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之联系多名情工” 自国民党“还都”南京以后，明之除继续指导协助、 配合我的工作外，还由何以端指定，先后联系葛亦远、汪志道、王黎夫三位秘密党员，将他们搜集的情报汇总送交何以端，并将组织的指示传达给他们。这时明之的工作比过去多了，危险也比过去多了。 明之到南京后代表党组织联系的第一个情工人员是葛亦远。他们联系的时间较长，关系密切，配合默契，也充满了戏剧性。离开重庆前，何以端分别交代了华明之和葛亦远，让华到南京后与葛联系。由于明之随资源委员会职员“还都”南京晚了一些日子。葛亦远到南京后等了好几天，未见华明之来接头，他心急如焚，托人带口信给中共代表团董必武。董老即托人回口信告葛亦远：“华同志一定会来找你的，你见到他就同见到我一样。”过了几天果然明之与葛亦远接上了头。 1940年，葛亦远遵照上级指示，从湖南去重庆，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由曹瑛代表党组织，派他打入国民党“军统”，并指定他的爱人吴德明当他的助手。 1941年4月，葛亦远参加“军统”第四期“高干班”训练，成了戴笠手下的“在册特务”。葛亦远虽然披着“特务”的外衣，却始终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他曾说，在“军统”里，有披着人皮的鬼，但也有披着鬼皮的人。他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出淤泥而不染”，勇敢机智地向党组织提供了许 多重要情报。如：军统头目戴笠死后军统机关的改组、人员变动、任务安排和潜伏特务情况：关于全国警察总署的内幕、动态和署长唐纵的活动以及交通警察总局18个交警总队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和布防情况；还有国民党宣布解散“民盟”、审讯民主人士的案情和准备逮捕进步人士的紧急情况等。这 些情报都很重要，他都及时交明之，再由明之交何以端上报，为党的情报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6年9月， 葛亦远刚到南京，暂时住在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是国民党总统府文官局的局长。他不同意葛亦远住军统局招待所，对葛亦远说：“他们私生活多不检点，你家属不在，还是住在我家里好些。”因此葛亦远在这位亲戚家住了好几个月。 葛亦远认为，在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里接头， 比在外面接头更安全，所以就约明之去他的住处。明之每次去都穿西服，戴礼帽，手拿报纸、公文包，风度翩翩，文明儒雅。其实这些都是为接头准备的道具。明之与葛亦远以表兄弟相称，经常与局长见面，并给局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对葛亦远说：你的表兄文质彬彬，仪表堂堂，有学者风度，像个英国绅士。 后来，葛亦远把母亲和妻儿从重庆接到南京， 就自己租房子住了。明之到葛亦远家接头，都是葛亦远的母亲或者妻子在门口望风。有一次，明之正在葛亦远家中接头，在外面望风的葛亦远的母亲临时走开了一会儿。不巧，就在这时，葛亦远的一个军统特务同事突然进家。明之和葛亦远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葛亦远立即镇定地向这位同事介绍说：“这是华先生，我表兄。”华明之马上热情地和他交谈起来，随机应变，侃侃而谈，然后很自然地告别。那个军统特务用十分佩服的口吻对葛亦远说：“你表哥还挺有学问哪！”没有对明之产生任何怀疑。 1947年10月，国民党强迫解散了民主同盟。在这条新闻见报的同时，还公布了国民党逮捕数名进步人士的事件。根据组织指示，葛亦远和明之商量，可以通过关系了解有关情况。自军统局头子戴笠死后，军统局已改名为保密局。葛亦远当年在军统高干班的几名同学，现在都是保密局的骨干，其中一位还是他的同乡好友。这位好友当时新婚不久，葛亦远请他们夫妻到家里吃饭，葛的母亲和妻子陪好友的太太，葛亦远则单独和好友聊天。谈到报上登的那件事，葛亦远说：被捕的主犯是我的亲戚，你知不知道案件详情？ 好友说：重庆方面已报来材料，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可以安排你自己去办公室看。 葛亦远说：因为是亲戚，还是多了解一些情况比较好。 于是好友便带他去了保密局的办公室。两个军统高干班的同学亲自迎送，并给他准备了茶水。他看到了七名在押人员的口供，很快就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发现此案还涉及在上海的知名民主人士许宝驹，特务可能是为了扩大线索，尚未对他实施逮捕。 葛亦远离开保密局后，立即用电话紧急约见明之，他确认无人跟踪，即绕道去约定的地点，在一处僻静的马路边，与明之接头。葛亦远凭着记忆告诉明之，明之又凭记忆向何以端报告了这一紧急情报。在很短的时间里，许宝驹迅速离开上海，脱离了危险。 事后，何以端表扬了葛亦远和明之，同时也指出，他们的这次行动是相当冒险的，如果那两位特务朋友设了圈套，那就有杀头的危险。然而，做秘密情报工作，有时就是要有这样的冒险精神，才能获得有价值的重要情报啊！ 明之代表何以端联系的第二个情工人员是汪志道。当时汪志道在江苏省田赋粮食管理处任主任秘书，他从江苏军粮供应中，探得国民党军队和省保安团人员的数量、驻地、兵种配备等情况。 此外，在沪宁解放前夕，为了迎接大军渡江，向解放军提供粮草，他曾将苏南各县的存粮地点和数字列表，交给明之，由明之汇总后交给何以端，送上海供党组织参考。 明之联系的第三个重要情工人员叫王黎夫，是河南新乡人。 