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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接“再见1960-1969，那些难以忘怀的60年代印记”（原文），为十年系列第5篇。本文对50年代的一些生活记忆进行了梳理，希望大家能喜欢（共 7678字，阅读需21分钟）。 01 通货膨胀 1948年，从6月开始，一个鸡蛋要24斤法币，一斤玉米面要100斤法币，城市被通货膨胀淹没。农村甚至出现以物换物的集市。  国学大师教授朱自清，参与反美国扶持日本的联合声明，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每天只能吃两顿粗粮，因此得了严重胃病，最后因为饥饿胃穿孔而逝世。 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及民间所藏金、银、外币。规定“凡持有金、银、美钞而不拿去银行兑换金圆券者，枪毙。” 而大小官员借此机会鱼肉百姓，大官大捞、小官小捞。 纷乱的世道，普通人过普通生活，也成为了奢望。 用强制力攫取人民真正的财富，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印记。 02 粮食短缺 1949年，新中国成立。 国人每天只能得到572克粮食、13克油料、17克肉、2.3克水产品。而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为严重，被淹耕地约1亿亩，灾民约4000万人。  1950年，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唱：“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政务院决定改变粮食加工标准，提倡食用“九二米”“八一面”，并规定粮食公司商店只许出售粗米、粗面。 “九二米”，就是指100千克糙米碾磨出92千克白米； “八一面”，就是指100千克小麦碾磨出81千克面粉，可以保留较多谷粒糊粉层和谷胚，增加口粮。 当时初算了一下，如果人人都吃“九二米”“八一面”，全国一年可节省粮食8亿斤，养活200万人。 03 百废待兴 新中国成立初，百废待兴，国民党卷走大量金银财宝，留给共产党一个烂摊子。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迷信、专制、烟土、土匪、豪强几乎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生活物资相当匮乏，老百姓的最大愿望就是吃个饱饭、穿个新衣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常态。 在农村土木是主要材料，土房子、土炕、土灶台，木锅盖、木勺子、木推车，你能想象到的多是土木结构，土匠、木匠是当时最受尊崇的工种，多是家学传承。地主家用多年积蓄才能建一座砖瓦房，四合院就是当时门第的标志。  城市多比较破旧，也比较小，营生的职业也没有想象中的多，能在城市工作，也是受人羡慕的。而当时知识分子才能谋得一份生计。能不能识字，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一道鸿沟。 普通人只能从事人力车、搬运等体力劳力，靠出卖汗水挣点辛苦钱，更是没有尊严的职业。  建国前老百姓是军阀、劣绅、地方势力的剥削对象，一有战争、水灾、旱灾，就会巧立名目盘剥百姓，各地的警署、黑社会势力本质都一样，从百姓那里不断吸取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大家怀着狐疑的态度，迎接了新明天。 随着土匪、恶霸、军阀被全部消灭，抽大烟、赌博、妓院被禁止，穷人分到了土地，整个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  老百姓第一次被称为同志，子弟兵客气又礼貌，百姓终于有人替他们当家做主，那时生活仍然贫穷，但心里确实很高兴。 人民翻身做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打实的感受。物质贫乏的年代，人们精神却十分富足，毛主席成为大家崇拜的对象，中华大地经历百年分裂后，又重新围绕红太阳凝聚在了一起。 朝鲜战争的胜利，更是一剂强心针，让老百姓对新中国有了更多的期许，“建设新中国就看今朝”“自力更生”各种口号震天响，不仅将当时的政策方针进行了宣传，对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是一次洗涤。 “精神富足，生活贫困”大概是当时百姓最真实写照。 04 天津自行车 1936年，日本退伍军官、财阀小岛和三郎，在天津建立了“昌和”工厂，生产自行车零部件，组装自行车。 1949年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昌和工厂”，政府调拨13万斤小米作为生产经费，开始正式生产自行车，并被正式命名为“天津自行车厂”。 1950年，结实、轻快、漂亮的“飞鸽”牌自行车正式面世。车架杠可以坐人、放东西，特别适合三口之家前面坐孩子，后面坐媳妇，瞬间风靡全国。  拥有一辆自行车，就能让青年自信满满，成为“炸街”靓仔。 一辆飞鸽牌自行车80几元，而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也就25元左右，买一辆自行车要攒大半年的，自行车还是很稀少的消费品。 到了60年代之后，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被列为3大件，成为一个家庭富足的象征。 05 工资八级制 1951年我国东北地区工厂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分配，率先将多等级工资制改革为实行八级工资制。 1955年，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新一轮工资改革也应运出台。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废除工资计分，改行货币工资制。 毛泽东住中南海的房子也要按规定交付房租。当时毛泽东的家庭开支主要为9项，主食450元、副食120元、日用开销33元。当时毛泽东工资404元，江青243元。  