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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华绍银 我的母亲赵菊香，1917年12月17日生于大冶县赵洪村一个农民家庭。 外祖父赵传斌，是个老实巴交，勤耕劳作的农民，靠自己艰辛劳动，积攒些田产，家底较为殷实。土地改革划分成份时，划定为上中农。外祖父从不过问世事，不知成份为何物，自认为划分个上中农没面子。他找工作队说：“我家连个富农也不够吗？”工作队说：“我们是严格按政策办事的，按条件你家只能定个上中农，够不上富农资格。”村里人告诉他，若定为富农，家庭财产是要全部没收的。外祖父这才明白争当“富农”的后果。这件事已经过去50多年，至今还被当笑话在村里流传。 解放前，外祖父和祖父曾一起在地主允褀家卖工。两人彼此相互了解，结交至深。有一天，外祖父对祖父说：“我们两家结个亲怎么样？我家女儿多，上个月又添加了一个，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把小女儿送给你家。你与嫂子商量一下，明天回个话给我。”祖父祖母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这门亲事，于是，刚满四十天的外祖父的三女儿(即我母亲)被祖父从赵家抱回喂养。 母亲和父亲成家后生下大姐，虽说头胎是个女儿，母亲还是认为给家族带来了生气。可祖母并不这样认为，竭力主张送给人家，母亲坚决不同意。在以后的岁月里，母亲一共生下我们兄弟姐妹6个，任劳任怨，含辛茹苦把我们一个个地拉扯大。 母亲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最伟大的人，她一生的主要精力放在耕种上。她种得一手好庄稼，因为她身体高大强壮，长年是担子不离肩。夏收挑麦担谷，秋播运种送肥。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劳碌到深夜。 母亲精明能干，善于理家聚财。稍有空闲，砍柴、种菜、养鸡、喂猪、纺线。她看到村里人家养猪，都跑到几十里外买猪娃，母亲瞅准机会养了一头大母猪，经济周转快，收入比养肥猪划得来。同时母亲还买回几只羊，开始是小批量养，后来发展到几十头，屠宰或整只活羊出售。 母亲性格和善、富有同情心，她从未和邻里红过脸。对儿女十分宠爱，不打骂我们，自己再苦再累想尽办法也要满足儿女的要求。记得小时候上学，看到人家的孩子买了新书包，我问母亲要。母亲第二天起早挑担劈柴翻山去卖，为我买回书包。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但当一些穷苦亲戚遇上天灾人祸时，及时慷慨地予以接济。母亲弹得一手好棉花，每到寒冬腊月，村里东一家西一户送来一包包棉花，为的是给小儿或老人做件棉袄。母亲挤出时间随时加工。遇上困难人家不收分文工钱。母亲的这些品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母亲和父亲一样渴望我们有文化。说来令人不可置信，她认为我们家族之所以人丁不旺，是因为没文化、愚味、贫穷落后的结果。穷了娶不起媳妇而绝代;娶了媳妇养不活孩子而绝代。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读书，走到哪能保住自家儿。我们是户独房头，什么事都是人家说了算，受了欺侮还说不出个理来。我不知道这位目不识丁的母亲咋能追溯和剖析祖辈的衰落如此入木三分，真是难能可贵。我想，也许是她对世事的积累和后来当妇女队长时尝到没文化的苦头而思索的结果吧。 那还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社员推选母亲当妇女队长。她说没文化干不了。社员说她肯干，能言善语，队长非她莫属。母亲推托不了，最后心不甘情不愿地当了起来。她在这个岗位上干得好坏与否我不知道，但有件小事情使我至今不忘。1958年，我在王坛小学读书，有次回家拿东西，母亲问我吃了没有，我说未吃，提出到生产队食堂弄点吃的。母亲说：“你的口粮生产队都交到学校了，不能去食堂吃饭。”祖母听了很生气，说道：“家里铁锅、鼎罐拿去炼了钢铁，不去食堂吃去哪儿？莫成天把个队长帽子顶在头上，队长不当事小，孙子吃饭事大。"我能理解她们的心情，怕婆媳俩闹翻，拿起东西对二老说：“我回学校去吃，你们别吵了。”母亲见我要走，眼里噙着泪花说：“孩子，不是娘狠心，娘这辈子没被别人说过闲话……”我打断说：“娘做得对，儿子需要娘这样的风范。” 由于母亲年青时劳动强度过大，到了晚年，身体有些佝偻，腿脚行动笨拙，仍惦记着儿女。妹妹的第二个小女儿刚一出生，就送给母亲喂养。老母在自己也需人照顾的耄耋之年，以顽强的毅力，把外孙女一勺一口地喂养到六岁。外孙女也和外婆建立了深厚感情，送她回家不到一天，第二天就独自从家里跑到外婆身边。就在母亲去世前的那天晚上，外孙女紧紧地贴着外婆睡在一起，谁也抱不走她。第二天早晨六点零六分，母亲终因年事已高而去世。外孙女抱着外婆号啕大哭，整个家族的人沉浸在无比悲哀之中。 
华绍银，湖北大冶人，系黄石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回忆录《过去的事情》一部，其他作品散见于《黄石日报》，海南《记者企业家报》，黑龙江《绿色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散花州》，《黄石散文卷》，《黄石文选》等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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