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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们红一方面军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的兄弟部队胜利会师了。 经过艰苦的转战和长途的跋涉，两支被国民党反动派长期阻隔的英雄队伍，终于会合在一起，这给全军上下带来多么大的振奋啊！同志们流着喜悦的泪水，热烈地握手拥抱，亲切地慰问交谈，大家决心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紧密团结，并肩战斗，夺取伟大长征的彻底胜利! 我们五军团和四方面军九军的驻地紧挨着。两支部队经常在一起组织联欢，参观访问，交流战斗经验，互相检查对方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开展体育活动等友谊竞赛。九军的同志们见我们穿得比较破烂，物资十分缺乏，便主动给我们送来了酥油、炒面，还有几百套灰布军衣。我们也回赠一些枪支弹药。那种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既感动人，又鼓舞人，使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 但是，后来事情却起了变化。在继续北上的途中，两支兄弟部队的关系突然冷淡下来，行军时有插乱队伍、不给让路的情况发生，甚至出现抓人下枪的严重事件。开始我们都迷惑不解，认为是个别不顾大局的人一时的莽撞行为，后来才渐渐风闻，是当时担任红军总政委要职的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实力雄厚，不听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故意制造事端，挑拨一、四方面军的良好关系。 果然，我们左路军经阿坝进入大草地以后，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深流急，无法通过”，公然违抗中央命令，擅自决定部队从草地折回，又退到阿坝地区。 一天，张国焘亲自来给五军团的部队讲话。我们希望他根据中央毛儿盖会议的精神，讲讲关于加强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的问题。 可是，他对这个问题闭口不谈，却大肆攻击党中央、 毛主席北上抗日是什么 “逃跑主义”，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才是什么“正确路线”。那时干部战士都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言语不通，土地贫瘠，文化落后，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 张国焘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唾沫横飞地叫嚷：“有的人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是什么呢？你们自以为文化高的，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些什么？” 他还恶毒污蔑我们这些戴一方面军小五角军帽的是“尖脑袋”，是“机会主义”，叫嚷要肃清我们脑袋里的“机会主义思想”。 “噢！原来是这样１我听了这个毒汁四溅的讲话，心里就更明白了。 过了几天，又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天上午，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曾日三同志把我叫去，对我说，刚才总部来电，说有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抢老百姓的东西，准备武装叛乱，都是五军团的人，现在被抓住了，叫五军团派人去处理。我们当时分析，绝不会是什么反革命武装，很可能是一些落伍掉队人员，被张国焘的人抓去了。 军团首长决定要我负责处理这件事，于是，我们便通知所属各部队，把本单位掉队人员的姓名、年龄、籍贯、枪支号码以及携带干粮等情况，立即报到军团部来。统计结果，共二十多人。我和一位同志带着这些人员的名册，便向中阿坝总部驻地走去。 我们决定先去见朱总司令。走到朱总司令住的地方，见他正在理发，胸前围着一块白布，上面落了一些头发，我见总司令的白发又增加了不少。 “你们调查清楚没有?”总司令问。 “我们还没有去，但是在各单位查了一下，有二十多个落伍掉队人员，不会是什么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我十分肯定地说。 “这些人的情况你们都搞清楚了?”总司令又问。 “我们这里有详细的名册。” “好，好，你们这样做很对。”总司令赞许地说。 总司令理完发以后，又详细地询问了这些掉队人员的情况，并把名册仔细看了一遍，最后嘱咐我们：“你们去处理这件事，要注意方式，注意团结，回去以后，告诉你们军团长，对部队要加强教育，把部队管好。”他接着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最好总部也派一个人去，便于共同研究。总司令点点头说：“对，应该去一个。”并当即决定让总部秘书长和我们一同前往。 我们来到关押人的地方，找到了那个部队的负责同志，向他说明来意，并建议把被押人员叫来问一问。他同意了，很快就叫来了三个，我们问了他们的名字，原在哪个部队，携带什么武器，他们所答和我们名册上的情况完全相符。那位负责同志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抢老百姓的东西？为什么搞反革命？”那三个战士异口同声地操着江西口音说：“我们没有抢老百姓的东西，我们没有做反革命！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可是那位负责同志却大发脾气，拍着桌子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老子亲眼看到的，你们抢老百姓的东西！” 那三个战士根本不承认，其中一个说：“我们好好地在行军，被你抓来了，怎么说我们抢老百姓的东西呢? 