演艺大家梅兰芳，评文艺一级，工资336，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只需1.5～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1956年，组织全国范围工资改革，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军队干部、国家机关行政人员，实行24级工资制，主要通过考核技能来评定。 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定级标准变成政治表现。 “大跃进”提出了不要“比按劳取酬”，要“政治挂帅”。1963年主要依据工龄定级，分配上的“大锅饭”就开始了，只能上不能下，形成了“铁工资”。 只要不犯重大过错，一般都可以终身为官。 新中国成立时大批革命者年富力强，人人希望有职有位，没有退休制度土壤。干部只进不出、只上不下，队伍日益庞大，机构臃肿，提升、使用论资排辈，不称职的干部也难以调整。 06 让人自豪的工装裤 在新中国，工人阶级地位开始得到提高，穿工装裤成为一种荣耀。 一般只有大型全民所有制企业才有工作服。工装裤选用的布料是纯棉藏蓝，款式为背带式长裤，胸前有一口袋。爱美姑娘会偷偷将工装裤宽松的裤腰缝上几针，掐出个腰身来。  在不到10%的非农人口中，工人阶级因为技术性和知识性，成为新中国重工业发展优先的中流砥柱。 大量资源向重工业倾斜，加上对工人赞美和宣传，工人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07 新婚姻法、新爱情 1950年5月，共和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颁布实施。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告：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力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新的婚姻法，让更多的妇女可以独立人格，重新认识社会，追求自由的爱情。而革命色彩的浪漫婚姻是多数年轻人的追求。 婚姻法的颁布，从法律上开始保护女性地位，但真正要获取法律所赋予的地位，仍然需要大量的“斗争”，人们才能真正相信“妇女能顶半边天”。 和男性同样从事集体劳动，走到时代的最前列，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等传媒，广泛宣传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促进新风气的形成。  钱币上开拖拉机的女司机无疑是一次对妇女平权的激励。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等组织也在不断地促进男女平等，并确立了“努力争取废除对妇女的一切封建传统习俗，保护妇女权益及儿童福利，积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建设事业，以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宗旨。 虽然男女平等不会一蹴而就，但“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在思想层面只要种下一颗种子，就会长出花朵。 08 计划票证出现 1953年，商品匮乏，为了保证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国家实行计划分配的经济运行机制，买东西不仅要钞票，还要有票证，如粮票、布票、针织票、油票、肉票、肥皂票等。 以布匹为例，政府根据南北各地的气候不同，城镇大小不同，制定了不同标准。 如北京市每人每年发放17尺3寸布票，那时候有句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妈妈们到商店里买布时总是掂量来掂量去，要挑收布票少的。 当时，异地买东西，除了票证，还需要证明、介绍信。全国商品在个人间的异地流通异常艰难，这也杜绝了不同政策进行时，可能产生的低买高卖。 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俗称“满天飞”。后来各省有了自己的粮票，俗称“吃遍省”，某些市还有自己的市粮票，俗称“本地吃”。 之后，食用油票、布票也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由于一张粮票在不同地区倒卖的价格不一样，城里和城外，镇上和县里，都存在差价，几乎每个城市有倒卖粮票的地下交易市场。很多人偷偷摸摸干起了这边收购、那边倒卖的勾当。 09 户籍管理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为努力实现工业化，工厂新招收了几百万工人。 但这些新工人中的许多是寻求就业的农民，中央下令禁止国有工厂从农村招工，并且开始控制农村“盲流”进入城市。 “盲流”特指没有城市户口但在城市工作的农民。 1955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要求个人迁入、迁出必须向县一级政府领取迁移证。 户籍制度刚开始出现仅作为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政策，但随后和就业、福利、住房等一系列国家政策开始挂钩，成为影响中国普通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也催生了城乡二元结构，让进城成为无数农村青年的奢望。 10 爱美之心 逐步解决温饱的姑娘们，开始了对美丽的追求。 1955年《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的文章在上海报纸面世，鼓励有条件可以打扮得美丽一些了，把姑娘们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一样。文章最后呼吁：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 1956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不少鲜艳丰富、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花布图案，如红枫小菊、小玫瑰等，深受人们喜爱。 