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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 | 上海文化圈名动一时的文艺茶会

 文化生活有创意 2023-02-01 发布于贵州

从巴黎回国几个月后,1932年,傅雷和表妹朱梅馥结婚。之后傅雷安家上海,生活了34年。他们中间搬过三次家,不过地址都很近,生活大体上是很安稳的。这一节,我们来走进“傅雷家的客厅”,一个上海文化圈的缩影。

傅雷家在两个地方住了比较长的时间:一个是巴黎新村4号,傅家住了9年;另外就是江苏路284弄的安定坊,他们夫妇1947年搬到这里,风风雨雨18年,直到相伴离世。而四五十年代,上海文化界有名的傅雷家的茶会,就发生在这两处房子的客厅里。杨绛、钱锺书,陈西禾、宋淇……这些风雅的知识分子,都是常到傅雷家谈天说地的邻居或朋友。

其他几个名字我们都熟悉,那么宋淇是谁?现在的人如果知道他,多半是因为张爱玲。五六十年代,张爱玲从上海出走到香港再到美国,宋淇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是她和华语文坛保持联系的最重要的纽带。所以世人知道香港的宋淇和张爱玲为至交,却不太了解,其实民国时期他就活跃在上海的文艺评论界,和钱锺书、傅雷等人都有深交。尤其是对傅雷而言,宋淇是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两家相处如同家人。

四十年代中,住在巴黎新村的时候,傅雷、宋淇与十来个朋友发起了两周一次的茶会。他们每次请一位来客为大家做讲座,有时文艺,有时科技,也谈论时局。傅雷讲过法国文学,一位名叫朱滨生的医生朋友讲过普希金枪伤可否治愈的问题,宋淇讲到的题目更为奇怪,是关于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这样的茶会,很像西方的家庭文艺沙龙,主人和客人一聊就是几个钟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归根结底仍回到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来。

杨绛先生在她晚年的文章《忆傅雷》里面,也提到傅家的茶会,是她不能忘的夜谈。她这样写道:“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1947年,傅雷搬到安定坊后,茶会在形式上散了,但邻居们大都是文化人,这样的夜谈还是会有。安定坊是什么样子的地方?为什么文化人都聚集住在安定坊?这里面又有很多的故事。

以今天的位置来划分,安定坊属于上海长宁区,一共15栋独立洋楼建筑,每栋独立房屋两层楼高,里面有几个单元。当时,这些全部都是宋淇宋家的物业。其中1、3、5、7这四栋楼相邻,除了7号楼住的是个商人,其他三家都是文化人:1号住着从德国回来的萧乃震和夫人成家和、女儿萧芳芳,3号是傅雷一家,5号是宋淇一家。上海文化圈有千丝万缕地牵连,成家和在嫁给萧乃震之前,曾是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而傅雷在巴黎留学时期,又是刘海粟的密友。萧家的女儿萧芳芳,后来在香港成了大明星。安定坊的这四家人,1949年后陆续离开,最后只有傅雷一家留在大陆。这是后话了。

在巴黎新村和安定坊的日子里,傅雷完成了他对那个时代年轻人影响最大的译著《约翰·克里斯多夫》,主持着上海文化圈名动一时的文艺茶会。但与此同时,傅雷的生活中也发生了一段波折起伏的沙龙爱情故事。

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的结合属于旧式婚姻。当年傅雷赴法留学,母亲怕他一去不返,要求他离开之前先订婚。傅雷的订婚对象是14岁的朱梅馥,他的远房表妹,大概前三四代有姻亲关系。两人本来就认识,傅雷于是欣然同意,这样他才顺利地获得母亲认可,上了去法国的轮船。

到法国后,傅雷却想要自由恋爱了。他爱上一个法国女子玛德琳,写信给母亲要求辞婚,托画家好友刘海粟寄回国内。刘海粟心里觉得不妥,私自把那封信压了下来。不久,傅雷发现玛德琳与多人保持恋爱关系,愤而分手,差点自杀。刘海粟这才告诉傅雷,那封退婚的信并未寄出,尚未酿成大错。傅雷回到上海后,终于和朱梅馥完婚。

但傅雷是一个富有激情和浪漫的人,婚后仍滋生一些动荡的情感。1939年,在和茶会这些朋友们的聚会中,傅雷结识了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陷入到对她的热恋中。萧芳芳晚年曾向外界回忆起她的小姨成家榴,一位美丽的歌唱演员。她说:“她年轻时长得好美,到老都很美。听我母亲说,那时候,傅伯伯非要阿姨坐在他的身旁,他才能安心翻译。如果没有她,他就关在书房大发脾气。傅妈妈在外怎样劝他都不行。他甚至宣称,要用钢笔戳自己的喉咙,把傅妈妈吓得不轻。为这事,我舅舅还找他理论过。阿姨活着时,不好意思说上一代人的感情。但每次谈到傅伯伯,她的表情就很甜蜜,脸上挂满阳光,手捂在心口,一副陶醉的模样。傅聪来香港演出,与我阿姨也特别亲昵。我想他很爱这位长辈,大概也是因为她是他父亲爱过的人吧。”