莫冤枉好人！”我们见他“审”不下去了，便叫把战士带走，然后我心平气和地说：根据刚才问的情况，他们都不是一个单位的，是些零星掉队人员，可以肯定这些同志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至于他们有没有违犯群众纪律，可以再作调查了解，是否先把枪支还给他们，把人让我们带回去，我们一定加强教育，查出真有违法乱纪的，当然要严肃处理。可是那位负责同志一口咬定这些人是反革命，不同意这样办。我们见无法再商谈下去，只得离开那里，回总部来了。 我们回到中阿坝，准备再向总司令汇报，警卫人员告诉我们，总司令在那边开会。我们又找到那里，见屋里有不少人，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还有张国焘，都在那里，刚才那位部队负责同志也先到了。 我们刚跨进门，那位负责同志便指着我说：“他就是五军团的保卫局长。”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同志忽地站起身来，凶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不听指挥，老子偏要指挥你!你是假革命，是反革命!”他越骂火气越大，忽然掏出驳壳枪，推上子弹，把枪口对准了我。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张国焘坐在那里，无动于衷，一声不吭。朱总司令霍地站起身来，叫我的名字，招呼我过去，并威严地责问那个举枪的同志： “这是干什么?” 我赶紧走过去，向总司令敬了个礼，在他身旁坐下了。那个举枪的同志经总司令一声喝问，气焰收敛一些，把驳壳枪收了起来。 这时候，张国焘的秘书长黄超跳了起来，把矛头直指朱总司令，竟恶狠狠地破口大骂起来。接着，有几个人也七嘴八舌地对总司令直嚷嚷。 我这时明白了，原来他们开的是围斗朱总司令的会。我后来又知道，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国焘一再逼迫朱总司令表态，要他反对毛主席，反对北上抗日，但是朱总司令坚定地回答说：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中央的北上日方针我是举手赞成的，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不能割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他还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因此，张国焘恼羞成怒，便气急败坏地组织围斗朱总司令。 我见朱总司令十分镇静地坐在那里，毫不为这些人的气势汹汹所动，等他们叫嚷得差不多了，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正要据理驳斥，张国焘却拍桌子，大声吼道：“大家不要吵了，不要闹了！”他这话完全是冲着朱总司令来的，对我们敬爱的总司令，连话都不让讲，实在太专横、霸道！我当时就想，像这样的事情在国民党军阀队伍里也是罕见的! 朱总司令侧过身子，看看张国焘，轻蔑地一笑，说：“不是我吵，是你们在吵嘛!” 张国焘为了掩饰他刚才不让总司令讲话的诡计，又假惺惺地指着黄超等人说：“你爱吵，你出去!你爱吵，你也出去!你们统统出去!” 张国焘这样一讲，黄超等人一个个地都走了，屋里只留下了少数人。朱总司令便叫我们把情况汇报一下。我们把调查的经过，建议把人送回五军团的意见都说了一遍，最后提出：希望由总部组织一个工作组，把事情彻底搞清楚，这样既对革命同志负责，也有利于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 朱总司令听了连连点头，说：“对对，事情应该搞清楚，工作组由总部来组织，你们两家也各派一人参加。” 张国焘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始终不表明态度。 我便对着张国焘说：“刚才他们说我是假革命，反革命，扬言要处理我。我这个反革命，怎么还能当保卫局长?我要求上级澄清这个问题!” 张国焘根本不回答我的问题，却为那些人辩护。他阴阳怪气地说：“嗯，这些同志有气，也是有原因的。” 接着他就攻击毛主席、周副主席“制造分裂”，“向北逃跑”，胡说什么“ 他们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 还有一些伤员， 统统放火烧了”，最后他说：“你们想，这些同志知道了这事，心里没有气吗!” 听了张国焘的这一派胡言乱语，我们都很气愤。原来上面所说的那些不团结的事情，都是他制造谣言挑动的结果，他是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的罪魁祸首。 我实在憋不住了，当场顶了他一句：“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朱总司令气得脸色铁青。刚才黄超等人攻击他，污辱他，他没有生这样大的气，现在张国焘肆意污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他再也忍不住了。他一反平时温和慈祥的常态，两眼圆睁，浓眉紧攒愤怒地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些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国焘被驳斥得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我深深感到，朱总司令对毛主席、周副主席怀有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多么坚决！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他毫不含糊，寸步不让！过了不久，由于朱总司令的努力，五军团被抓去的掉队人员，终于被放回来了。 从此，张国焘便对朱总司令进行种种的迫害和摧残。他指使人在夜间把总司令的马匹全部偷走，并且当即宰掉；后来又把总司令的警卫人员调走，甚至连门岗也给撤掉，使总司令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朱总司令写信给我，要我从五军团给他挑选两个警卫员。