新美发馆的建立，凭借新式吹烫，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店里的一个师傅能挣100多块，超过一个处长。 革命热情的高涨，不影响大家对美丽时尚的追求。 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流行色也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布拉吉”连衣裙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成为当时的风尚。 50年代的中国大城市盛行周末舞会。那时的舞会正规、优雅，而布拉吉就是那种温馨浪漫舞会上的灵魂。 11 集体工作的年代 1957年那会，国家也比较注重家属的劳动。 因为城市副食供应不足，当时企业多有自己的农场，很多女性家属在农场从事农副业生产，开展丰产试验田活动，发展家庭副业、手工业、饲养业，如豆腐坊、养鸡场、食堂、菜地、缝纫社等，克服经济困难。 社区互助是家属工作的重要内容，从劳动的内容上看，与传统劳动没有多大区别，但劳动有了集体的属性，有了分工、协作的特点。 集体劳动成为那个时代特殊记忆，大家怀着革命热情，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2 筒子楼记忆 1957年，建筑师倪欣木主张“降低标准，先解决市民住房难”。当时工商业的复苏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居民平均住房面积不升反降。几户合用一个厨房，几代人同住一室等情况是当时的常态。 为了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全国各地已普遍采用住宅的标准设计。筒子楼因为占地少、房间多，受到各单位欢迎。 城市生活普遍拥挤、脏乱，但城市拥有更发达的商业、服务业，仍然成为无数人梦想之地。 而当时的农村，茅草房、土坯房是主流，窗户好一点的是用纸糊起来，大多是茅草编制的卷帘。 但当时人们始终坚信，社会主义会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自信、纯朴、奉献，成为建国初那代人的奋斗记忆。 13 社会主义民生的初步探索 1958年“吃饭不要钱，劳动更积极”成为激动人心的时代口号，预示传承千年的中国乡土生活将迎来巨变。 一个村一个公共食堂，大家一起吃饭、不用花钱，人们相信这样的日子可以一万年不变，共产主义已在中国扎根、发芽。 在吃不饱饭的年代，设立公共食堂，居然成为了现实，对多数人来说，绝对是天上掉馅饼。这项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集体做饭、吃饭效率更高，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生产建设。 随后，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创办公共食堂上升到新的高度：“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 政策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各地实际情况，公共食堂让大家做少做多都一样，吃相同的饭，农民耕作积极性下降，千年传承的勤劳致富激励逐步在农村消失，大锅饭的摸鱼现象开始出现。 为了落实政策，很多村子里有人巡逻，各家各户不准私下开火煮饭。若是哪家有炊烟飘出，民兵会赶去捉个人赃俱在，并召开村民会议进行批判。 14 “住”是个大问题 50年代国家财力不足，很少新建房屋，通过实行“国家经租房”政策，对私房实行改造。政府把私人住房充公，租给干部职工，收取低廉的租房费，再将房租费20%～30%给予房主。 新建房屋一般考虑工业需要，在厂房附近建设宿舍，大多数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屋顶较高、窗户却很小，居室借鉴了苏联住宅样式，通常是大间套小间，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 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后，四合院也进行了公有化尝试。当时北京全市约有房屋120万间，其中92万间是私人产权。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农民工到了北京转成了城市户口，但没有房子，都在临时集体宿舍里。四合院的公有化尝试，给许多面临结婚生子的青年人开了方便之门。 四合院按人口多少分配面积，一般人家都分到一间房，少数人家分到两间房。这样一来，一个四合院里就住进了七八户、十来户，有的甚至住进了几十户人家。 为了保障饮水安全，大部分城市开始生产自来水。但自来水管不可能铺进每一户人家，于是就在全市范围内设立自来水供应站。每个水站有数个龙头，龙头一开，水就自来。 当时家里如果没有能挑水的人，就需要找挑水师傅，两个木桶一担一分钱。当时甚至形成一个认知，准女婿上门，有没有眼力件，就是看是否揭开水缸盖子看看，主动去挑水。 在伙食能够保障的情况下，很多工人家庭好几个孩子情况很普遍。当时没有避孕药，避孕套更是闻所未闻，对人工流产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客观上造成孩子增多，家里人口一旦变多，经济状况就会急剧下降。 为了解决不少家庭入不敷出情况，很多工厂做了职工互助储备金，员工每月缴纳一部分工资，成为周转资金，以解决困难家庭的燃眉之急。 当时在钱财上工友们相互帮助，如果谁家婚丧嫁娶，修葺房屋，都会前去帮忙。 15 户籍制度严格化 户籍制度的出现，本质是当时城市生活水平高，但无法容纳更多的就业，为了控制农业人口转移而出现的。 1958年以前，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并不严格，人们还可以相对自由地迁徙。 1958年1月，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确立了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七项人口登记制度。 