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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誉不言而喻，他太伟大了，他在文坛、哲学领域的建树太过耀眼，如此多的文坛巨匠将他视为偶像。我们知道，文坛现代主义有各大流派，这些流派均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更是将他奉为鼻祖。今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41周年忌辰之际，我们一起欣赏他笔下十句格言，体会他的精神内涵，相信你会有多感触。
贫穷、孤独、病痛、痛苦、不幸，这些词汇可以形象的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虽然孜孜不倦的写作，但他一生贫穷，写作是为了生计，据说因为囊总羞涩，有一次还曾向出版商预支稿费。妻子与亲人相继病故，又在大好年华被流放，孤独伴随其多半生。在流放期间，他深受癫痫病的困扰，疾病给他带来的病痛及内心上的痛苦，同样伴随其多半生。他的一生是不幸的，太多磨难缠绕着他，折磨着他，他通过极具天赋的笔法，剖析人性，挖掘人类内心世界，感悟人世，使其在文坛享受世界级的声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人的自由、人的出路、人性等为探索的核心，他不断的思索人的困境、难题与出路，将哲学与真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所以，有部分作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洞察心灵的人”，更是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同时被当做哲学家看待。据了解，在俄国白银时代，许多哲学家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把他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先驱。
据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七岁的时候便说：人是一个秘密。他时刻探索着人，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他在作品中用跌宕起伏的情节和人物性格与命运，揭示人的精神困境。他深入人心，探索人类内心的最深处，这正是他的作品最具价值所在，他更是将文学深度上升到哲学层面。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需要用心去体会，用心去挖掘文字背后的真实意义，这样我们才能体会到陀氏的伟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重视人的精神性与内部世界，他忽视家庭、职业等外在社会背景，而是用精神状况阐述人的观念，行动及命运。他认为，人不是凭借理性行动的，而是靠着自由意识决定的，所以他捍卫自由，将自由视为人类不能放弃的权利。 在文学创作形态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艺术学科借鉴并融合，所以他的作品具备很大的边缘性与开放性。他塑造人物，惯于对立，互相排斥的因素，比如，悲喜、爱恨、审美和谐与不和谐等冲突，运用绘画的光线艺术，将反差感无限放大，让事件更具有张力。另外，他还常用绘画的阴暗配置，将人类的内心矛盾与纠葛充分体现，让视觉感更加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极其擅长运用色彩，不同色彩印证当下天气与季节，同时体现人物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变化，将人物跌宕起伏的情绪用色彩反衬出来，体现出独一无二的审美，同时这种创作手法更是独出心裁，对后世作家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然，作品中体现的时代感也是非常强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复杂的思想，将19世纪的俄国社会生活，人们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用文学艺术形式体现出来。因此，他的文学具备现代主义特色，而人物内心的剖析更是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陀思妥耶夫斯基可研究的地方太多了，因为他太过伟大，他的作品太过迷人又深奥。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哲学家。据记载，他于1881年2月9日去世，享年60岁，今天是她141周年忌辰，我们就来欣赏他笔下的十句格言，体会文字背后的深意，相信你绝对会喜欢的。 一切都会过去的，惟有真理长存。——陀思妥耶夫斯基
谁最会欺骗自己，谁就能过得最快活。——陀思妥耶夫斯基
没什么比当众谴责作恶的人更容易，也没什么比理解他更难。——陀思妥耶夫斯基
要正直地生活，别想入非非！要诚实地工作，才能前程远大。——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配得上今天所承受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
事情是很简单的人，全部秘诀只有两句话：不屈不挠，坚持以底。——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个人的后半辈子均由习惯组成，而他的习惯却是在前半辈子养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具有高度自觉与深邃透彻的心灵的人来说，痛苦与烦恼是他必备的气质。——陀思妥耶夫斯基
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陀思妥耶夫斯基
谁能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就会成为新人。谁能战胜痛苦和恐惧，他自己就能成为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
