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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地方狭小，历史上曾被列爲村级行政受辖于香山县长安乡。1由并不起眼的村落发展为国家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其间经历过四百多年的岁月浸蚀，经历过外族入侵的腥风血雨，经历过回归祖国的热烈狂欢，其所承载的历史，其所传输的故事，足以形成一种具有特别内涵和特别价值的文化，当然也足以孕育一种具有特别风貌与特别气质的文学。澳门文学现象应可追溯到宋元之际游历人士的古吟，因而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算作澳门文学的先声亦无不可；明清之际，迁客骚人，鸿儒诗僧常会于此，或吟哦纪事，或以诗会友，或结社唱酬，诸如汤显祖、吴历、屈大均等人关于澳门的不朽遗墨，都是澳门文学中引以自豪的古典成分。澳门长期以来华洋雑处，多族混居，弹丸之地多语种并存，包括土生葡语在内的其他语种也有文学创作，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便是葡萄牙文学巨匠贾梅士曾在澳门创作其不朽之作 《祖国颂》，这些也都可以算是澳门文学的特有成分。 不过澳门文学的命题正式提出于1980年代，围绕着这一概念的探讨所参照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有人甚至提议应该将这样的澳门文学称爲“澳门华文文学”。这样的想法固然严谨，但未免太夸大澳门其他语种文学的成就与影响力了。澳门文学的绝对主流应该是汉语写作，而且是新文学创作。应该更多地在中国南宋绍兴二十二(1152)年，朝廷批准设立香山县，隶属广州府；香山立县初，置 10 个乡，其中长安乡包括今山场、前山、澳门、万山、唐家、下栅一带，澳门被划入长安乡。现当代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可统称为汉语新文学2）的历史和时代格局中审视澳门文学，认知澳门文学的质量与价值。 一、澳门文学的“生成”与汉语新文学疆域的延展 澳门本是一片文学热土。在这片历史悠久而地幅狭小的热土之上，各个历史时期几乎皆有文人歌唱的记忆，皆有相当的文学成果积累，并且承载着澳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学资源，从而在汉语文学世界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与景观。只是，澳门文学的产生和成长的方式与其他地域有所不同，因而它的存在往往并不容易被普遍承认。 澳门地方狭小，人口不多，文学生存的空间有限，文学閲读、交流、运作的余地很小，加之历史和文化的背景独特，在传统生活方式之下显得相对封闭，文学文化方面对外交流途径不够宽阔。这都是不利于文学发生与发展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但澳门偏偏是一个远离烽烟，浓于文墨的地方，乾隆年间被清王朝任命为澳门第一任同知的印光任就是一位喜欢舞文弄墨的官员，他主导撰写的《澳门纪略》成爲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成爲全面描写澳门的第一部优秀作品。而“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澳门望厦普济禅院（俗称观音堂）的开山祖师大汕是一位富（有）民族思想的文学家”。3大汕法师和印光任这两位在澳门僧俗二界起文化开2汉语新文学是试图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一体化的学术概念。参见朱寿桐：《汉 语新文学通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版。3李成俊：《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澳门文学评论选》（上），澳门基金会，1998 年版， 第 26 页。山作用的先贤，实际上也同时开啓了澳门的文脉，开辟了澳门文学的疆域，同时也预设了澳门文学的生成形态：往往是由旅澳的外人最先在这里播撒下文学的种子，且在澳门的政界、宗教界并蒂开花。在澳门历史上形成较大影响的文人屈大均、吴历等，还有与澳门文脉结下不解之缘的汤显祖、贾梅士等4，都与澳门产生了这样 的关系。这是一种隶属于澳门的“侨民文学”，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仍可视爲澳门文学的一种生成状态，而且也由此构成了澳门文学的一种生成特性。进入到新文学时期，这种“侨民文学”的传统现象在澳门同样在继续，有时甚至是辉煌的继续。“抗战胜利后，作家茅盾曾应柯麟医生的邀请，来澳小住。作家张天翼和于逢也因病在镜湖医院留医了半年。这期间，对文艺爱好者和作者作了不少有益的辅助。” 5 这种“侨寓文学”现象作爲澳门文学的生成特性，在新文学时代仍然有精彩而持久的呈现。按照鲁迅对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G. Brandes）在其皇皇巨著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提出的“侨民文学”概念的理解，“侨民文学”中“侨 寓”的可以是作家自己，也可以是指作家写成的作品。鲁迅在论述到“乡土文学”的时候曾经引用勃兰兑斯的上述论断，说“在北京用笔写出她们的胸臆来的人们”，“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由于“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而不能称爲“侨民文学”。6澳门写作者在离岸发 4汤显祖、贾梅士这两位东西方文学巨匠，其诗文创作与澳门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学联系，但有关他们是否真的到过澳门，学术界尚有争议。 5李成俊：《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基金会，1998 年版，第 30 页。 6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55 页。表的文章则属于典型的“侨寓文学”，因爲“侨寓”的恰恰是他们所写的文章。显然，澳门长时间的离岸文学属于澳门的“侨寓文学”，它仍然可以说是澳门文学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还是澳门文学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说“侨寓文学”“侨寓”的可以是文学家，也可以是文学本身，那麽，闻一多那脍炙人口的《七子之歌》可以视爲是一次文学对于澳门的“侨寓”。这是另一种澳门文学意义上的“侨寓文学”，是文学作品在想象意义上对澳门的“侨寓”。如果将想象的作品对澳门的“侨寓”算作澳门文学的当然内容，还不应该忘记现代小说家郁达夫。 郁达夫著名小说《过去》清晰地描写了一段澳门故事，这故事中包含着往事的忧伤，包含着 1920 年代澳门市井的风情，还有对与世隔绝般的赌场的遥望。澳门的文化界始终没有关注郁达夫与澳门的关系，因为没有任何资料确证这位小说家来过澳门，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没有类似记忆的痕迹。