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城乡“二元经济模式”因此产生。小小一册户口簿，逐步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权益挂起了钩。 户籍制度在“大跃进”期间受到严重干扰。期间国营企业工人从1957年的1500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3900万人。进城人口虽然可以找到工作，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供给却完全跟不上。 “大跃进”之后，经济受到破坏，严重的饥荒横扫中国大地，特别是边远农村地区。 1961—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800多万工人和50万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下放到农村，这大大减轻了从农业征粮的压力。 从此，为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严格的户籍制度再也没有动摇过。户籍既是城乡之间的壕沟，也成为国家经济的一环，跟国家各项政策、福利紧密捆绑。 户口也成为城乡青年的一道鸿沟，让无数青年农民只能在梦乡中感受城市的热闹。 16 三年自然灾害和低标准 公共食堂没多久，浪费、管理不善、私自克扣现象就很突出，当时的环境如果每家省着吃，也许能多吃几天，一旦集体敞开吃，很快就坐吃山空，甚至连种子也吃没了。 再加上当时共同耕作，再也没有人关心种粮收成效率问题，很快有的地方就出现集体食堂没饭吃的窘境。由于不关心实际情况，食堂的设置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有的人吃饭离食堂将近10里路，吃个饭来回就得一个小时。 而集体食堂没敞亮多久，就开始出现了天灾。“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很多人。 同时，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刚经过集体食堂吃饱、管好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饥饿会来得这么快。 鉴于农村严重缺粮紧张形势，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 要求各地开展大规模采集、代食品运动。 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实际是把烧火做饭的燃料拿来吃了。 第二类是指野生植物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野苋菜、洋槐叶、鸭跖草、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事实上是吃曾经牲畜的饲料。 第三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两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凭票限量供应。在北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有时凭票也无菜可买。 1961年肉、禽、蛋库存急剧下降。如肉食只能保证特需供应，肉票无货兑现。 由于后续货源无望，从1961年6月不得不停发肉票。鸡蛋除供应部分特需、病人、产妇、托儿所等，基本上停止了供应 1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1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当时工人月薪平均30-40元。 17 出行 “交通基本靠走”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农村，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汽车，甚至很多人连汽车都没见过。农村小孩见了汽车像见了外星生物差不多，跟在汽车屁股后面追，能摸一下汽车也能够炫耀一天的。 种地、赶集和拉庄稼都要靠人背驴驮。谁家里要是有一头驴，相当于现在的一辆小轿车。驴背的两侧挂着驮笼，可以运东西，虽然速度慢些，但减轻了人力。 骑驴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人们出远门时就骑毛驴，出外买卖东西也靠毛驴，结婚也必定要用到毛驴。接媳妇的时候，首先将毛驴简单打扮，用红色的被子单子装饰一番，之后就赶去新媳妇家了。 在城市，轨道交通已经初具规模，公共汽车也成为更多出行选择。 1949年前后的北京公共汽车都是有轨电车，一共只有十几条路线。到了50年代中后期，就有了60多条线路。 50年代，北京公共汽车，多是从捷克进口的大型柴油车，车身长，容积大，车窗视野好，自身的动力性能强（动力为140马力），而且是长盛不衰现在仍然流行的“斯柯达SKODA”牌。 1959年左右，捷克厂家在斯柯达的基础上生产出性能更优越，乘坐更舒适的“斯柯达克罗莎”大轿车，不少北京市民赶去观看，有的车窗玻璃甚至都挤碎了。 当时。所以售票员在人多拥挤时，都会喊：“千万别挤啦，您赔得起这玻璃吗！” 50年代的公共汽车一两小时才能来一辆。1955年，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对于很多人来说，公共汽车票还是有些贵。 那个年代，由于工资低，能乘公交车上班的市民还不多。使用月票的人，都是乘坐固定线路上下班的职工，月票费用单位还给报销。于是使用月票便成了一个国企职工身份的象征。上车掏出月票出示时，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但中国当时大多数人基本没有出过自己所在的市，没坐过公交车，农村的集市大概是他们看世界的窗口，大家通过集市上商品的调整，感受着国家生活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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