1939年6月，王黎夫在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办公厅调查科员， 中共党组织叫他做情报工作，和他联系的中共党员先后有徐冰、张友渔、钱英、冯乃超。 1943年，王黎夫到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人事室工作，由周恩来和董必武直接领导。他经常从部长谷正纲那里得到一些重要情报。有一次，谷正纲要作报告，把公文包交给他临时保管，他利用这个机会，在皮包里发现了国民党中常会的记录，其中包括国民党在日占区和游击区全部上层人事安排等情况，将其抄录下来，通过张友渔交给党组织，后来受到周恩来和董必武的表扬。 1944年，王黎夫调到国民党军政部储备司任上校专员兼办公室主任。1946年春，国民党“还都”南京后，军政部改为国防部，王黎夫担任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总部”）储备司代理司长。 1947年，王黎夫要求去延安，但周恩来不同意，说：没有人可以接替你的工作，你应该继续在敌人营垒里战斗下去。随后王黎夫转入吴克坚情报系统。明之奉吴克坚之命和王黎夫联系了一段时间，后由何以端直接联系。王黎夫曾获取很多重要情报，如：国民党中央军事机关及所属各兵种部队的编制、人数、装备情况，重要部门主要负责长官姓名、部队驻地、补给供应情况；国民党后备部队及征集规划情况；国民党军队部署及美国代为国民党空运、海运部队的情况；美国装备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每次大的战役，国民党军队部署及粮秣、被服装具的补给情况等。 在淮海战役之前，王黎夫曾两次去徐州，视察徐州“剿匪总司令部》 当时徐州“剿总”司令是刘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重庆卫戍和防空司令，1941年6月5日“大隧道惨案”发生后，为应付公审搞欺骗性预演，连“说词”都背不下来的草包。王黎夫相机了解并掌握了刘峙所属部队粮秣被服装具储备补给，包括仓库储存的数量，以及配备的坦克等重要武器的情况，并写成材料交给党组织。从他提供的情报中，可以得知国民党军队军需调运的方向和数量，对分析国民党军各个战场的兵力和调度部署等情况，有重要参考价值。 1948年后，王黎夫除了担任在南京的工作以外，联勤总部又派他任经理署驻沪代表。他时而在南京，时而在上海。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动荡，人心惶惶，特别是京沪地区，秩序更加混乱。何以端以商人的身份来往于京沪之间，遇到难处，王黎夫就利用职权为他提供方便，例如买车票，买机票，遇有急事，还用军车送他去车站，并将他印有军衔的名片插入软席车厢门旁的 卡内，避免宪兵的检查。 1948年10月，打锦州战役时，国民党为了不使锦州被服厂大批军用物资落到解放军手中，下令转移该批物资。当时海上运输忙碌，秩序很乱，王黎夫利用职权，将命令扣住不发，使锦州被服厂的18万套棉衣，20万双胶鞋，1万匹布，6万条军毯等物资保存完好。当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时，顺利地接收了这一大批物资。 做秘密情报工作，为了安全，一般情况下都是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联系。明之分别联系葛亦远、汪志道、王黎夫，但葛、汪、王三人不交叉，不发生横的关系，他们更不了解我的情况。明之对我也不讲他联系三人的情况。 有一天，我和明之走在马路上，葛亦远从对面走来，明之不但不同他打招呼，还立即用身子把我挡住，不让葛亦远看见我。甚至连我们的直接领导何以端也不与我见面，以免因他联系的情工人员出事，牵连到我。党的指示都通过明之向我传达。何以端和明之在外面见面，两人也都不说各自的住处。这些做法，在敌我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 解放战争后期，何以瑞指示明之，要扩大军事情报来源，大胆争取发展平时观察认为可靠的人。明之感到我的二哥沈勤思想进步，有一定政治基础，比较可靠。经何以端批准，由我通过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洪兰友的关系，介绍他到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运输署工作。初期，何以端确定对沈勤作为“暗用”，让明之与他谈话，从中了解一些国民党部队调动情况。沈勤一五一十地对明之述说他知道的一切，随后由明之整理成文送交何以端。过了一段时间，我和明之觉得，哥哥沈勤有获取军事运输方面情报的条件，人又聪明机警，具有很大潜力，考虑让他发挥更大作用。 可是母亲却看不惯自己的儿子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神气活现地出入我们家。老人常对孩子们说：“看你们的舅舅，又披着'老虎皮’来了！”我和明之听了直想笑，老人家的敌我界限还真分明。可我们却另有考虑。 1948年底，经请示何以端同意，正式发展沈勤为情工关系，就直接“明用”了。何以端指示，沈勤继续由明之联系，沈勤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民党军事运输情报。 1949年初，沈勤被调到上海港口司令部航运组做联络、统计工作，又有新的获取情报的便利条件。他按明之提出的要求，陆续提供了上海港国民党车运调度等书面情报。明之看后认为，沈勤的材料写得很清楚，学迹工整，不必重新整理，即将沈勤提供情报的原文送交党组织，对人民解放军了解国民党军队的调运动向，有一定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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