一般来说，郁达夫属于那种毫无保留地表露自己行动甚至心理的作家，如果不是在作品中，也会通过书信、日 记体现自己的行踪。但在1926 年11月初的这段无可查考也无可确证的澳门之行却 很例外，在他的文字中几乎找不到任何记载。这可能有他自身的隐情。但细读《过去》，可以非常清晰地明辨和推论，郁达夫想必来过澳门。 在小说中，他对澳门 (M 港)的描写可谓具体而微，虽然那时候的澳门建筑多呈 “一点中古的遗意”，这也许出于想象，或者出于其他人的转告。但他描写的“碧油油的海湾”，“沿港的街上，有两列很大的榕树排列在那里。”“在榕树下的长椅上休息着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带有些舒服的态度。”这情形正是对当年澳门濒临海滨的马路——南湾大马路的非常精确的描写，南湾大马路也就是小说中的 P 街，因爲其葡文标示为 Avenida da Praia Grande。这里写出的澳门街市的成色，风貌，格调和神韵，那么具体生动，那么详尽真实，不是到过澳门的人无法作如此传达，到过或者熟悉澳门的人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描写中回味出澳门的韵致，况味出澳门的精神。而且郁达夫是一个一向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和感受的作家，不是那种善于依靠自己的想象活灵活现地凭空描画的作家。另外，作家描写的望海酒楼，以及望海酒楼旁边的外国酒店旅馆，包括酒楼周边的地理关系和建筑物位置等等，经查，都与那个时代的澳门地理完全吻合：“我们两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绕远了道，避开那条P街，一直到那条 M 港最热闹的长街的中心止，不敢并着步讲一句话。街上的灯火全都灿烂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风还是呜呜的吹着，街路树的叶子，息索息索很零乱的散落下来，我们两人走了半天，才走到望海酒楼的三楼上一间滨 海的小室里坐下。”如此精准的描写，如此具体生动的路线图，如此吻合于澳门历史地理的情景再现，很难想象出于一个从未到过澳门的作家之手。 现代文豪郁达夫同古代文豪汤显祖一样，都不能被确证来过澳门，但从他们的作品中又都能够分析出他们到过澳门的种种迹象，都能推论出他们对澳门风物的亲 目观察和亲身体验的条条线索。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对于澳门的发现者，他们都以自 己不朽的笔墨，以自己特别的“侨寓”文字，将澳门带进了中国文学和汉语新文学世界。 就澳门的新文学而言，除了上述这些“侨寓文学”而外，不可忽略的是很容易爲人忽略但确实又别具一格的澳门本土文学成就。关于澳门本土文学，的确有一些先入爲主的成见，需要进一步澄清。例如，澳门新文学的起点是不是迟至九一八事变前后？现在的研究表明，澳门汉语新文学的起点实际上可以提早到 1920 年代初，那时候小小的边缘城市澳门就漾起了新文学的涟漪。一般认爲澳门新文学的产生迟至 1930 年代初期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李成俊的权威性界定便是如此：“澳门早期新文学活动应该说是'九一八’救亡运动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最早是爱国人士陈少陵从日本来，开设第一间供应新文艺书刊的'小小书店’。”7这还是说的新文学的“活动”，而且不过是开办新文艺书店而已，与真正的新文学创作 还有相当的距离。其实，澳门早在1920年就有诗人习写并发表新诗。澳门文献学 专家邓骏捷发现了该年度冯秋雪发表于澳门出版物上的新诗《纸鸢》，并断言这是“澳门的第一首新诗”：“冯秋雪是澳门近代著名商人冯成之孙，长期在澳门生活和居住，是地地道道的澳门人，而且《纸鸢》又发表在澳门的文学刊物上，因此它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澳门的第一首新诗’。”发现者针对一些专家概括的五四新文学“几乎没有在澳门引起回应”之说，以实证材料论证道：“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不到两年的时间，澳门就出现了冯秋雪的新诗《纸鸢》。因此，对于新文学运动与 澳门的关系，恐怕不宜再简单地认为'几乎没有在澳门引起回应’，而是要从澳门文坛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思考澳门作家对新文学运动的接受过程，以及新文学创作的成果。”8的确如此。至少在中国新文学的这个早春时节，澳门本土的新文学“活动”已经出现，新文学创作和运作也已经有迹可寻了。 冯秋雪及其弟冯印雪在澳门组织了一个以创作旧体诗爲主的社团——雪社，但他们并不是排斥新文学的守旧人物。在澳门这个素来平和的文艺平台上，新旧文学是可以并且一直是和平共处、相得益彰的，习惯于写旧体诗词的诗人冯秋雪偶尔操觚尝试新诗写作，体现出新旧融合、包容的澳门特色，也在不经意间将澳门新文学 7李成俊：《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澳门文学评论选》（上），澳门基金会，1998 年版，第 29 页。8邓骏捷：《澳门的第一首新诗》，《澳门日报・镜海》，2015 年 12 月 30 日。的建设起点向前推进了十余年时间。在新文学运动的主战场闹腾得剑拔弩张的新旧文学之争，却在澳门这个本来就波澜不惊的地方显得相安无事，这就是澳门文坛的重要特征，当然也正由于新旧文学之间无须发生激烈冲突，因而新文学的登场也就 不像在新文化中心地带那样富有激情和仪式感，这也是冯秋雪的新文学试验之作未能引人注目的原因。应该说，冯秋雪这样的两栖性创作在澳门绝非一个特例，相当一段时间，对于相当一批文学写作者者来说，游刃于新旧文学之间，穿梭于港澳文坛之间，乃是他们的一种生存常态。 虽然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是从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中期，“澳门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公开售卖发行的文学杂志”，9然而澳门仍然存在著文学写作和文学交流、文学閲读活动。澳门从来就不缺少认真的写作者和热忱的投稿人。相当一段时间，澳门汉语新文学创作、发表和批评、影响的基本平台是在香港，以致形成了离岸文学现象。凌钝搜集并出版《澳门离岸文学拾遗》，确认这个文集可以让大家 “一窥六七十年代澳门文学作品的面貌”10，可见澳门文学事实上的存在与特定的生息状态。 澳门离岸文学现象仍然体现着澳门文学的范畴，只不过是澳门作家让他们的作品“侨寓”到香港等离岸地区而已。澳门文学作品之所以会“侨寓”到离岸地段，无非是澳门地方狭小，文学发表园地奇缺，文学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在香港等其他地方寻求发表的机会与空间。《澳门离岸文学拾遗》的编者这样描述澳门“侨寓”离岸的文学情形：“梯亚（原名程梓翔）创作不少独特新颖的小 9李鹏翥：《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澳门文学评论选》（上），澳门基金会，1998 年 版，第 32 页。 