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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讲了新中国成立时国际局势,美苏争霸已渐明朗。国内因为长期列强压榨、连年战争，人民生活困苦。外有英美敌视，内有残敌、土匪、地方传统势力盘踞，新生的中国路在何方，关系亿万人民的福祉。本章将讲述建国后艰难发展历程，看新政府如何四面出击，天地换新颜。（本章7573字，阅读需要20分钟） 进京赶考 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 离开西柏坡去北平的途中，毛泽东曾对周恩来等人这样说过：“进城赶考去，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  渡江战役之前，苏联希望能控制中国东北，美国则希望能够保持在长江以南取得的利益，各方势力斡旋，力推划江而治。 中国共产党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明确：我们从来就把美国出兵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的，免得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 当时“百万雄师”渡江作战，多有防范美国出兵的意思。 新中国并不拒绝和美国方面接触，并提出“不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援蒋”的建交条件，遭美方拒绝。 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激烈辩论，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对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 但台湾的游说、苏联的压迫、中方拒绝放弃中苏友好，美国感觉到无法从新中国得到曾经拥有的“特权”，杜鲁门声明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台湾成为美国制衡中国棋子。 美国综合同国民党、旧军阀打交道经验，认为新中国无法克服经济困难，很可能为获得西方援助而改变立场。但新中国坚持“自力更生”，美国政客“大失所望”，逐步确立了敌视政策。 美国开始制造反华包围圈，把中国被排斥在多个重大国际组织之外。1950年，中国分别向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提出恢复代表席位，并派代表参加了部分国际会议。但到1951年，在美国挟持下，各国际组织开始非法剥夺中国的合法权利。 党中央当时结合国内外局势，制定了在国内彻底肃各方残余势力，对外建立独立、自主、平等外交关系的策略。并明确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外交三大方针。  “另起炉灶”。由于在国民党政府为了换取经济、武器上的支持，把许多主权和利益出卖给英美等国，换取扶持。对此，新中国对一切有损国家权益的条约均不认可。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西方列强不愿意放弃已经取得的特权，新中国宁愿等一等，在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盘踞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打扫完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如何对待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由于中国社会主义性质，以及苏联对中国明确支持，对外依靠并没有过多的回旋余地，倒向社会主义是必然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共有26个国家对新中国表示承认，都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国际上很多国家首鼠两端，想继续保持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又企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中国政府坚持必须承认唯一中国，并同蒋介石划清界限，才可以同新中国建交。 在外交上与西方划清界线后，新中国开始清除列强在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真正追逐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道路。 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对一个国家来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一项选择背后，有太多的因素需要考量。 一边倒向苏联后，新中国才能将列强在中国侵占利益收归国有。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中苏贷款、通商、通航等协议，给新中国的发展雪中送炭。苏联从1950至1954年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偿付卖给中国的机器设备。  1953年，经过进一步协商，苏联决定帮助中国141个重要工业项目，此后又增加了到了156个，成为中国工业化过程的重要奠基力量。 虽然同苏联交好，但利益永远是大国政策的首选。苏联放弃在中国东北特权时，总担心将来政策变化，东北或中苏边境会被利用，威胁其安全，要求不让外国势力进入新疆和东北。 同时，在双边贸易结算货币汇率、经济合作条件等,苏联均提出不合理要求，这也留下了中苏关系的隐患。 时间紧任务重 建设新中国，只争朝夕 旧中国工业落后、产能不足、生活比较艰苦，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经过连年战火的摧残，事业凋敝、千疮百孔、民生艰难，同时匪患严重，地区交流不畅，国家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当时城乡发展极不平衡，近代工商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乡村基本是小农经济，且人口在不断增多，土地并没有变化，在农业种植技术没有飞跃前，总产出一定，单位人均减少。 加上土地兼并，很多农民没有土地，城市就业机会又不够，大量的人口被锁定在土地上，成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剥削的对象。 