张爱玲虽然和傅雷没有什么交情,但她和成家榴要好,后来就将傅雷的这一段婚外情,依据成家榴对她的诉说,写进了1944年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在小说中,傅雷成了“古怪、贫穷、神经质”的罗潜之,而成家榴是“殷宝滟”。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终于亲口承认,《殷宝滟送花楼会》确实是写的傅雷。关于这段感情最后的结局,则有不同的说法:

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是说,成家榴听了她的话和傅雷分手,到内陆去嫁了个空军,但很快就离婚,张爱玲听闻后“非常懊悔”。

成家榴自己则说,她最后是因为朱梅馥的善良,选择了退出。

成家榴的说法,也在傅雷的小儿子傅敏的记述中得到印证。傅敏形容母亲对父亲的爱“包容浩荡”,当时不仅打电话叫成家榴来家里,以给傅雷灵感,还对丈夫给成家榴写情书克制隐忍。据说这些信成家榴珍藏至死,她向傅聪坦言:“你父亲是爱我的,可你妈妈人太好了,我不得不离开。”

▲傅雷夫妇下黄山,途经杭州时合影(1936年8月中旬)

傅雷一家所有的亲朋好友,对傅雷太太朱梅馥的回忆都是美好的。傅雷称呼朱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他说,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连杨绛都感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的好友刘海粟这么回忆朱梅馥的好脾气:“她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惊人的温柔,成天忙于烧饭、洗衣、带孩子;还替他查字典、翻书、抄稿、写信,忍受着他有时极不近情理又没有来由的愠怒。傅雷偶然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打一两次回力球,夫人静观,不敢多口。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叫一通,吓得孩子们不敢吭声。但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表现得格外真诚。于是梅馥一笑置之。”

但朱梅馥的隐忍,绝非旧时代女性的愚忠。多年后,在傅聪和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弥拉结婚后,当傅聪也面对爱情与婚姻的问题时,朱梅馥在给儿子的信中,诉说自己为什么会宽容傅雷爱上别的女人。她说:“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寡母孤儿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但她也告诫儿子,要“克制自己,把我们家上代悲剧的烙印从此结束;而这个结束就要从你开始,才能不再遗留到后代上去。”

如何评价这样一段轰轰烈烈的婚外爱情?很难以一个符合世人常理的标准来度量。也许,是当事人之间——包括傅雷的孩子们在内——都有着真诚和坦白的爱,才让这段复杂的纠葛,最后有了理性的结束,亲人一般的情感。也或许是因为,在傅雷的客厅里,在爱情轶事之外,还有傅雷对艺术对朋友无保留的赤子之心,令他的亲人和朋友们,愿意接纳他的一切,包括过错。

▲朱梅馥与傅聪在上海中山公园(1954年1月)

傅雷是留学法国回来的人,他和刘海粟、林风眠这些有着同样经历的画家的交往,自然不用多说。而他对传统水墨画家黄宾虹的知己之心,则让人看到一份令人动容的真性情。

傅雷和黄宾虹发生交集的时候,黄宾虹已经年近八十,并且人在北京,并非上海。黄宾虹在上海生活了30年,但74岁那年他应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邀请北上讲学,期间日军突然占领平津,他被迫滞留北平,十年闭门绘画,研究金石。

傅雷最早如何与黄宾虹相识,有不同版本的说法。傅雷在43年写给黄宾虹的第一封信中,说到八年前曾在刘海粟家里碰见,看过他的画,不过彼此都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而据傅敏所写,傅雷是在黄宾虹的女弟子,也是傅家亲戚的顾默飞家中,看到了黄宾虹的画,激动不已,于是提笔给黄宾虹写信。尽管他们年龄相差45岁,黄宾虹读信后,却认为傅雷是“平生一大知己”,自此书信不断。相交12年,傅雷给黄宾虹写了117封信。

他们二人在艺术上都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傅雷回国二十余年,与从前比,此时看画的眼光已经大变。他认为,融合中西艺术观点往往会流于肤浅,生搬硬套;唯有真有中国人的灵魂,中国人的诗意,中国人的审美特征的人,再加上几十年的技术训练和思想酝酿,才谈得上融合'中西’。

对于周旋于达官贵人、谈笑有鸿儒的张大千,傅雷并无好评,指他造假石涛是第一流高手,自己创作却只能是从陈白阳、徐青藤、八大那里搬些花卉来迷人唬人,“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尤其如此”。

傅雷在给黄宾虹的信中则说,看宾虹先生的画,“纯用粗线示物象,似近于西欧立体、野兽二派,不知吾公涉想中,又在追求何等境界?”黄宾虹答他:“欧风东渐,心理契合,不出廿年,画当无东西之分,其精神同也。”

