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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一个符号和神话。 近现代中国对鲁迅的解读，有着显著的矛盾性质——一方是官方解读的短期政治化的旗帜鲁迅，一方是亚洲乃至世界文学视野下的文学鲁迅，一方则是抽象掉政治的、文学的，独立思考与蔑视权威、大写一个自我的人格鲁迅。这最后一方，于今天的主流甚至还格格不入。 诚如藤井省三所述，理解鲁迅文学，可以有不同层面和文脉，读者自身的阅读体验，鲁迅的个人史，近代中国文化社会史，东亚乃至世界文学史等等。 藤井基于东京大学中文研究所的考据学传统和现在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这本小册子里着重关注鲁迅与日本的关系，历时十二年之久逐步积累撰述而成。 鲁迅与近代日本的关系，可以简要缩略为三点： 其一是留学日本和北京-上海时期，鲁迅通过大量阅读日文书籍，学习日本文学乃至世界文学； 其二是上世纪30年代之前，鲁迅深受日本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的影响（夏目漱石、森鸥外，敝号在去年随笔的《少爷的时代》中有详尽介绍，值得一看，这可是难得的漫画版日本明治维新晚期共运史和文学史的融合史），以及40年代之后，太宰治、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深受鲁迅的影响； 其三是借助鲁迅对日本文学影响以及日本对鲁迅的解读，可反观日本文化社会史的变迁。 藤井从鲁迅在上世纪初到30年代去世前，在东亚几个城市间的定居和迁徙，来描绘鲁迅与日本文学之关联，由绍兴而南京，由南京而东京，由东京而仙台，由仙台而北京，由北京而厦门、广州、香港，最后到达上海——他的行迹和笔迹遍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亚的几个大都市。 有趣。 藤井说起他对鲁迅的感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正是席卷全世界的社会运动兴盛之时，除了日本对面的那个大国正在发生的一切，还有欧洲、美国，都发生了青年一代反抗资本、官僚、战争的社会运动，日本正在经历六十年代的高中校园运动。 藤井正是看到毛泽东盛赞鲁迅为中国革命的圣人，就开始阅读鲁迅。由此开启了一生与鲁迅的不解之缘。作为高中生的他为鲁迅作品中浓厚的暗色dark feelings产生强烈共鸣。 看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也是从小即接触鲁迅，因为父亲有一套不全的鲁迅全集，其实从小学开始就翻，一直翻到中学，那个时候相比呐喊，我更喜欢彷徨。 三十多年前某次在某个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有关鲁迅收在彷徨中的《在酒楼上》这篇小说的分析文章（隐约记得还是在机械厂厂房昏黄的灯光下），一下子给吸引住，读了不下五遍。 文章揭示出了一个我从前从未意识到的鲁迅作品层面——第一次让我能够脱开中国教科书习惯的阶级、旧社会、反动派这些词汇构建的语境，从纯粹文学和人性的视角去看待小说想要说什么，顿时感到了鲁迅作品中恰如藤井所说的那种浓厚的暗色，看透了一切后的基于命运和人性的悲凉。 于是赶紧去找当年我看了不下五遍的这篇文章，找出来一看——赫然写着作者，村上春树。 有多巧。 周氏家族在明代正德之前，世居湖南道州，也就是今天湖南永州市的道县。正德年间始祖周逸斋迁移到了后来的绍兴。到绍兴之后第六代考取功名，由此进阶士绅阶层。到太平天国时期，家族开始衰落。到他祖父周福清手中，再次通过考取进士而中兴了一段时间——他祖父最高做到了内阁中书，中央政府副秘书长级的高官。 鲁迅的母亲鲁瑞是个十分开明睿智的女性，喜欢读书，后来在北京时还自己订阅报刊，居然还很喜欢读张恨水的现代恋爱小说！她很早就不缠足了，在北京听到大家宣传女权，就让师范学院的女学生来帮自己剪短发。可见这位母亲的头脑和个性，对鲁迅的影响。 《父亲的病》带有很强的“私小说”性质，鲁迅在其中表达了激烈的反传统倾向，如诅咒中医以及各个神仙医生。 其实，被他斥责为无厘头的药方，如蟋蟀、平地木，在本草纲目中都有记录，确实可用作利尿的药物；败鼓皮丸，也有记载，从前的鼓皮都是驴皮、牛皮，也有利尿的作用。 他父亲是患水肿，应该是尿毒症导致的浮肿，所以，当时的中医基本判断也没有错。至于那位陈连河，也是绍兴当地的名医，确有其人，叫何廉臣，查一查就知道，此人是清末绍兴的名医。 鲁迅1898年离开三味书屋，去了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只学了一年，就转到了矿务铁路学堂。矿务铁路学堂是维新派主办的学校，在这里，鲁迅读到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他自己写到，18岁的他读到天演论，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英国人赫胥黎，坐在斗室之间，能想得出这么神奇的事来，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几乎所有牛人在启蒙阶段，读到启蒙书本的时候，都是这么个感受。 就这么的，他一路读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全面接触西方学术。 当初我也是在18岁这年读到了笛卡尔和帕斯卡，读他们用几何学方法论证神的存在性，也是惊讶到下巴掉下来，居然还有人这么去想事情。