10凌钝：《澳门离岸文学：代序》，《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澳门基金会，1994 年版，第 VI 页。说，全部在香港发表。这批小说尚未结集，相信读过的澳门读者不多。李心言（原名李艷芳）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曾投稿香港的《文艺世纪》。六七十年代积极渡海发表作品的澳门作家还有汪浩瀚（原名汪云峰）、江思扬（原名李江）、韩牧、剑莹、 江映澜（原名周落霞）等人。”11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对澳门文学贡献甚大的陶里，点出了至明、黄洁英、东生、心刚、林逸、彩虹、慧心、楚阳、楚山孤、李思狂、李涤非、锷未残、游静萍、谢草园、雪山草、隐兰、刘思扬、刘照明、郑章源、叶望、林冷雨、舒汶、骆南侨等等。这份名单几乎罗列了当时能够写作的澳门 作者的全体阵容，他们都是在香港的相关文学媒体上发表文章或成长、成熟的澳门 作者，他们用自己的笔墨借助香港的《文艺世纪》、《海洋文艺》、《当代文艺》、《伴侣》等刊物，描画出了实际属于澳门文学的离岸文学景观。 显然，澳门文学作爲一种地域性文学的现象与秩序，虽然聚焦于不同的空域，虽然变换着各种形态，虽然时浓时淡，时起时伏，时冷时热，甚至可能时断时续，但它总是呈现于汉语文学的历史景观之中，向人们提供可以讨论的文学文化现象。理论方面的自觉一般总会比文学现象的发展更显迟滞，澳门文学作爲一个学术概念和文化概念，其形成的历史相对短暂。一般认爲，韩牧在 1984 年 3 月 29 日举行的 “港澳作家座谈会”上提出的“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的倡议，是“澳门文学”作爲学术概念和文化概念的开始。该座谈会由《澳门日报》、星光书店、三联书店和花城出版社联合举办，作爲“中国当代作家书画展”的开幕式的一项内容。韩牧除了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而外，还提出了出版年度文选、评选文学11凌钝：《澳门离岸文学：代序》，《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澳门基金会，1994 年版，第 II 页。奖，发展儿童文学等具体措施，认爲这些措施可以尽快抵达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的文化目标。12 韩牧的呼吁具有明显的文化意义和学术意义。在文化方面，勇敢地冲破了类似于文化沙漠的说法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自卑感，让澳门文学和澳门文化有机会呈现在历史的视域之中，甚至可能呈现于人们目光的聚焦之下，这对于澳门文学的文化建设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事实证明，只要意识到澳门文学建构的可能性和迫切性，澳门文学建设的热忱就可能得到有效的激发。此后，澳门有关方面特别是澳门 相关社团等有意识地实施澳门文学形象的建设工程，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果然在南中国海滨建成了相当醒目的澳门文学形象。各种澳门文学的作品选本和评论选本出版得相当活跃，单是韩牧所构想的澳门文学年度选本，就有澳门笔会版和澳门作家协会版两种，而且各自都坚持相当一段时间；澳门笔会和澳门基金会主导的澳门文学奖评选已经成功举办 12 届，影响越来越大。除了儿童文学的倡导未能真正落实并奏效而外，澳门文学的发展已经建立了相当的规模和有序的节奏。特别是由澳门基金会主导、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澳门文学丛书”，计划出版 100 册，现已完成了2 辑 56 种作品的出版任务。这应该视爲澳门文学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在学术方面，“澳门文学形象”的倡导明确地提出了澳门文学概念，使得“澳门文学”以一种特定的意义浮现在历史认知的层面，甚至成爲学术讨论的焦点。其实，一定的 社会板块只要有文学活动，就可能产生一定的文学现象，并且拥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一定社会板块的文学存在不一定通过震撼人心的作品得以体现，其文学运作，哪怕是特定方式意义上的文学运作，文学行爲，也就是汉语翻译的“文学行动”12韩牧：《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李观鼎主编：《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基金会，1998 年版。 13，都应该视爲一定社会板块的文学，可以以这一社会板块命名这里的文学。澳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板块，它历来就有文学活动和文学行爲，命名澳门文学并确认澳门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学术的必然和文化的必然，而这样的必然性由“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这一相对稳妥的方式提出，充分体现出澳门学者和作家的审慎与低调。 然而，文学话题一般不会引发较大的社会波动和文化震动，其实有时候的审慎与低调反而能激起各种轻率的质疑。这样的质疑有益于围绕澳门文学概念的学术研讨，有益于关于澳门文学理解的深入，虽然这样的质疑本身实际上包含着不少的意气因素，带有各种各样的心态。其中，主张澳门文学概念不成立的学者大有人在，他们往往以周边特别是香港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力比照澳门，认爲澳门其实并无文学，甚至认爲澳门就是文学的“沙漠”。这样的观点将文学品格和规格进行高水平定位，认爲称得上文学的创作在澳门并不普遍，因而澳门基本上没有文学。这是一种高规格严要求的学术认知，但也是一种较爲偏激的文学理念。文学既可以指成功的甚至杰出的作品，也可以指一般性的写作结果，同时，所有与文学相关的文化运作和文学行爲皆可以认定为某一区域的文学。从这一意义上说，澳门文学早就存在，是汉语文学世界独特的文学存在。李鹏翥在《苦心孤诣的研究创获——序庄文永的〈澳门文学评论集〉》一文中，对这一种质疑进行了深入的论辩：“澳门有没有文学？澳门是不是'文化沙漠’？这一类老掉了牙齿的问题”；连香港，也一度遭受过类似的质疑，诸如“香港有没有文学”的问题也曾出现在 1970-1980 年代之13法国 Jacques Derrida 提出的命题，中文翻译为“文学行动”，见《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交，14贬责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常常不绝于耳。面对这一个老问题，李鹏翥显得很有信心，这信心来自于学术界和文学界的肯定与认同：“早经来过澳门的著名作家陈残云、杜埃、秦牧、吴泰昌和著名学者钱谷融、饶芃子等在文章和讲话中肯定澳门有文学，也并非是'文化沙漠’”因此对“不少异地的人在不断提出”的质疑大可以置诸不理。