黄宾虹成名很晚,在文化圈子里,虽然也有不少人知道他,获称“南黄北齐”,即南有黄宾虹北有齐白石,但在身价和名气上,他都比不了齐白石。而以社会地位,他也不及晚辈徐悲鸿、刘海粟等名流人物。傅雷却仅仅是因为喜欢他的绘画,开始四处奔走,以一己之力,为黄宾虹筹办画展。

傅敏那时候还小,才6岁,印象里就是父亲每天出出进进,忙得很,家里尽来老头,因为黄宾虹这一辈的人都已经七八十岁。黄宾虹从北平把画寄来上海,傅雷亲自登记做账,展会上卖了画,再设法把钱汇到北平。作家黄苗子回忆当时的傅雷,“为宾老极力推售作品,或替他向画店寄购,或筹备国内外展览,或向中外爱画友人推荐,或自己购藏等等,所得'润笔’,多至数十万元,少的数千元,傅雷都详列清单,逐笔汇到宾老手上”。

1943年11月,黄宾虹八秩书画展览会在上海开展,这也是他的第一个展览。宾虹老人远在北平,并没能够到现场。傅雷以“移山”笔名撰写文章《观画答客问》,以非常古典的一问一答式文体,回答了当时一些人对黄宾虹绘画的质疑与不解,被认为是一篇评论黄宾虹绘画的重要文献。

说起来,现在的人可能都不相信:傅雷为黄宾虹做了这么多,实际上,他还从未和宾虹老人正式见面交谈过。直到5年后,1948年傅雷携朱梅馥赴北平访友,才第一次正式拜访了宾虹老人。傅雷为黄宾虹所做的这一切,颇有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艺术赞助人对天才画家那种倾其所有的劲头。

▲黄宾虹(左一)夫妇与傅雷(右一)夫妇在北平合影

这样因为一腔热情而不顾一切的情形,在傅雷身上常有发生。比如,他在四十年代和张爱玲的一段文坛往事,笔墨官司。

上世纪40年代,傅雷和作家柯灵关系很好,译书之外,傅雷有时也以笔名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发表一些文学评论。当时,傅雷有两篇文章在文艺圈里激起了一番热闹。先是他在10月号上发了一篇万字长文《读剧随感》,其中评说到张恨水,他没有附和上海进步文艺人士对张恨水和鸳鸯蝴蝶派的抨击,而是很诚恳地说:“张恨水的小说我看得并不多。有许多也许是非常无聊的。但读了《金粉世家》之后,使我对他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崇敬,甚至觉得还不是有些新文艺作家所能企及于万一的。在这部刻画大家庭崩溃没落的小说中,他已经跳出了鸳鸯蝴蝶派传统的圈子,进而深入到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不过,他也指出张恨水虽然追《红楼梦》的风格,但鸳鸯蝴蝶的特点是“小市民性”,而曹雪芹在文学上的成就就大多了,因为曹雪芹有了自己的哲学——不管这哲学是多么无力,多么消极,他能从自己的哲学观点去分析笔下的那些人。

在那个年代,能够用哲学的体系来看待写作优劣,傅雷已属凤毛麟角。紧接着,他对张爱玲小说的评论,却引起了一桩有名的文坛疑案,甚至直到五十年代,这个疑案才有了下文。

1944年,《万象》发表了那篇相当著名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近万字的长文,署名迅雨。作者称赞《金锁记》是张爱玲最圆满的作品,对她的代表作《倾城之恋》、《连环套》却多有批评,甚至断言:“《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

傅雷艺术修养深厚,在文字感受上又有多数人不及的古典和优雅。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七巧和小叔子季泽的一段千回百转,是季泽站在她面前,倾诉他隐藏了十年的爱。张爱玲写道:“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对此,傅雷的评价精彩不逊于原文。他说,“'沐浴在光辉里’,一生仅仅一次,主角蒙受到神的恩宠。好似伦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的人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只透入我们的内心。”

张爱玲当时在上海文坛已经相当有名气了,她对文章的赞美不以为然,对作者的批评也不以为然。张爱玲回应说:《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

“迅雨”到底是谁?当时引起热烈的讨论。张爱玲在上海的时候也始终不知道是谁,南下香港后,才从宋淇那里听说了,迅雨原来是傅雷。作为两个当事人的好友,宋淇的描述是很有戏剧性的。他说,张爱玲知道这个谜底后,“听后的反应是惊讶,但也并没有当作一回大事,因为爱玲对自己的作品最有自知之明,别人的褒贬很难摇动她对自己的估价。……傅雷中年埋首译作,极少写批评文章,那次破例写这样一篇评论,可见他对张爱玲作品的爱之深和责之切。”

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台北皇冠出版社在出版的《张看》集子里面收入了《连环套》,张爱玲特地在自序里写了一段简短的话,说自己对《连环套》和《创世纪》那两篇小说,“三十年不见,也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坏”。到最后承认“确实写得坏”,表明她还是赞同了傅雷的意见。

傅雷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身边的人和事,都抱有赤子之心,那颗心是唯美的,热烈的,也是执拗的。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讲到,傅雷如何在这样一种“对善恶美丑极强的爱憎心”中,走向自己最终的命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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