鲁迅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 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 原作：《孙郁：鲁迅在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选择》，本文系节选  陀思妥耶夫斯基 今人对鲁迅的诟病的原因，似乎是他不讲“费尔泼赖”，将温情放弃了。这是一种误读。鲁迅所以主张战斗精神，乃因为空喊概念的无效性。胡适等人主张好政府主义，鲁迅以为是隔靴搔痒。对一个邪恶的存在，自然不能只说人道的话，这打不倒军阀、官僚，所选的路，不能不是斗争。因为现实的复杂和不可理喻性，选择就不能是温情主义。 对于鲁迅来说，温情的、爱意的存在殊为重要。但这要看在怎样的语境里。中国缺少托尔斯泰式的爱，在没有宗教的国度，劝善的结果可能是远离善，伪善倒可能肆意横行。建立善的世界首先是铲除伪善的存在。而面对伪善，则不能仅仅以善的态度为之。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便浮现出来。 在许多时候，鲁迅所以用欣赏的眼光打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乃因为其有效地揭示了现象背后的本真。其不规则的、反逻辑的、超出感觉限度的审视，颠覆了世间的幻象。在精神的极度变形、夸张里，被虚幻之影笼罩的世间，露出本然。 显然，鲁迅的趣味里有着心理学家的因素。他自己阅读了大量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对隐层结构里的存在是抱有好奇心的。在弗洛伊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精神的内在性是存在的。弗洛伊德当年看到陀氏的作品，惊异于其心理学层面的意义。这份遗产在后来得到了诸多作家的呼应。学者与作家对这份遗产的接受是不同的，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神的拷问者，不仅是冷思后的悟道之言，也有自我生命觉态的唤醒后的共振。这已不是理论的总结，而成了创作语态的衔接。鲁迅似乎觉得，《罪与罚》写犯罪分子内心的独白，栩栩如生。每一种思绪都被跌宕起伏地绘制出来。拉斯柯尼科夫在仇恨哲学引导下的报复、杀人之举，是深陷灾难的一种扭曲。有学者提出这是二重人格的一种展示，是两个相反的人格在起作用。 这样一个自我清高的人却成了杀人犯，变为罪人。人是多么不可理喻的存在！作者在描述其心理活动的时候，一再写他在折磨、刺激自己的途中获得快感。这种精神畸形的存在，我们思之不禁为之寒栗。那些在仇恨里诞生的哲学不可能带来希望，而给人间的是毁灭性的灾难。这样的人物，在后来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里又一次再现出来。鲁迅其实从这部作品里，看到了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影子。他翻译这部无政府主义意味浓厚的作品，其实就是讨论知识阶级的问题。在无望的时代，仅有复仇是可以的么？鲁迅赞成压迫下的复仇，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是一种反对的态度。他们的价值观虽然不同，可是却在刻画非理性的战栗的时候，显得那么相似。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善于对人的内心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一些地方完全出乎读者的意料。人的内心诸多无绪、黑暗、可怕的形影形成了一个令人震颤的空间。 中国的知识人形象，在那时候还没有拉斯柯尼科夫式的人物，只有魏连殳、觉慧、觉民那样的单一的人。在接受新学的时代，中国知识人要和传统决裂，而非校正尼采哲学的偏差。尼采式的反叛，还恰是人们所需要的。唯有鲁迅，在和传统对峙的同时，不断和自己内心的形影搏斗着，只有他的内心，可能更能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感。 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他对陀氏遗产领会中的惬意。俄国的许多作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发现了穿透的力量。那背后有法国文学的声音，也有俄罗斯式的忧郁，是多重的演绎。用巴赫金的话说：“思想，像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见的那样，不是'居”在个人头脑里的主观的个体心理构成；不，思想是人际的、主体际的，它的存在环境不是个体意识，而是多种意识之间的对话交流”。而那时候的中国，能在类似的层面展示生命的悖谬者，还非常有限。有人在鲁迅那里感到不可思议的天外来客的一面，其实是没有意识到那些俄国元素的作用。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鲁迅知道了自己文笔的有限，而创作的无限可能性，也被其意识到了。 鲁迅式的延宕是通过对自己的否认来完成的。他不断解剖自己，从颠覆己身的话题开始进入现象界。在致读者的信里，他就说，自己是一个醉虾式的人物，其文字是有毒的。在另一封致友人的信里，他不断强调自己的黑暗和无聊。当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可笑与可怕的时候，精神的起落颇为可疑。《野草》里阴冷无助的人与事，时光里凝固的泪痕，隐隐地有着《死屋手记》的遗响。在上帝远离尘世的地方，坚韧地挣扎于死地的人，倘还有生命的光热在，那他在本质上就有着基督式的伟岸在。鲁迅身上的神异性因素，似乎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一种类比，虽然他们的差异那么巨大。 不妨说，鲁迅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精神画面的极度紧张无聊、绝望后，还有着巨大的人性的闪光。用德·斯·米尔斯基的话说是“充满高涨的激情”。展示社会的问题，直面人生的困惑，乃他们共有的特点。只是选择的途径与常人不同，乃从大众走向自己的心灵，以自己的变化而面对世界，复杂性才有真正的真实性。在天使与恶魔之间，人的选择有时候是超于常理的。我们并不能用美和丑简单地扫描这个世界。常理下的生命反应被无序的精神替代了。惊恐不是来自苦难感的出现，幸事亦可能给来绝望。 那么多苦难与人相伴。人自己背叛着自己，在悬崖边上行进着的，竟毫无曙色。恶习、才情、穷困、雄心、虚荣，有时候竟在一个人那里出现。可是主人公常常要爱上这样魔性的存在。人不能摆脱的恰是这样的魔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描述人的不能解析的奇怪的感觉，人所选择的，不是理性以为可然的东西，而恰恰是感性里召唤自己的那种异样的存在。《涅托奇卡·涅茨万诺娃》的主人公在父母之间，竟然喜爱酗酒、无常、行迹多恶的父亲。一个少女的纯粹的爱，竟交给恶的人，恰是生活的一种写真。 这类极其悖谬的存在，鲁迅几乎没能在自己的文本里处理过。他的小说的维度显然没有陀氏那么广大。鲁迅在杂文世界里曾展示过存在的不可思议性，但自己的斗士的立场反而把一些问题简单化了。他的写作一直被节制在一个限定的时空，残留着明清笔记小说的痕迹。当他面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似的难题的时候，笔端直指黑暗的勇气，有时把虚无的无奈感覆盖了。