与此同时，李鹏翥代表澳门文学界借此也作出了深刻的自我反思：有人漠视澳门文学存在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澳门作家的作品还不够多，还引不起外地研究者的注意”，另一方面，即便是在澳门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对于澳门文学也相对“缺少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介绍”。15 当澳门文学概念和澳门文学形象建设的议论尚未出现的时候，澳门无文学的观点可能会被当成一种常识性的认知遭到忽略，但澳门文学概念出现之后，建构澳门文学形象的呼吁出现之后，澳门无文学的观点往往变得陈旧不堪的老调重弹，甚至成爲故作惊人之语的哗衆取宠之论。从一定的文学标准出发，人们可以对澳门文学提出批评性的意见，但据此否认澳门文学的存在，是不顾事实的行爲，而且有欠公正。其实，澳门早就有文学，这是不争的事实，连一向谨慎的李鹏翥也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论证澳门文学的历史性存在，他在《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一文中，慢条斯理，不紧不慢，有理有据，全面独到地阐述了澳门文学的历史实存，从1950-60 年代的《新园地》，说到油印文学刊物《红豆》，勾勒出了澳门文学发表园地与社团活动的基本状况，再从澳门文学久远的历史弦歌，叙说到新文化先驱者的文学影迹，清晰地阐明了澳门文学历史的悠久和内涵的丰富，接着从当代澳门文学14韩牧：《建立 “澳门文学” 的形象》，李观鼎主编：《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基金会，1998 年 版，第 2 页。15李鹏翥：《苦心孤诣的研究创获——序庄文永的澳门文学评论集》，《濠江文谭新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年版。 社团、出版、奖励、讲座等等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点染出澳门文学色彩斑斓的现实存在。问题是，爲什麽澳门文学这一概念一直呼之不出，甚至无力呼之，无意呼之？一方面是因爲澳门学者和文化人惯有的审慎与严谨，低调而谦逊，另一方面，也与某些学者和作家对澳门文学以及一个区域的文学理解上的偏差有关。当然，至于随便以“文化沙漠”之类的蔑视性概念称呼澳门和香港的现象，诚如李鹏翥所说，实在不值得过分理会。 一些审慎的学者质疑澳门有文学，进而质疑澳门文学的存在，这是对文学概念特别是地域文学概念作相对苛刻甚至是狭隘理解的结果。文学可以是洪钟大吕的轰鸣，振聋发聩的推动，永恒经典的呈现，精致辉煌的表现，但也可以是小巧细致的描写，恬淡琐碎的陈设，随心所欲的散步，粗糙真诚的表达；如果一个区域的文学就是后一种方式和形态的呈现，怎可以说这里就没有文学？只要有人写作的地方， 只要有文学梦的地方，只要有文学交流和文学运作的地方，就应该有属于那个地方的文学。将一个区域文学的优劣程度当作判定这一区域有无文学的依据，其实是一种偏见。相信正是这样的偏见一直影响着澳门文学概念的提出。 另一种特别审慎的意见是，澳门不能随便提“澳门文学”，因爲澳门有汉语文学，有土生葡语文学，还有葡语文学和英语文学，贸然提出“澳门文学”究竟何所指涉，这就成了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从个人的写作状态而言，澳门这样一个华洋杂処的地方肯定会有如上所说的文学类型，但不能说这些不同语种的写作都能够作爲澳门文学的代表。一个特定的区域特别的文学现象当作特别的学术对待，于是澳门学界确有学人对土生葡语文学展开研究并且取得成果的，但不能说这些特殊的文学现象就应该被概括为澳门文学甚至成爲澳门文学的代表现象。早就有澳门学者非常深深地将“澳门文学”化整爲零，认爲有一种“澳门华文文学”，另外有澳门其他语种文学。16有些内陆学者也认爲“广义的澳门文学（主体为澳门华文文 学和土生葡人文学）”。17将一定区域文学中的特殊现象列爲或夸大为区域文学的 必然构成和代表性的概括，这是一种以属种概念干扰主体概念的现象。当“澳门华文文学”这概念一出现，澳门这个特定区域的政治文化属性都似乎发生了令人生疑的变异。土生葡语文学是非常有特色的文学现象，但要将这样的文学列爲澳门文学 结构性的组成部分，还让真正的澳门文学让位为“澳门华文文学”，其实是一种文化理解和学术把握上的偏差。完全可以将澳门文学理解为是由在澳门或关于澳门的 汉语写作和土生葡语写作以及其他语种文学写作共同组成的雑合现象，但绝对没有必要让汉语写作与其他语种的写作平分秋色地共享澳门文学的文化概念和学术概念。这样的偏差导致许多学者直至今天也不能理直气壮地使用澳门文学概念，显然它会影响澳门文学概念的顺利生成并在一定的学术文化语境下健康生长。 澳门文学概念在澳门由澳门作家和学者自己推出，表明澳门文学文化建构和学术建构的自觉性正式形成。1984 年韩牧充满激情的“澳门文学形象”的倡言，带着“爲澳门文学界争地位争气和打气”的意味，18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效应。这种意气阐述在观念倡导时期不仅是免不了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但观念倡导尘埃落定之后，理性的论析变得十分重要。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鹏翥有关澳门文学的一系列表述，以其淡定沉稳的风格和理据充分的力量，为澳门文学作爲学术概念和文学史命题的最终确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堪称经典之论的，同时还潜心尽意地列举出16郑炜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行政》第 8 册，第 29 期，1995 年第 3 期。 17王勇：《澳门文学的文化生态学特征及其意义》，《文艺争鸣》2015 年第 2 期。 18韩牧：《爲“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再发言》，李观鼎主编：《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基金会，1998 年版，第 9 页。 澳门不利于文学发展的种种制约因素，为澳门文学应有的健康生态和发展前路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呼吁。随着韩牧的呼吁，澳门文学研究者李成俊、李鹏翥、云惟利等积极响应，他们借助《澳门日报》，澳门大学中文系等媒体力量和学术力量，通过召集会议，组织论文，编印书籍等途径，进行澳门文学学术建设的切实工作。同时，澳门文学研究者开始对澳门文学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研究与论辩。“澳门华文 文学”之类的谨慎而不免有些尴尬的命题正是在这种论辩性思维中产生的。在考虑澳门文学外延的时候，学者郑炜明论述道：“发表和出版于澳门的不一定就是澳门文学。如现居外地的作者，投稿澳门的刊物而得以发表，不能简单的说就是澳门文 学，但可以考虑其对澳门文学的发展有没有积极的影响。相反不在澳门发表和出版 而仍算是澳门文学的，多有实例：懿灵的《流动岛》在香港诗坊出版；笔者的另外一些土生土长的学生，刚在文坛亮相的时候，绝少在澳门发表作品，其作品却在香港、台湾的刊物上刊登。因此说，我看澳门文学的定义这个问题，总不能太死板。” 