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沧桑六十年：师父的许婚

（李麟童、刘新阳编著）

十八岁时的李麟童

师父的许婚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师父一家从台安又回到了阜新孙家湾演出。这时师父突然患了重病，全身焦黄，水米不进，今天看来应该是黄疸型肝炎的症状，可是当时并不知道。请来了一位看病的先生，看后摇摇头对师娘说：“准备后事吧，没治了。”师父不能演出，此时就由我和师妹在阜新海州区唱戏赚钱供给家里的开销。转眼，师父已经一个星期不吃东西了，奄奄一息。一天晚上，师父把我和师妹叫到床前，又把师母支开，才对我说：“我不行了，我死后你不要走，就和你师妹结婚吧，你俩婚后好好唱戏，养着你师娘和师弟，我死也就闭眼了。”这时一家人都哭了。我也哭着表态说：“师父放心吧，我一定按着您的话去做！”

我的这位师妹并不是师父的亲生女儿，她原是师父买来给他侄子做媳妇的。因为那会儿师母还没有生养男孩，师父担心后嗣无人，恰好弟弟家生了一个男孩，于是师父买来了师妹，打算他们长大成婚，生下的男孩就归属师父这边，成就“兼祧”，民间又叫“一子双不绝”。但师父的侄子还没到结婚年龄就病死了，于是师父便把买来的侄媳妇当女儿养。

后来师父的病被一位经常看戏的老先生给看好了。这位老先生姓褚，不是专职大夫，只是平时喜好研读一些中医典籍，他根据师父的病症誊抄了典籍中的方子，并且一再言明服药后效果不能打保票。尽管如此，一家人都像抓住了棵救命稻草似的，我更是急急忙忙跑到了药房去抓药，药铺的先生却说药方里有的中药相克，说什么都不给抓。我好说歹说，最终药铺的先生说，必须让开方子的人在药方上签字，而且要留下药方备底，意思是如果病人吃坏了，药房概不负责。无奈我又找褚先生签字，褚先生签字后一再叮嘱我，让药房一定把草药的剂量称准。好不容易把药抓了回来，煎了以后又出现了新问题，一般中药煎出来都是接近褐色的，可这服药煎出来却是奶白色的。于是我又去找褚先生，褚先生听说后也很意外，特意来到师父家看了我煎出的药，并再次声明这个方子是他抄来的，也只能说试一试，服药后效果究竟是好是坏，他没有把握。言外之意，一旦服药后出现意外，他不能负这么大的责任。因为此时的师父已经奄奄一息，最终师娘还是同意让师父把药喝了。师父在晚上五六点钟喝的药，不一会儿就开始闹肚子，而且粪便都是像脓一样的东西，这下子把家里人都吓坏了。一家人忙活了一宿，到了黎明时分，师父才渐渐稳定下来。一家人刚刚休息打了个盹，不料师父竟开口喊饿，原本绝望的师母不禁喜出望外，连忙给师父熬粥。师父吃了褚老先生开的几服药，病情逐渐好了起来，并且食量也逐渐增加。待师父能正常进食后，我和师妹每天演戏归来都要给他带回一只烧鸡补充营养。师父痊愈后，给那位开方子的褚老先生送了厚礼，并拜褚先生为义父，以报救命之恩。可惜，当初褚老先生开的这个药方没能保留下来。

自打师父病床许亲之后，师妹对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早晨练完功，她会给我一点钱，让我去买油条、豆浆——因为她作为师父的女儿平时手中有零花钱，而我作为徒弟平时手里是没有零用钱的。有时还叫我把衣服脱下来，她给我洗。当时我心中也十分高兴，因为她是唱正戏的，艺术水平也比我高，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上，今后也都能有个照应了。转过年来，我又随师父一家到沟帮子演出，我把师父许婚的消息告诉了我同族的叔叔李少庚，叔叔知道后也很高兴，还特地请师父一家人吃了饭。没有想到，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

当时的国民党十三军工兵团进驻沟帮子，一个姓张的副官在看师妹演出《玉堂春》时，竟然把东北流通券（纸币）和金戒指扔上舞台，而且每看师妹的戏都是如此。不久，这位张副官也就和师妹接触上了。那时我们住在一个日本式的旅店，后来师父得知是在师娘的诱导下，师妹和张副官开了房间，不禁勃然大怒，对师娘拳打脚踢，打得师娘满脸是血。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心想师妹虽经师父许婚，可我们毕竟没有成婚，况且这里边又有师娘的因素，我也是无计可施，无话可说，只能劝师父不必如此。为了躲避这个张副官的纠缠，师父最终带领全家离开沟帮子来到沈阳。

不想师父一家到沈阳城里大舞台，又来了一个叫赵清和的国民党上尉来看戏，看完戏也不走，还留下喝酒吃饭，每次又都是让我去街上买酒买菜，我的身份也就从一个当初师父许婚的未来女婿转变成了旧时妓院里的“茶壶”，这样的奇耻大辱真是令人痛苦万分。如果说，当时我仅是师妹的未婚夫，师妹做出这种事我完全可以一走了之，可是除了未婚夫的身份，当时我还是师父的“手把徒弟”，且尚在学徒年限之中，并未出徒，我又走不了，所以只能在心底默默地忍受这一切。我出身在旧社会的官僚家庭里，小时候听到的“杀父之仇，夺妻之恨”，都属于不共戴天的大仇大恨，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不能容忍的。一时冲动上来，我真想手刃这对男女，泄心中积愤，然后自己一死了之。但一转念，又想到还是自己没能耐，假如我比赵清和官大，比他有钱，师妹还会和赵清和在一起吗？于是，我觉得自己必须立志，要活出个人样儿来！庆幸当年我十分理智、百般忍耐，不然将会出现不可想象的悲剧。这时师父一家的态度似乎也发生了转变，公开向赵清和提出师妹的“身份钱”，谁知钱还没到手，赵清和的妻子就以“赵清和姐姐”的名义找上门来，开始还表示特别亲近，但当全盘掌握了赵清和与师妹的关系后，便亮明身份并堵着门破口大骂，吓得师父一家既知上当又不敢声张。从此赵清和也不再上门了，就在这年师妹生下了一个女孩儿。

转眼到了1948年，剧场经营状况很不好，一开戏进来的都是不买票的伤兵，稍有动问就是“老子抗战八年…”，有时还砸园子。无奈剧场停演，演员们都没了饭辙。这时，我随师父以及张春山、周亚川、靳义鹏、田美玉、李龄童（艺名八龄童）都先后参加了国民党七十一军九十一师的海峰剧团，借此可以每月领点口粮。在没有演出时，师妹和傍着师父的琴师徐开西及其小儿子徐富元（后在山东省京剧团，曾任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中的技导和演员，因其身姿轻盈，跟头翻得漂亮，被誉为“纸人”)一起到茶社去卖唱。此间师妹又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军需校官马玉明，不久二人又同居了。此后，我与师妹也就完全变成了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