其次，城市间经济差异明显，沿海经济凭借交通、资本优势不断发展，上海已经成为亚洲一流大都市。内陆城市信息堵塞，发展缓慢。 落后、单一、区域不平衡问题，严重制约经济整体发展。特别是在西方资本的输出压榨下，中国发展空间被严重压缩。中国劳动力、物产资源，都成为发达西方国家攫取超额利益主要目标。 1949年建国之初，工农业遭严重破坏，城市工矿企业被破坏，农村生产人口不足，工农业配套的工具、肥料、棉花、煤炭等生产资料严重不足，生产力大幅下降，粮食、肉类、日常用品奇缺。 交通运输也遭到严重破坏，上万公里铁路、多座桥梁、隧道严重破坏，各地方交流不畅，中国被分割成大量经济孤岛。 大量商人囤积货物哄抬物价，普通民众基本生活无法得到满足。 当时人民政府任务有三项： 第一，肃清残敌、特务、土匪，巩固人民政权。 第二，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农业生产。 第三，改造中国经济体系，建立独立自主发展路径。 三项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完成第一项全国才能一盘棋，更好发挥大市场优势。做好第二、第三项工作，才能为第一项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而三项任务之前，当时首要解决的是稳定市场，让国家机器才能运转起来。 建国后军费、行政费开支庞大。一方面战争仍在继续，军费浩繁，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剿匪、禁烟、官僚队伍再教育等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  另一方面接收地区扩大产生行政经费，恢复交通、通讯，以及全国的政府公务员的薪金，也是很大财政负担。 1949、1950年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一半左右，全国脱产军政公教人员近900万。同时，要拨出大量粮食、物资救济灾民、失业工人、知识分子。 其次，很多水利设施、涉及民生的安全设施，都在战争炮火中毁于一旦，整个国家千疮百孔。多线作战让新中国在财政上有很大压力。 虽然有土改红利，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但是财政仍然入不敷出。 稳定市场 刚柔并济，稳定才能发展 发展必须有稳定的市场。 新解放城市、农村的税收制度还没有建立，地方收入多少中央无法掌握，客观造成收支脱节。农村灾荒增加了财政难度，城市工矿企业必须补贴才能恢复生产。 1949年财政收入只有303亿斤小米，赤字达264亿斤小米。 当时情况下，财政赤字只能多发货币，1949年7-11月，货币发行增加近5倍。比1948年底基数增加了近100倍，到1950年2月则增加了270多倍。 加上物流不畅，人民币集中在大城市，人民饱受通货膨胀之苦。 通货膨胀加强了人们对货币贬值的预期，大家宁可存物也不愿意储币，加速了人民币流通速度，加上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全国几度物价波动风潮。  以上海为例，建国初米、面、燃煤已经难以为继，沙场棉只够一个月生产，上海投机商人20万-30万人之多，投机钱庄200多家,乘旱灾、水灾，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哄抬物价。 1949年4月平均物价比3月上涨1.8倍，7月物价又比6月上涨1.8倍。乘人民币发行过量，物价11月比9月上涨3.5倍。1950年1月，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又掀起涨价风，2月比1月上涨0.9倍。 在各种不安定因素叠加下，短短10个月物价上涨20倍。而天津、汉口等15个大城市，1950年3月份物价指数就比1月份上涨了将近一倍。 当时全国一共4次涨价风波。上海资本家，甚至叫嚣让人民币无法进入上海，加大了市场恐慌情绪。 通货膨胀要么生产不够，要么货币超发，此刻中国两者兼有。 在波动市场环境中，不论是老百姓、普通商人，拿到钱后都尽量花出去，大家都更愿意存银元、美元，进一步加速了纸币流通速度，造成市面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严重。 而这一切的根源，是对新政府执政能力的不信任。 为此，人民政府集中各方面力量，采取一系列措施，给投机资本以沉重打击。  首先，从源头上切断投机力量。加强金银外币管理，宣布禁止金银外币流通，查封证券大楼，逮捕破坏金融主要分子230多人。发动群众开展针对银元、黄金、外币投机斗争，加强对金融机构管理，取缔非法信用机构，将金融业务置于国家银行控制之下。 其次，统一物资调拨，减少市场恐慌情绪。当时吃饭、穿衣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而粮食、纱布则是市场投机主要物资，城市主要是粮食，农村主要是纱布。 为此，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内外贸专业公司，进行调运物资，提升供给、控制物价。 最后，通过市场力量，当资本哄抬物价抢购粮食、纱布等物资时，让他们高价吃进。然后利用行政手段缩紧银根，提升货币价值、暂停发放贷款、按月回收资金，要求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各地贸易公司统一抛售物资，把物价打下来。在投机资本家为止血吐出物资时，再低价回购。同时对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进行坚决打击。 通过行政、市场的双拳出击，人民政府取得了市场主动权。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国政权之前，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和国内买办势力勾结，形成地区割据，地租、商业、高利贷剥削等模式。国内买办性质资本，成为参与剥削重要环节。 四次涨价风波，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买办势力，在内外势力勾结下，对新政权的一次挑战，他们叫嚣“土八路”不懂经济，希望以“打”促谈，捞取好处。 新政府给了挑战者很好的回复，团结大部分、拉拢中间派、消灭顽固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重拳出击。 经此一役，各方资本力量明显感觉到新中国不比旧政府，无论国家的控制力、组织力、领导力都不可同日而语，与国家进行对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同时，新政府同鸦片买卖、红灯区、土匪势力等旧中国一切陋习开战，通分划、引导、再教育、劳动改造，对大部分人员完成身份转化，并对少部分抵抗分子进行了坚决打击。  