19这样的议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而且也为严格界定澳门文学作了舆论准备，但从一定的学术实践而言，很可能这样的议论会导致对澳门文学理解的更加“死板”。澳门由于社会体量的限制，文学人口相对稀少，澳门文学从作家构成到作品陈列其实并不拥挤，在这种情形下，那些非澳门籍人士在澳门的写作或者发表于澳门的作品并不一定得排除于澳门文学之外。至于澳门籍人士在外发表的作品纳入澳门文学范畴的事，从来就没有成爲一个问题。“离岸文学”的关注已经表明，澳门文学家和文学写作者在香港及其它地区发表的作品完全可以而且已经纳入澳门文 19郑炜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行政》第 8 册，第 29 期，1995 年第 3 期。学的当然范畴，澳门文学研究界从未有人质疑过类似于“离岸文学”属于澳门文学的基本事实和基本概念的理解。 澳门文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的学术争辩，为澳门的文学界和文化界注进了一定的活力，也强化了他们建构澳门文学的自信与自觉。各种选本的澳门文学作品纷纷出版，文学杂志的出版也在这一时段进入活跃期，澳门五月诗社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组成并产生影响，澳门文学批评也在这样的气候下呈某种热闹局面。无论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在澳门文学形象的号召下都有了自身认同的快感。澳门文学的新格局实际上是以澳门文学概念认定的格局为基准的。 1986年，由当时的台湾香港文学研究会组织的“台湾香港文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市举行，这次会议在筹备和召开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决定，让澳门文学进入研讨会主题之中，从此，澳门文学得到了主流学界的承认，台港澳文学作爲世界华文文学的特殊的组成部分得到了学术的认定。这样的学术事件发生在澳门文学概念被推出的两年时间内，应该算是相当快捷的速度了，这一方面清楚地表明澳门文学 界努力建构自身认同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帮助，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以及世界华文 文学研究界，合成一体应该被称爲汉语新文学界，对澳门文学持有真诚的欢迎和热忱的鼓励态度。有意思的是，2010 年，澳门大学在澳门基金会的支持下召开了近现代媒体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的学术研讨会，20首次在重要的学术活动中提出了“澳港台”概念和排列顺序，体现了对澳门文学特别是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视。澳门是中国近代媒体的肇始之地，从媒体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当然应该将澳门置于首位。这实际上是对澳门特定的文化历史和文化地位的一种学术肯定。20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集为朱寿桐、黎湘萍主编的《近现当代媒体与澳港台文学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 澳门文学作爲文学板块、文化现象和学术概念的被确认，无疑有效地扩展了汉语文学的版图与范围，使得汉语文学特别是汉语新文学的空间结构得到了完整性的弥补。如果按照 1980 年代的研究习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只是关注台港文学或港台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就非常遗憾地缺少澳门这个特别区域，相信这样的遗憾不仅仅是文学和文化上的。澳门不仅是中国神圣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化富有特色的一个重要板块，其文化的历史性和特征性都是香港文化所无法替代的。澳门文学是澳门写作者和澳门文学人依据澳门经验、澳门感受共同创造出来的文学存在，它应该向汉语文学世界贡献出独特的澳门精神和澳门情绪，这种精神和情绪是其他地区的文学所无法提供甚至是无法复制的文学文化资源，从这一意义上说，澳门文学的独特性是汉语新文学世界所关注并重视的对象，澳门文学在汉语新文学世 界不仅应该拥有其独特的地位，而且应该是汉语新文学世界所不可或缺的特定板块。 澳门文学倡导者、评论者和研究者对澳门文学的呼吁与论辩，其历史价值非常明显，其文化效应也不言而喻。然而，在澳门文学应有品格和文化特性方面的论证并不十分有力，而且常常趋于忽略。最初提出澳门文学形象的论者，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须认定澳门文学形象的独特性，特别是澳门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地域风格的独 特性。澳门文学如果不是以独特的内涵、独有的精神气质和特别的审美风格确立自己的形象，这样的形象终究会湮没在其他地域文学的模糊色之中。 二、澳门文学的“生息”与汉语新文学内容的扩充 澳门文学具有自身特有的生息状态，对汉语文学特别是汉语新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的确，澳门文学没有形成雄踞一方，称霸一时的文学高峰现象，没有多少经典性的文化积淀，在汉语文学历史上甚至难以列举出可圈可点的文学史景观，澳门文学在汉语新文学世界一般可以被认爲是乏善可陈，因而常常被忽略。但这些都是长期以来主流文学界没有对澳门文学予以足够重视、给予特别关注的结果，是对澳门文学的历史的审美的存在长期忽略而造成的一种误解。澳门文学通过五月诗社以及相关的诗学刊物向汉语新文学世界贡献了卓越的后现代诗篇，在后现代诗歌创作方面引领了潮流，这是汉语新诗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澳门特有的土生葡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中国经验和澳门经验的结合体，也是中国经验和澳门经验的一种特征性体现，它只能诉诸于澳门文学的表现，而澳门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 也确实在这一特定的经验表现中做出了令人满意的贡献。澳门历史与现实中的许多环节交织着若干民族问题的纠结和现代人精神情感的困惑，澳门戏剧创作围绕着这些纠结和困惑展开了艺术性的演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是对汉语戏剧文学创作做出了澳门经验书写的贡献。而澳门的人生，安宁、静好、缓慢、朴实，同时又浅显、浮泛、平凡、庸碌，非常符合散文的表现，这是澳门体散文形成的重 要的生活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安宁、缓慢中散步，同时在婉讽、唠烦中解脱，这是澳门体散文的风格和魅力，也是它的内容和质量。 澳门是诗的热土，从古到今。1983 年，香港诗人何达就曾对陶里断言：“澳门是诗的基地。”21明清两代，多有各地诗人、画家、诗僧游方至此，或小住一段，或卜居于此，每每雅集酬唱，常常弦歌不断。