我便让五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的科员范云标同志和保卫队的张副指导员，去给总司令当警卫员。这两位同志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后来一直跟随总司令到延安。 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肆意诋毁党中央、毛主席，在五军团的干部、战士中引起了普遍的强烈不满。后来，有的同志提出要“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和党中央去”，有的同志甚至激愤地说：“如果他张国焘阻拦我们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北上的命令，我们就跟他干！” 在这关键时刻，朱总司令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又多次给同志们做工作，耐心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有一天，他亲自来到五军团，给营以上干部讲了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北上抗日了，走出草地后打了大胜仗，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们将来迟早要走上这条路线的。毛主席早就指出，南下是绝路，无论从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可是有人却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的。孰是孰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将来会越来越清楚。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 接着，朱总司令又强调说：“同志们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朱总司的谆谆教导，解开了同志们思想上的疙瘩，使大家不仅懂得如何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而且提高了对毛主席的路线必将胜利的坚强信念 。 一九三六年夏天，英勇的红二、六军团历尽千辛万苦，长征来到甘孜地区，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了。 在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下，同时在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重新北上。 正在这时，组织上调我到四方面军总部一局任局长，我不愿去，要求到红大去学习。 一天，总司令找我去谈话，给我做思想工作。他先问我对新工作有些什么想法和意见。接着就耐心地说： “你还是去。这是我们一起商量的，其中也有我的意见。” “我是怕张国焘给穿小鞋，也不愿意和李特这样的参谋长搞在一起。”我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同志，这是去工作嘛”总司令和蔼地说：“不好的人是个别的，有些同志有缺点，有错误，应该去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怎么就不想和他们在一道工作呢!” 总司令宽广的胸怀，使我感动了。我惭愧地低下头，说不出话来。 总司令看着我，突然又兴奋地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红军又在陕北打了大胜仗，革命根据地巩固、扩大了。二方面军（由红二、六军团组成）到了甘孜地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都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现在力量加强了，有人不想北上已经办不到了，我们很快就会重新北上的!” “那太好了，大家早就盼望这一天了!”我也高兴地说。 “哈哈！这么说，你是同意到一局去工作喽?”总司令爽朗地笑了。 那一天，朱总司令的情绪特别高。谈完工作的事，我便起身告辞，他又叫我坐下，指示说，你去了以后，必须抓紧时间做好过草地的准备工作，要提高警惕，加强侦察，掌握敌情，特别要防止敌人骑兵的袭击；还要筹集足够的粮食，多带些盐巴、辣子……他又说，杀了牦牛，牛血、牛皮都可以吃，牛骨头也不要扔掉，煮汤喝是很有营养的。 谈到最后，他的眼睛里闪射着兴奋的光彩，无限深情地说：“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到党中央的身边，回到毛主席的身边!” 果然，过了不久我们又重新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欧阳毅同志：湖南省宜章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十八、二十九团党委秘书，第十师党委办公厅秘书长，第二十八团连政治委员，红四军无线电台政治委员，第十师教导队政治委员，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办公厅秘书长，红四军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十师师党部秘书长，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秘书、执行科科工、秘书长，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秘书长，总指挥部一局局长，西路军总指挥部五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秘书长，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副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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