在新文学道路摸索的中国作家，很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资源用到民众的描写里，至少在三十年代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题还仅仅在文学青年那里。人们将其精神个体化，知识人化。瞿秋白和曹靖华都谈到这位作家，在他们眼里有相当的历史价值。韦素园在西山养病的时候，身边带着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像和鲁迅的像。这对他的心是一种大安慰。鲁迅后来去香山看他，就感到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审视的可怜的人。几年后，当韦素园死去的时候，鲁迅忆起当年见面的情景，那图景一直深刻在自己的脑子里：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到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喜欢陀氏的人，不幸掉入陀氏所描写的同样的无望陷阱里。这里的宿命般的隐喻，也有时代的病象无疑。我们看韦素园与兄弟朋友的通信，以及留下的少数的诗文，都在压抑的冷意里，冰封的旷野里几株瑟瑟的树，绿色是看不到的。韦素园其实意识到了此点，因此喜欢在陀氏与鲁迅那里靠词语来救赎自己；鲁迅却因之有莫名的悲哀，似乎艺术里的鬼气也有害人的一面。当他们自觉地感到大家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宿命之网里时，俄国文学的力量，其实也有了预言的意味。他们那时候的氛围里，多少有些俄国气味。肺病、贫穷、死亡，缠绕在友人之间。一些作品里也自觉不自觉染上了俄国式的忧郁。 1936年，鲁迅给日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普及本写了导言。评价依然像十年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但有了中国视角里的话。文章一再谈及残酷的美带来的启示。在赞佩的同时，也略有微词，他看到了与我们东方人不一样的地方： 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地忍从，在未嫁就死了订婚的丈夫，艰苦地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见，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在这里，他以另一种眼光过滤了俄国旧时代文学的残余，看到了这位俄国作家的缺陷，所说也并非没有道理。不过，这种看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本意未必一致，强加在其身上的印象也是有的。那时候鲁迅正在与小资产阶级的个性争斗，希望自己快些脱离旧影的纠葛。陀氏的那种痉挛对自己不过是一种负面的存在，在他看来，从陀氏的人物命运走出来，是一种解放的选择。从亲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远离这个残酷的审问者，鲁迅的转变给后来的研究者也带来了认知的困难。 不希望在苦海的艺术里久久沉迷，那就要从孤独的个体世界走向大众，远离黑暗王国。在这个意义上看，他对高尔基的兴趣，渐渐超过旧俄作家的兴趣。晚年的鲁迅翻译高尔基的作品、法捷耶夫的作品，旧俄作家只有果戈理、契诃夫，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作家。这里的价值取向是显而易见的。其小说思维被杂文思维代替的时候，《卡拉马佐夫兄弟》式的恢宏交响曲要想被召唤回来，已是大难之事。 鲁迅的转变，使他把目光放到了苏联新文艺之间。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有所接近了。这时候他以往的那个头上模糊的声音渐渐被一种确切性所代替。他已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无序之路，进入了确切性的天地。前者没有“权威的声音”，后者则“有一个主宰性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念，要求作品思想的正确性，这未尝不可。但小说家的使命有时候不是思想正确问题，而是精神展示的真实性与复杂性问题。从复杂性到明晰性，那就把混沌未开的苦状让位于乌托邦的灵光缥缈的召唤，其实是朗照驱除魔影的缘故。试图摆脱混沌之状，但却越发混沌，这是他的一种悖论。而人性的柔美的部分也由此发出迷人的光泽。 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西方学者已经说了许多。中国的鲁迅却有另一种鉴赏的体味，和他的生命哲学深切地连在一起了。我的看法是：鲁迅从托尔斯泰那里得其人道思想之意，却以非托尔斯泰的反抗方式成为精神界之战士。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摄取超时空的审美意绪，却以东方式的清峻、苍凉之笔表达了东方问题的复杂性的理解与沉思。就爱意而言，鲁迅神似于前者；就智慧达成方式来说，与后者多有共鸣之处。两颗伟大的灵魂与这位东方的智者所不断凝视、对话的过程，也是鲁迅智性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从俄国文学传统返回本土，在其参照里形成中国的问题意识和审美意识，终于使其成为与俄国文豪可以并肩的伟大的作家。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0日光明讲坛，转引自人大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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