这样杰出的系列中有吴历、屈大均、丘逢甲等等，可谓灿若星辰，耀眼辉煌。新诗创作领域虽然没有如此高尚辉煌 21陶里：《五月诗侣·后记》，《五月诗侣》，五月诗社，1989 年版，第 169 页。 的团队，没有像莲峰诗社这样引人入胜的故事，但也一度建立了殊勋，建构了汉语新文学领域灿烂的景观与记忆。如果说后来发现的 1921 年由澳门文学界贡献的新诗还是那时候如火如荼的新文学和新诗创作热潮中的一朵微微波澜和点点涟漪，还是瞠乎其后的一番创作行爲的结果，澳门离岸文学时期的新诗创作也常常是香港文学或其他主体文坛的一抹余绪，一种补充和一种赞助，那麽，汉语文学的历史和澳 门文学的历史都应该提请人们关注1980年代中后期，那时的澳门文坛崛起了一个重要的现代诗歌社团和新诗流派，这就是五月诗社。该社于 1985 年在澳门开始醖酿，1988 年五月正式成立，代表人物有陶里、云惟利、流星子、高戈、江思扬、懿灵、胡晓风、淘空了、凌楚枫、云独鹤等，而后来加入的年轻成员则有黄文辉、舒望、林玉凤、苇鸣等。五月诗社出版有《五月诗侣》、《澳门现代诗刊》等书刊，大多列入“五月诗丛”。五月诗社的成立宗旨本“在于联络诗人交流经验，研究诗论，推动澳门新诗的发展；并希望进一步促进中葡诗人来往，建立与外地诗会的联系”。22显然，这本来是一个在澳门司空见惯的联谊性的社团，在文学和诗歌方面并无大的企图心。他们一开始并无文学倾向方面的倡导，用李鹏翥的话说，“诗贵乎有真情实感，如果爲了一个简单的模式，一个简单的主张去扭曲地创作，又有什麽意思呢？”23真情实感的坚持就是按照自身的感受，服从自我情绪的命令进行诗性的歌吟。 那麽，他们的自我情绪和自身的人生感受是什麽？那是与澳门特定的历史感兴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文化气根的漂动感、无定感和悬置感。虽然澳门绝不是一艘不系之舟，它的根牢牢地扎在祖国的大地和传统文化的沃壤之中，但由于长期以来外族 22《五月诗社简介》，《五月诗侣》封面勒口，五月诗社，1989 年版。23李鹏翥：《祝贺五月诗社周年纪念》，《五月诗侣》，五月诗社，1989 年版，第 II-III 页。 殖民所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政治阻隔和情感疏隔，让澳门同胞不免产生一种若即若离、时断时续的游离感，这样的游离感如同广粤大地常见的榕类植物高高扬起的气根，它本是爲了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和养分发育而成的上部根系，但在吸收空气中说沾惹养分的同时也不免随风飘动，无地着落，虽然有一番高扬的风神潇洒甚至有一种眩惑的趾高气昂，但毕竟体现的是一种不安定的灵魂的漂动感、无定感和悬置感。以前或有这样的观察：“一个新移民文艺家,即便是'扎根’澳门再久、再深, 他们的作品也难以真正对澳门社会文化实现'零距离’的表现。由于文化认同与心理、情感认同产生的机制不同,移民文人对于异地文化元根的表现总会有些隔膜,他 们表现的文化可以描述为文化气根——一种与深入到泥土内部的文化元根并不一样。文化气根既彰明较著又相当浅显,这是移民文学家普遍的创作现象,对于澳门新移民文学而言,这是它的部分特色。”24其实，文化气根感兴是澳门文学家、澳门文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普遍的人生感兴，是特定历史境遇下的中国人所深刻体验的情绪与情感，这是特定区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的中国经验和澳门经验。诗人懿灵作爲澳门人却觉得自己还是“异乡客”，在《异乡客》一诗中表达的是这样的“气 根”型感兴：“渔夫走过的地方/汎着家乡的风味/是海边新街的鱼香/把海水悬于屋 檐下/串起珠江三角洲咸咸的泪……”在大海与黑夜相互勾结的时候，“脚尖下相亲的泪/仍在靴筒内浪荡/找不着依归”，于是，只好“就让乡间的流传成爲永世的流传/如同我的身躯永远地成爲大海的谜”。这种典型的澳门经验表述的就是气根的感兴，充满着飘动的辛酸，又缺少自由的享受，永远是悬置着的感觉，用诗的语言来表述那就叫“流传”，“流传”实际上就是被时间处理过的悬置感。诗人陶里 24朱寿桐、许燕转：《文化气根现象与新移民文学心态：兼论澳门新移民文学中的文化气根现 象》，《华文文学》2009 年第 6 期。所体验的生命的悬置感以及抽取了自由的无奈的无定感比年轻诗人的懿灵更爲深刻，也更爲厚重和淡定，因爲那其中融合着澳门中老年文人的人生体验。他在《其实没有》这首诗中表达了人生悬置感中的无差别境界：“其实没有清晨和黄昏只是/爱读早报啃面包 在灯下/喝浓汤听女人唠叨”。琐碎的人生中“其实没有所谓愚 蠢”，也“其实没有所谓胭脂”，“没有所谓领带”，“没有醇酒与玫瑰”，甚至 “其实没有坟墓”：“只是/太多的恋爱造成太多的生命虚脱/墓园里干巴巴的土堆 失意于雨季”，然后诗人醒悟道：“雨季不雨季贴邮票的十八嵗/寄到手杖和更年期只需刹那/其实没有清晨和黄昏”。贴上邮票将十八嵗邮寄到手杖和更年期，也就是将清晨贴上邮票寄到黄昏，原来就是那麽一个微不足道的刹那的距离，于是人生其实就实存在这种时间意义上的无差别之中，那是一种被倒立的无定感和悬置感。陶里是一位具有现代主义文学感性的诗人，他的那种将十八嵗贴上邮票寄给手杖和更年期的异想带有现代主义的荒诞意味，但他更倾向于在诗中表现琐碎、日常与庸凡，啃面包与听女人唠叨，发现“男人和女人难以成爲男人和女人”的庸常逻辑，都是他笔下常常习惯于加以表现的内容。人生的漂动感、无定感和悬置感通过现代主义的奇思异想，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庸常琐碎加以立体地呈现，这是陶里这首诗的特色，也是陶里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其实更是澳门新诗对于汉语新诗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980 年代后期，现代主义的诗歌描写还处在紧张的实践和激烈的论辩之中，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探索仍然处在犹抱琵琶的状态而难以在诗坛高视阔步，于是后现代的诗歌创作尚未开始露出苗头，而这时期的澳门新诗中，现代主义的表现已经成爲普遍的诗歌手段，五月诗社后来出版的诗刊更被直接命名为《澳门现代诗刊》，明确了他们诗歌创作的现代特质。《澳门现代诗刊》中的“现代”对应的葡文 是“Contemporanea”,强调的是其“当代”甚至“当下”质量，其实是对日常、琐碎的后现代诗歌质量的一种呼唤。 当中国大陆的诗歌还处在为现代主义诗风是否可以接纳、可以容忍的问题所困扰并且尚无结论性结果的惶惑、纠结时期，澳门的现代诗歌已经在五月诗社爲主体的诗人群体的运作下走向了现代注意与后现代主义的融合。当时，即便是在台湾、香港的文学界，现代主义虽然早已经深入诗心，有了 20 多年的发展和演进的历史，推出了余光中、洛夫、罗门、刘以鬯等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但诗歌创作仍然处在牢固的现代主义诗学语境之下，后现代主义的日常化、平庸化和反讽意味尚未进入主流的诗笔之下。澳门拥有特别的历史，其现实情形也非常独特，生活在澳门的诗人能够从澳门人生淡淡的现代主义和庸常的后现代主义氛围中同时体察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意味，并且以一种杂合的方式加以表现，这在汉语新诗和汉语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先锋意义，虽然囿于澳门的地缘影响力，这样的文学现象和诗歌现象未能在汉语新文学、汉语新诗领域起到切实的先导作用。 