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的“三反五反”运动。 经过一系列治理，全国经济秩序得到改善，但是由于刹车过急。1950年4月开始，货币流通速度大大降低，商品销售减少，消费不振，进而引发一些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同时，公粮征收、城市税收也出现畸轻畸重现象。 恢复农业发展 农业是新国家稳定发展的根基 经过外国侵略、内部战争双重打击，恢复起来在任何国家都是世界级难题。当时情况下，如果按照以往治理方法，根本无法应对危机。 在当时全球范围内，美国、苏联等强国是工业国，其战后主要恢复工业能力。 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是所有建设的根基，只有农民稳，老百姓有吃的，国家才能定。 新政府中国历次战争中吸取经验，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才能让农业迅速恢复。抓农业生产、梳理物流，成为农业建设首要任务。  而土地是农业的根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共产党把“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作为重要纲领。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完成了1.19亿农民的土地改革，释放了大量劳动、民心、资源红利，动摇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党的统治。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3年，除了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基本完成了土改。3亿农民分到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农民憧憬了千百年的“耕者有其田”成为现实，农民积极性被极大调动。  国家在农村投资、物资供应方面向农村倾斜，派出大量劳力进行水利修建，对长江、黄河、淮河进行了综合治理。全国农田受灾面积由1949年的1.2亿亩降低到2000多亩，灌溉面积达8000多亩，1.8亿亩农田水利条件改善。 同时，进行了系统性的技术改良和荒地开垦，到1952年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14.68亿亩增加到16.19亿亩。 新政府也很重视农村商品流通，由于长期战乱影响，商品流通受到严重阻碍，城市商业投机成风，城乡商品交流受阻，农村实物交换盛行。 面对这些问题，扩大农副土特产的销购，不仅是农村的问题，也是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1951年，中央把“城乡交流”列为六项工作要点第一个，要求从供给、需求两端推进农村发展。 国家利用土改红利，兴修水利，增加农业投入，疏通城乡商品交流，农民基本告别了饥饿。到1953年，全国人口总数6.01亿人口。经过战争创伤后，国家迅速恢复。 统一财政 财政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基础 大炮一响，白银万两。打仗需要钱，日常行政需要钱，发展需要钱，国家正常运转离不开稳定的财政基础。 从抗日战争全面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的12年，各解放区财经工作，完全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 建国初，老解放区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国家需要粮食50%以上依靠农业税。 当时，各新解放城市沿用旧税法，采取简便易行的征收方方法。但随着统一发展，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1.统一管理 统一全国财政收支 当时，财政收入主要是公粮、城市税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一般为正粮的5%—15%），税收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等，均归政府统一调度，保证军队、地方人民政府的开支，以及恢复国民经济的必要投资。 统一财政收支过程中，大部分收入由地方上交中央，地方经费由中央拨补，大量资金处于上交下拨的过程中。为减少资金在周转过程中的浪费，将全国财政划分为中央、大行政区、省三级财政，并明确划分了各级财政收支范围。 新的财政管理体制逐步建立，成为我国由统一财政管理体制向分级财政管理体制过渡的开端。 统一全国税收 国家开始统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税制。  实行多种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除农业税外共设计了工商业税、盐税、存款利息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等14个税种。中国税政长期不统一的历史局面从此宣告结束。 为了迅速把以农村为中心的财政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把供给财政转变为建设财政，各大城市不仅依靠地方附加税解决财政需要，并在全国统一计划下，举办一些市营工厂，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 到1952年底，地方预算外资金达到12.53亿元。 统一全国现金管理 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代理国库、外汇调度、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均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避免了社会货币过多现象发生，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 由于统一了财政收支管理，在国家财政经济困难、财政赤字时，能够按照轻重缓急，支配开支。按次序保证部队供给、调剂城市粮食供应、救济了灾区人民与城市失业工人。 同时，成立了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进行清仓查库，所有仓库物资统一调度。至此，国家可以灵活地调节国内供应，有利于组织对外贸易，也有利于有计划地供应物资和回笼货币。 2.统一调整 编制概算，发行公债，开源节流，弥补赤字 按照“建立国家预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范围，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从1950开始编制收支概算。 