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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英作为二十世纪一位集官员、学者、诗人、书家于一身的集大成者，是在个人修为、艺术成就、政治抱负、民族气节等方面都具有垂范意义的一代翘楚。他之所以在他所涉足的领域里都能做到成就卓然，除个人的天资、学养、勤勉、谨严等“小我”因素外，更源于他深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儒家思想的“大我”诉求。正因为张伯英效力国家的政治抱负在生不逢时的状况下难以实现，继而投身于非政治抱负，即潜心于文博艺术事业的建树中。“大我”与“小我”之契合，成就了张伯英成为近现代史上集文章、道德与知行并重的一座“文化丰碑”。唯有将张伯英置于中华历史长河中进行审视，才能还张伯英以应有的历史高度。
张伯英像 张伯英(一八七一—一九四九)，字勺圃，别署云龙山民，晚号东涯老人，文武兼备，诗书俱佳。父亲张仁广善词章，工书法，久居河南三十载，为官通判，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辛亥革命后，终老乡里，诗书自娱。因祖父、父亲宦游在外，母亲陈夫人持家有道，致使张伯英兄弟四人皆有德才。张伯英幼承庭训，五岁习字，加之天资超迈，又酷爱诗书，十岁时所临《勤礼碑》已初具气象。十八岁随祖父赴金陵，得包世臣之《吴安四种》，受其《艺舟双楫》影响，尊崇北碑，常年着力于《龙门二十品》和《张玄墓志》的研习。此亦为其后来在书法创新与碑帖鉴评中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张伯英 《黑龙江志稿》题笺 张伯英能以一代书法翘楚而闻名于世，植根于他知行并重的全面修养。张伯英精于碑帖评鉴，著书立说，品评历代各家书法流派之优劣，他在《小来禽馆笔记》中自言：“丛帖自淳化以迄今日，无一刻不杂伪书。吾病阅帖自遣，悉为剖析无遗，平生无他长，独目力似胜前人耳”，此言可知张伯英于历代法帖精研之深和自信之程度。
张伯英 《泉阁三帖》签题 张伯英之所以精于鉴评，这与他在徐州的经历和后来生活在北京不无关系。年轻时，其叔张从仁与之年龄相仿，精于书画，热衷于收藏，收藏之丰在当地最为有名。他与张伯英同住于榆庄，同就读于萧县李辅中家之私塾，受业于当地名仕徐葵南。徐氏幼子徐树铮与张伯英同窗伴读，友情深厚。此外，张伯英受教于精擅书画的外叔祖陈逊齐，因而于丹青金石领域打下坚实基础。可以说“翰墨书香”于张伯英而言，绝非泛泛之语，这一得天独厚的家庭影响也是成就张伯英终成大家的重要因素之一，仿如晋之王羲之、清之何绍基。
张伯英 《魏志録文》书册选一《石婉墓志铭》 另一重要因素是，一九一二年经同窗好友徐树铮引荐，张伯英赴京供职，任北洋政府陆军部编纂，一九一六年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张伯英为官后的经济状况和京都浓郁的文化氛围都为他的书法鉴藏提供了便利。在京期间，张伯英有机会于故宫古物陈列馆探究碑帖。从一九一二年应邀来京做段祺瑞政府要职至一九二五年挚友徐树铮被杀，再至一九二六年爆发“三·一八惨案”，张伯英目睹了官场的黑暗，愤然辞职，从此靠鬻字维持生计，于一九四九年在京贫病去世。
张伯英 李煜词 张伯英在京生活了三十五年，北京可算是他的第二故乡。“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张伯英虽生活贫苦，老病缠身，但始终坚守民族气节，闭门谢客不出，读书笔耕不辍。日本人想以重金高位诱使北洋旗下老臣张伯英出山，并派王克敏“三顾茅庐”，张伯英答曰：“我自知无诸葛亮之才，然愿仿诸葛亮之德也。”且多次致书提醒当时任徐州伪市长的叔父张云生毋事倭寇，以免遗骂千古。其民族气节、其高风亮节曾名动京城，当名垂千古。因此，研究二十世纪北京书画史，就不能不关注这位彭城翘楚张伯英的为人为艺。
张伯英 使夫嵇阮之伦 张伯英的深厚学养和道德文章是他书艺的内在支撑，他认为书家的学养直接影响书法品位的高下。他说：“书之为艺，本与学通，胸无书卷，则工力虽深亦难免俗，篆隶真草，其道一也。”否则易于格调不高、俗不可耐。我们看到张伯英在品评历代书家时往往是目光如炬、一语中的。这来自张伯英精深的造诣、高古的格调、充分的自信以及直言不讳的性格。
张伯英 书赠彬卿先生 张伯英在京期间收藏了诸多珍贵碑帖拓片和书法真迹。他在写给好友郑坦之的信札中写道：“魏志近年出土颇多，拟集为百种，求之三年仅获八十余通，然费力已不小矣。俟有暇归里，当携请评定。不尽精关，唯尚未有质石。洛中近多伪刻，以文体、书体衡之，自可一望而知。”由此可见张伯英的收藏是用心良苦的。
张伯英 致敬民先生札 张伯英在书法鉴藏过程中也结识了诸多书画同道，如张伯驹、傅增湘、溥心畲、姚茫父等。张伯英在《小来禽馆诗草》中录有多首修禊诗作，如《癸未三月三日北海画舫斋修禊得游字》《甲申静心斋修禊得祥字》等，参与者正是上述名家。与张伯驹、傅增湘等资深书画鉴藏家的交往切磋，对张伯英的书法鉴评应是获益良多的，他所收藏的碑帖拓片、书法真迹可以说不计其数。仅《十七帖》拓片，张伯英所见多达百余种。张伯英鉴评之功力令人叹服，同时他严谨与率直的治学态度连同他的论著一并垂范后世。
张伯英 致文子先生札 张伯英的藏品中最著名的有唐摹王羲之《此事帖》，宋拓唐弘文馆刻王羲之《十七帖》，北魏《张黑女墓志》原拓(孤本)等，都是价值连城，难得一见的珍品。其中《十七帖》曾有日本人出两万银元索要，张伯英不为所动，后嘱托其子女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珍藏。如今所见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此帖便是张伯英藏本，其恩泽后世之举可与张伯驹相比肩，表现出他们共有的令人敬仰的高风亮节。 可以认为，无论是书法创作中的锐意创新，还是碑帖鉴评中的慧眼识珠，都承载着张伯英本人的大智慧与大格局，这不是常态下仅靠勤奋和功夫就能达到的高度。成就张伯英艺术造诣深湛的内在动因，正是他的“鸿儒志”和“赤子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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