在汉语新诗领域，后现代的感兴最先在澳门产生并在澳门文学中得以较爲普遍的表现，绝非偶然，这是与澳门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情感释放的结果。这种后现代的诗性经验，作爲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的中国经验和澳门经验，与中国人在祖国大陆所感受的来自大地深处的实在感和沉重感完全不同，尽管“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所造成的彻骨的寒冷和疼痛同样会令几代人刻骨铭心，而身処澳门的诗人，面向海洋却无法远航，面对故乡却无法回归的漂动感，以及难以漂泊也难以安定的荒诞感，伴随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不安定感，以及命运从来无力掌控的无定感，无法立定于扎实的大地同时也无法攀登上光辉的巅顶的悬置而无奈的感觉，是一种既失去自由又无法休憩，既飘忽不定又行之不远，既领略无限又失去根性的尴尬与困惑的体验。当年徐志摩曾这样诗性地描述林长民的潇洒风神：“万种风情无地着。”对于澳门诗人和文学家而言，他们并没有那麽幸运地领略万种风情，但那一点点庸常的、平凡的甚至是空虚的感受和领略同样无地可着。这从懿灵对“劳工証”的描写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样的后现代感兴。“截至，截至我登了岸和诞下第一个孩子/ 柔和的日光才在相亲的胸口抚慰过/然而打从那时开始/打从人们给我一个/'有証劳工无証家属’的名称时/阳光只是悬在窗棂上的一块碎片/等待点算等待风干/等 待和时间一同归去”，于是她选择了情感的放弃：“就让乡间的流传成爲永世的流传/如同我的身躯永远地成爲大海的谜……”这首诗题爲《异乡客》，表达的是一种无根的不安定的体验，是一种在难以维系的着力点上所作的无可奈何的感叹与唏嘘；这是一种对于澳门特定人群而言非常广漠的悲哀和深痛的诗性感悟。这是一种颇爲典型的后现代体验，诉诸于文学便是一种自然而粗砺的后现代表现。凌楚枫的 《青谏》同样表现了这种介乎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感兴的情绪放逐或情感放弃 的诗意：“将沉舟交给岸/将岸交给山”。主体的责任无力承担，似乎也无意承担。 这样的中国经验和澳门经验，与海外华人在远离祖国的漂泊感、无根感和怅恨感也很不一样。由于澳门以及澳门人生一直与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门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和社会生活其实并没有真正疏离过大陆，即便是在大陆政治运动非常极端的时代，国家政治的热温也相当程度上传导到了澳门，一定程度上温热了这片弹丸之地。相当长时间内，葡国人消极殖民政策以及某种意义上对待本澳中国人的 种族文化歧视，使得在澳门的中国人天然地对祖国保持一种情感与心理上的依赖，而心理距离上的亲近感也从未消失，这样，对于大陆，对于祖国，对于民族文化的亲切感较爲强烈。于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和祖国内陆，就不会产生相应的漂泊感、无根感，怅恨感，但明明根系相连，却总是有一定的疏离感和陌生感，这是非 常痛苦的体验，这是澳门诗人和文学家真实的体验，是典型的澳门情感和澳门经验 的写照。 澳门后现代体验中的漂动感、无定感、悬置感在流星子和姚风的诗歌作品中也有非常醒目的呈现，这使得他们的相关创作取得了汉语新诗领域的先锋地位。 流星子体验并表现的无定感是富于个我性的平凡的诗性。他的诗经常将个我理解为或者想象为被抽去了主体肯定性的空洞的存在物，似乎没有重量，没有水分，没有生命的质感，因而也似乎没有多少疼痛的感受；于是这个个我可以与空气搏斗，与长风比拼，如鲁迅在《野草》中写到过的陷入无物之阵，但是没有份量，没有定力，没有可以着落的地方，没有可以凴依的对象，于是莫名其妙地碰壁，不知所以地失败，无可声辩也无法抗辩，无法可奈亦无计可施，那是一种汹涌澎湃的尴尬，是一种痛心疾首的荒诞，是一种理直气壮的失魂落魄，是一种不明就里的唠唠叨叨。这一切都与特定时代和特定个体的漂动感、无定感和悬置感相通。他写一个人面对《窗内窗外》的感觉：“他觉得窗外的风/正在跳着舞曲/声音深透整个世界的血脉/他望望窗外/昨天和今天有一点不同/窗口也神秘起来/他想起该是穿皮鞋的时候了”。这里有模糊和超越听觉与感觉界限的感兴：“声音深透整个世界的血脉”；这里又有模糊和超越时间与空间界限的感兴，在窗内窗外的空间感中却有 “昨天和今天有一点不同”的时间混合感，正是在这种听觉与感觉、时间与空间的模糊与超越中，诗人感受到一种可怖的不确定性：“窗口也神秘起来”了。这样的 神秘是现代主义的荒诞感和深切痛苦的情绪，然后，一句随意的、平庸的“他想起该是穿皮鞋的时候了”，将已经拉回到后现代主义的平淡和平凡意境，从而完成了 典型的澳门现代诗歌情绪的表现。 类似的表现还让我们想起姚风的《福尔马林中的 孩子》一诗： 在病理室看见你坐在福尔马林中冰冷，浮肿，苍白却没有腐烂的自由嘴唇微微张开还在呼唤第一声啼哭紧攒的小手抓住的只有自己的指纹 你没有腐烂的自由你让我对生活感到满足呵，自由， 腐烂的自由我毕竟拥有 姚风在福尔马林药液浸泡的婴儿标本中仍然体验到了生命无定感的惶惑，即便是死亡了也还是没有“着地”的归宿感，它们失去了腐烂的权利。这是一种非常痛切而深刻的生命关怀，是一种将生命的疼痛感写到极致的诗性表达，它穿透了死亡，也同时穿透了死亡的恐惧，将生命的不确定性，生命的动荡不安令人战栗地呈现于漫不经心的诗句之中，唤起的震撼是那样地强烈，激发的痛楚是那样地惨烈，扰动的警醒是那样地丰瞻；读了这样一种后现代感兴的诗篇，人们会觉得死亡还不是厄运的顶端，生命的终结在有时候可能是一种漂动的开始，永无安定，永远悬置，在不能归宿処虚拟地归宿，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与不幸！ 一般而言，澳门的人生体验属于温和平淡的那一类，犹如它波澜不惊的洋面，它浅显平缓的海滨，它平明如砥的人生，它安宁静谧的社会，在这里，不容易产生强烈的震撼，惨烈的痛楚，丰瞻的醒悟等等黄鈡大吕式的诗性意趣，但在这首诗中 这样的效应确实生成了。这样的感兴和效应当然并不属于诗人个人，它们仍然属于一种群体的社会性的诗性体验，其实与澳门这一特定地域特有的漂动感（不是漂流 感）、无定感（不是无根感）、悬置感（不是悬疑感）有密切关系。澳门根系于祖国，但漂动在大陆的边缘，独立面对苍茫的大海，于是有一种无定之感，既包括不安定的灵魂，也涵指不安宁的人生，没有飘忽，但却始终悬置无着。这种漂动的生存状态，无定的生命感受和悬置的生活样态，是典型的澳门经验和澳门体验。在诗人淘空了体验的澳门经验中，“太阳剃光头从城垛跳下/软禁的晚风假释了”（《晚风渡小城》），现代感的荒诞与后现代的玩世不恭粘合在一起，表现的是失去主体承担的荷重感。流行子的那首控诉生命失重感的诗篇，是漂动感、无定感、悬置感的写照，而姚风这首诗虽然写的是浸泡在福尔马林药液中的可怜的尸身标本，但却准确地、深到地传达了这样的澳门经验和澳门体验，当然也是汉语文学中较集中和较热烈的后现代体验。 澳门文学所表现的这种漂动感、无定感和悬置感等后现代人生体验属于澳门经验，是中国经验中非常特别的一类。