基本保证战争胜利、逐步恢复生产，概算收入482.4亿斤细粮，支出594.8亿斤细粮。 收入方面：公粮占41.4%，各项税收占38.9%，国营企业收入占概算收入的17.1%。 支出方面：军费38.8%，行政支出21.4%，经济建设投资23.9%，其余为文教、卫生、地方补助等。 由于支出大于收入，所以概算中安排18.7%的赤字，弥补赤字的办法，就是发行公债（7.2%）和货币（11.5%）。 同时，中国政府得到苏联的贷款支持，贷款额3亿美元。5年内以机器、设备和器材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分批供给。中国在10年内以原料、茶、人民币、美钞等分次偿还。 为巩固已取得的胜利，从1950年6月开始，对财经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调整工商业关系，公私统筹兼顾。调整包括3个环节，即调整公私关系、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 对于私营企业，国家根据需要和可能，一年组织两次加工定货，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鼓励出口滞销物资，指导私营企业联营，并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加工费和货价。 加工订货和收购农产品两项，对工商业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调整工作到1950年9月基本完成，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城市税收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显著增加。 保证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同时，必须有利于生产发展，要求资方改进经营，反对抽调资金，躺倒不干，工人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家则大力救济失业工人，把失业人员组织起来参加公共工程建设。 同时，民主改革如火如荼，“当家作主”成为这一时期工人和城市下层人民中的流行词。 陈云于回顾1950年财经工作的时候，说：“去年（指1950年）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是税收、公债、货币回笼、收购四路'进兵'，一下子把通货膨胀制止了。三月物价稳定,五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藏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国家迅速稳定 从1949到1952年3年多时间里，在内外双重压力情况下，新中国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 金融物价持续稳定，财政收支完全平衡并略有节余 自1950年后，全国物价一直保持稳定。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为100，1951年为92.4,1952年为93.7。 1952年12月份，上海、天津、沈阳、汉口、重庆、西安、广州7大城市52种主要商品批发价指数，比1951年12月下降了6.4%。中国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苦难岁月一去不复返。 3年恢复时期，财政总收入382.05亿元，总支出为366.56亿元,结余15.49亿元。有力保证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同时，基本建设拨款总和86.21亿元，占三年财政支出总和的23.5%，重点是水利、铁路、交通投资。 经济建设、文教卫事业、社会救济等投资的总和，占三年财政支出总和的40%。 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 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到483.9亿元，比1949年增长48.5%。工业总产值达到343.3亿元,比1949年增长144.9%。钢、铁、发电、原油，都不同程度达到或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 在交通运输方面，1949年修复铁路8300多公里，修复桥梁2715座，原有铁路基本畅通。到1952年底，全国通车里程24578公里。建设川藏、青藏公路，公路里程达126675公里，内河航运增加20000公里，民用航空从无到有达13123公里。 国内贸易方面，到1952年底，相比1950年，全国商品流转总额已达2768亿元，增长62.3%;农副产品采购额已达129.7亿元，增长62.1%;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额已达14.1亿元，增长93.2%。 在美国等的封锁禁运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额到1952年底已达到64.6亿元，比1950年增加了55%。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口货物中奢侈品几乎绝迹，国家急需的机器、设备、人民生活必需品占了很大比重。 1950年，中国对外贸易实现了顺差，扭转了长期存在的入超局面。 在文教卫生方面，1952年底，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达19.1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达63.6万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达249万人、小学在校人数达5110万人，为日后中国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1952年，全国医院、疗养院的床位达到18万张。相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份，儿童医院增加50%以上，妇幼保健所（站）增加260多倍。经过3年努力，从工农业生产到文化教育，各行业不断恢复。 预告： 下一章将介绍计划经济的选择，偶然？还是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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