1902年1月，21岁的鲁迅以第三名成绩从学堂毕业，前往日本留学。那个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只有600人。从此开始了他在日本长达七年半的求学生涯。 在日本，他主要活动于东京和仙台两地，大部分时间都在东京。此时的东京，正是明治维新中后期的鼎盛阶段，东京是不折不扣的亚洲帝都。日本全国的铁路里程已经达到了8000公里，电信、邮政均已开始飞速发展，小学就学率达到了92%。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日本文化文学事业的快速发展——随着工商业崛起，城市扩大，社会各阶层智识水平提升，写作、阅读、出版、期刊杂志业就有了巨大的市场，对阅读内容的需求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写作和文化事业。 敝号去年随笔的《少爷的时代》中曾经提到，1907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教授夏目漱石毅然辞职，进入朝日新闻社当专栏作家，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有人可以靠写作为生了，写作开始成为一门职业。 鲁迅在的这几年，恰好是东京现代化的起始阶段。 鲁迅1903年在东京进的是日本政府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准备的弘文学馆，用于补习日语和一些基础学科知识。受到东京当时文艺氛围的影响，鲁迅开始了在文学上的初步尝试——1903年他从日文翻译并发表了雨果的作品《哀尘》，还有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球旅行记》、《地底旅行记》和《北极旅行》。 1904年他毕业就从东京分配到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仙台是个小城市，相比东京，差了十万八千里。之所以鲁迅会从仙台医专退学，我们都是说因为那个著名的幻灯片故事。其实那也可能是鲁迅之后在从文之后构建出来的一个故事而已，因为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了俄国，全国人民心气都很高，到处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宣传片。 藤井认为，仙台偏僻无趣可能才是鲁迅退学回到东京的原因——因为东京离仙台有足足12个小时的车程，可是在仙台读书的一年里，鲁迅居然有三次回到东京休假！ 1905年鲁迅回到东京后，把学籍挂在德国学协会下的德语专修学校，从此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文学中去——每天流连于丸善书店，大量阅读欧美文学作品，并开始撰写文学评论。 当时，夏目漱石已经开始在朝日新闻报上连载小说《虞美人草》，鲁迅每天的生活就是这么开始的——靠在榻榻米上，叼着敷岛牌香烟，翻看朝日新闻的小说版面。——我一下子就联想起谷口治郎在《少爷的时代》漫画里画的当年夏目漱石、石川啄木这帮子闲散文人，那懒洋洋趴在榻榻米上，叼着烟看小说和诗集的画面。 夏目漱石毫无疑问是鲁迅最崇拜的文人。他甚至跟自己弟弟周作人一起，把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本乡西片町的宅院租了下来居住。 夏目漱石作为明治维新中后期最重要的作家，以普及日本国语和提出了个人与国家如何相处这一新兴民族国家崛起时都要面临的深刻问题，而为鲁迅所重视。早年的鲁迅也认为，改变中国首先是从文化、思想上入手。 回到东京的鲁迅，还在老乡章太炎的撺掇下，加入了革命团体——光复会。还差点去执行了一个刺杀任务，他自己说，是临行前才想起，要么杀了人坐牢，要么被杀，谁来照顾老母亲。就问来分给他任务的人，那人听他这么一问，就嫌他瞻前顾后，干不了杀人的勾当，走了。 1906年鲁迅因为老母亲要求回家完婚，回了趟绍兴老家，对象是一个叫朱安的女性，结婚四天后，鲁迅就又跑回东京去了。 1907年鲁迅开始了文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首先是创办一个叫《新生》的杂志，没有成功；接着又跟弟弟周作人编辑《域外小说集》，收集欧美人气短篇小说，由于当时中国的出版业还很弱，所以也没有成功。 倒是此前为《新生》准备的各种文章，都发表在了其他刊物上，其中就有著名的《摩罗诗力说》，这篇评论文章彰显了鲁迅此前三年对欧美文学的研究积累。 国内很少人知道鲁迅的日文文学水准——藤井专门列示了一下，鲁迅在离开日本后，还经常向日本国内杂志投稿，大部是翻译作品，还有就是他把自己的作品翻译为日文的作品。他的日文水平也相当可以，在中文中的节奏感，依然可以带进日文。 1909年，鲁迅结束留学回国。主要原因是家里没钱了，得要找份工作，供弟弟周作人在日本的学习生活。不然，鲁迅还打算到德国去转转。
