毛泽东在1964年6月讨论“三五”计划时所说：“过去制订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习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 后来，试图探索符合中国实际计划方法，但并不成功，到1978年除第一个五年计划外，我国始终没有制定出一个正式的五年计划。 同时，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处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等级中，自主权很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很难充分发挥，而且普遍存在着缺乏激励机制的问题。 当时流行的一副对联所描写的那样：“人财物各有所管，产供销互不见面”，横批是“书记难当”。中央也看到了弊病，曾两次权力下放改革，但每次都是“一放就乱”。 最后，对计划失误的纠正，成本太高，甚至不得不发起政治运动，用“阶级斗争”的严厉手段。1951年开始，“增产节约”运动几乎年年搞，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等运动也几乎每隔几年就来一次。  这也说明，因纠正因信息不对称，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的低效率问题，不得不采取政治运动形式解决。但造成的浪费和低效仍然很严重。 以改革开放前最受重视的钢铁工业来说，1958年以后长远规划、年度计划不断调整，造成钢铁企业方案、设计跟着变化，成为影响投资效果的重要因素。 如酒泉钢铁厂，从1958年到1980年方案变了6次，还未定下来，规模在400万吨到50万吨之间摆动，建了20多年只有一座高炉在生产。1970年动工的午阳钢铁厂，建厂4年后发现矿石有问题，把联合企业改为特殊钢厂，采、选、烧、耐火、炼焦工程全部停建。 而“一五”“二五”计划期间新建或扩建的鞍山、本溪、武汉、太原几个大钢铁厂，长时间停留在原有的规模水平上，有的到1980年甚至连设计的水平也未达到。  由于在“大跃进'和70年代初期提倡“多搞中小”，结果投资花了，形成不了大的生产能力，且工艺设备落后，浪费亏损很大。从1957年到1976年，我国吨钢生产平均费用为920美元，比苏联同期的平均费用高37%。 从统购统销 看计划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政策争议很多。 作为计划经济在农村的标志性政策，统购统销在设立之初就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如今更是被冠以剥削农村剩余的帽子。 其实很多经济政策的实施，多是为了解决现实困难，但随着时间推移，解决困难的方法成了新问题，如果不改革调整，必然阻滞发展。 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就是借助行政命令，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控制市面上粮食买卖。 当时背景是，随着工业建设发展，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5700多万增加到1954年8249万，粮食供应日益严峻。全国财经会议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收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 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在中财委（负责人陈云）多方考证下，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好多经济学家听后并不赞成。 1953年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是危险家伙。”  陈云的说法并没有夸张。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发现种粮不赚钱，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农副产品，导致鸡蛋、肉禽价格上涨。 随后，为加强管理、稳定物价，中财委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农民都不能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 统购统销导致粮食、农副产品成为稀缺产品，成为人们的哄抢对象。为此国家印发相关票证，确保整体的平等供应。 票证一度达几十种，成了“第二货币”。 从国家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形成了利润“剪刀差”。后来估计通过“剪刀差”，农业支持工业建设在4500-7000亿元之间。 这使农村一贫如洗，拉大了城乡差距，加剧了城乡分割。正是中国农民的奉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提高。1954—1955年度多收了70亿斤粮食，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也收购走了，造成了农村粮食十分紧张。  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为了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让农民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也造成很多民生矛盾。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 而中央下给地方的征购任务，也会遭到各省的抵制。1957年的征购计划，经过地方反复还价，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增加31亿斤。 1958年，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粮荒，而且愈演愈烈，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 随后出现3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现象越来越严重，大家普遍缺乏吃的，树皮、野菜、观音土，几乎一切能吃的东西都进了人们的嘴里，但饥饿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政府卖给城镇居民的粮食价格低于农村的收购价。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 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粮食真正多了起来。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幅度增长。 粮食由短缺开始变为富余，要求取消统购统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城市职工和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国家只能兼顾城乡利益，采取折中方式，逐步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 到1984年底，统派统购品种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38种(其中24种是中药材)实行了32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瓦解。 然而，只要粮食价格不放开，没有市场，统购统销就不能真正取消。到1991年，粮食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这些钱可以买好大米100公斤。但是，怕放开粮价引起价格暴涨，迟迟不能决定。 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 事实上，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是由于农业生产落后，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所导致。 初期基本确保了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但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后期弊病越来越多。 最终也是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粮食丰收，满足了人民群众基本需求后，统购统销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但农村人多、地少、收入薄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后期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 预告： 下一章将介绍支持计划经济运转的财政体系，看财政如何让计划插上飞翔的翅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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