回国首先是到杭州师范学堂担任化学生物学教职，1910年又回到了绍兴中学堂教书，之所以到这里是因为有职位——中学堂聘请他担任监督，也就是校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处骚乱，鲁迅带领中学堂学生负责绍兴城内的警备，迎接革命军进城。正是在这个阶段，鲁迅接触、观察并饱尝了对革命运动的失望之苦，对草根民众麻木状态的深切体验。 1912年2月，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他前往南京教育部任职，担任科员。也是从此时开始，鲁迅与蔡元培建立起了融洽的私人关系。蔡元培应该是在东京就了解到了鲁迅，毕竟鲁迅那个知名的老乡——章太炎的名头实在是太大。 1912年起，蔡元培到了北京中央政府继续担任教育总长，开始了教育改革，由此想到把当初在南京的原班人马都带过来。于是，他把鲁迅调到了教育部，给了一个副处长的实职，这样，1912年底鲁迅就到了北京，开始了北京时期的生活。 一开始他也和今天刚到北京工作的人们一样，属于“漂”一族，一直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今天这个会馆已经成了快递的中转站，缢死过一个女人的那棵槐树下堆满了快递包裹。 有年夏天我跑去看这个地方，几个快递小哥正在往树下垒包裹。见我走进来，询问有什么事，我说没啥，就是看看这里，看看这棵树。 快递小哥们看着我问，这里有啥东西可看的。我说，这不是绍兴会馆嘛，挺有名的地方，我指了下对面那个已经破败的屋子，这棵树也挺有名的。小哥们茫然地看着我，看看周围，无法理解的样子。 我想这可能就是黑格尔、雅思贝尔斯、汤因比们说到的，很多人并没有生活在历史中，甚至一些民族和国家都没有历史的缘故吧。所谓生活于历史中，就是有历史感，知道自己处于历史中的位置。 鲁迅在绍兴会馆租住了七年半之久！期间就是老老实实上班，讲课，抄古碑，潜心研究。之所以住在这里这么长时间，我想主要原因也在于房价太高，要买下一座能供全家七八口人一起住的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民国年间公职人员、教职人员那么高收入的情况下，鲁迅也花费了七年的时间，外加还把绍兴老家的房子卖掉，才凑足了钱买下了今天北京八道湾鲁迅纪念馆那所四合院。 后来他的弟弟们回来，周作人一家子、周建人一家子，加上母亲鲁瑞，真是热闹了。有趣的是，周作人和周建人都娶的日本妻子，孩子也出生在日本，这一大家子既说汉语也说日语。 北京实在是一个比南京大太多的平台，鲁迅从南京到北京之举，实为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飞跃和转折。 1919年的北京，已经拥有国立学校19所，私立学校6所，学生人数达到1.3万人，超过全国其他所有地域学生人数的总和。可谓当时中国当仁不让的大学生城市。不仅如此，教师队伍中也集中了几乎当时所有留学归国的精英人士，到1918年，北京大学教授的平均年龄不到40岁，不论学生还是教员，南方人士都占了大多数。 这就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乃至五四运动，只能发生在北京。 鲁迅在教育部当官的同时，兼任北大讲师，主讲中国小说史。他还参与完成了北大校徽和《国学季刊》的封面设计——他自日本时期起，就对美术、版画、插图都有极高的兴趣和研究。 由于当时政治空气沉闷，教育改革事业也停滞不前，所以鲁迅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整理和抄写石刻古碑上。 接着就是呐喊自序中的那一出，同为留日的友人钱玄同跑来要他写点东西给刚出刊的《新青年》。1918年5月，狂人日记就出来了，一下子开启了中国近代小说新序幕。 狂人日记是有原型的——鲁迅有个同乡的表弟阮文恒，曾经在山西繁峙县做过县丞（县委办公室主任），后来因为犯案受到恐吓而至精神失常，1916年被送到鲁迅这里，鲁迅安排他住院治疗。 藤井细心的收集了狂人日记发表时，同期北京各类报刊的信息，发现，几乎就是在同月，北京的好几个报纸头条都有这样的新闻：痰妇食子奇闻，孝子割股疗亲，贤妇割肉奉姑等等。 被这种环境氛围包围，像鲁迅这种受过七八年纯西化教育的人，怎么受得了，怎么不觉得国内这帮人全都是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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