特定的政治背景、地理状貌、经济结构、人文环境与人际关系，使得澳门文学家比其他地域的诗人更迅速、更近切、更清晰地体验到后现代的既奇特、殊异甚至荒诞，同时又平凡、平常甚至平庸的人生感兴，他们将这样的感兴交付给几乎不尚修饰的诗歌，其所呈现的后现代诗的特征，客观上为中国当代后现代诗歌开辟了道路。 澳门文学的“生息”意义和重要贡献确乎主要在呈现澳门经验，成爲汉语新文学领域不可忽略而且也不可取代的经验表达，实际上也体现了汉语文学的重要特性。澳门戏剧近些年在这方面颇多收获，应该成爲汉语新文学界弥足珍重的文学成就。穆欣欣创作的京剧《镜海魂》25讲述了澳门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故事：沈志亮刺杀葡国总督亚马剌。剧本没有停留在惩罚侵略者的暴虐这样的正义感的抒写上，而是通过葡国人的建设理念与中国老百姓的家族情感与宗法理念之间的文化冲突，刻画出一代历史人物的悲剧关系。剧中的沈志亮作为中心人物却没有处理为高大全的英雄，作者对之选取了有时候仰视，有时候平视，有时候甚至俯视的多种视角，将他刻划为一个敢作敢为的大英雄，勇于担当的男子汉，耽于情感的小伙子，于是这个人物就成爲一个复杂的个体，他既能代表澳门中国人的情感，又能代表殖民统 治下被压迫者的情绪，同时还能代表一代人的正气与素常，壮怀与情怀。剧中对于 葡人以及清朝官吏的刻画也力避简单化的处理，而赋予他们正常的、复杂的人性，富有人性和人情味几乎成爲《镜海魂》中大部分葡人和官吏的人物特性，他们与沈志亮的冲突，与澳门中国居民的冲突，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都体现为一种时代格局的悲剧，这样的格局逼得几乎每一个剧中人都面临着人性的困境、难题与相关的 批判性。这是一出悲剧，但悲剧的造成者是特定境况下的历史格局，在这样的历史 格局中所有人性的检讨都苍白无力。这部剧当然不是命运悲剧，有一点性格悲剧的意味，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悲剧，它不鼓励也不通向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它是历史格局的悲剧，包含着历史命运的拨弄，历史性格的狂放，是一种无法控制甚至也难以分析的悲剧形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少能够找到这样的历史格局悲剧，澳门文学界为汉语新文学贡献了这样一种审美个性独特的悲剧。 25江苏京剧院2016年上映。 李宇梁和澳门青年剧团贡献了话剧《天琴传说》，以尽可能舒缓的音乐节奏讲述了两代澳门人的浪漫故事。正像自古以来许许多多感人肺腑或令人厌腻的浪漫故事所展示的那样，每一种浪漫都包含着无尽的怅恨。母亲在少女时代错失了美妙的邂逅，错失了倜傥英俊的青年，却捡来了一个迷迷糊糊的“旧饭”作爲自己孩子的父亲，并且宿命地伴其终老；Ken 和 Florrie 在经历过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之后才懂 得彼此珍惜，然而与命运主宰之间莫名的时间游戏告诉他们，余留给他们相亲相爱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于是他们在慌乱的悲痛之际实践着彼此的了解。两代人的浪漫故事没有任何交叉，从情节和情调方面而言，时代差异亦非常明显，但爱而不得的怅恨情绪的表达使得两代人两个浪漫主题的故事产生了连接的可能。在老旧的浪漫叙说中，这部戏剧通过突出的音乐氛围，还有让都市生活久违了的星空的铺垫， 表现得既传统又现代，乡土气浓郁而西洋味十足。澳门剧作家李宇梁希图透过这种 种罗曼司的演绎，以西方神话中奥菲尔与尤丽蒂斯的天琴传说为情感和理念的参照，进一步解析浪漫的怅恨并不是怨世的理由，由此显现的人性的弱点在星空所代表的伟大时空映照下构不成任何有价值的呻吟。当文学告别命运悲剧（也即不再将浪漫的悲剧归咎于天道和世情）之后，性情的抒写同样通向主体的解脱：他们可以 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神话传说，包括自己的想象甚至于编造的谎言，寄托给浩瀚的星空抑或是无际的大海。《天琴传说》沿着这样的传统路数展演着两代人的浪漫，但在艺术构思最幽婉的曲径処成功地拐了一弯，或者说进行了一个亮丽的转身：在编导的笔下，大海绝不会为这样的悲情迸一滴眼泪，星空也不会为这样的怅恨改变命运的轨道，更不会爲此奉献祝颂和承诺的缤纷花雨。浪漫连同浪漫之中必然包含的 怅恨只属于各个人自己的人生，它需要人们去了悟，然后去面对，了悟之后无可奈何的冷峻面对既勇敢而又庄严，甚至具有悲剧意义的崇高。手机伴随着同时也逼促着我们的生活，浪漫正在远离。但我们仍然看到了浪漫的故事：浪漫似乎并没有远离。越是沉陷于实际得令人窒息的时代，人们似乎越盼望浪漫，即便是浪漫远离了自己，也愿意倾听浪漫的故事。前些年的好莱坞大片都是浪漫的故事，古典而美丽，幽怨而甜蜜。 澳门文学还在审美世界和经验世界中以土生葡语的方式特别地“生息”着；土生葡语文学应该视爲澳门文学的特殊形态。澳门土生土语话剧，所操用的虽然是特殊的小众语言，但它兼具葡萄牙语、英语、粤语、马来语甚至其他语言的多种文化信息和语言质素，表现出一个人种独特、文化独特、语言也同样独特的族群相对深厚的语言文化历史，以及开放多元的语言态势。这种生活质量浓厚，开放程度高而且具有多重适应的语言，反映着独特的人种历史和特定的文化元素，渴望为包括土生葡人在内的衆多澳门人乃至整个华人社会和葡人社会的接受、理解与支持。通过土生土语话剧的演出，当然也通过演出过程中穿插的土生土语的教学性演示，土生葡人艺术家力图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语言要求和文化诉求，在世人面前展示土生土语的语言魅力。在这方面努力最多的便是创作力特别旺盛的编导飞文基，土生土语话剧《熊到发烧》由他编剧并执导。他作爲澳门土生协会的重要骨干，一直想通过土生土语话剧重新唤起土生葡人对这种语言的尊重，进而唤起澳门内外的汉人和葡国人对这种特殊语言及其魅力的认知与承认。自 1997 年以来，他几乎在每一届澳门艺术节上都推出自编、自导甚至自演的土生土语话剧，这样的剧作纍计已经超过 25 部。作爲具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飞文基非常重视土生土语中包 含的文化成分和精神遗产。坚持甚至复兴土生土语，是他的文化职责，也是他的艺术旨趣。《熊到发烧》显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剧本，戏剧冲突较爲平淡，围绕着大熊猫进澳这样一件与澳门普通商界并没有多少关系的历史事件，虚拟了一场商业“战争”，情节显得相当勉强。然而，剧作的戏剧性正在这里：通过熊猫落户澳门及其所需要的食物市场的“争夺”，剧作家仿拟出各种人物关系，有商家之间的竞争， 有老板与雇员之间的角力，有公司与政府部门的游戏，有商行与社团之间的争持，也有雇员与市民之间的交流，还有土生葡人与本澳华人之间的对话，几乎澳门社会的形形色色，都在这个虚拟的故事中得到浅泛的体现。这是一种典型的澳门式的后现代体验的表现，希望通过情节、人物及其关系的仿拟性摹写，轻松而便捷地反映现时澳门社会的人生状况，澳门土生葡人的生存状态和“神马浮云”时代的精神品 质。这部戏中始终贯穿的乃是一个“泛”字，“泛”澳门社会，“泛”现实人生，“泛”社会话题，“泛”政治秩序，“泛”经济活动，“泛”时代氛围，“泛”价 值，“泛”理念，一个普泛时代的普泛性嘲讽通过尽可能浮泛的仿拟手法得到了生动而有趣味的展现。 站在澳门戏剧的立场上观察，我们不必为这些优秀的戏剧文学走不出澳门而沮丧，因爲这些戏剧的地域性成功，特别是澳门经验的成功表现，澳门故事的成功讲述，同样能给汉语文学、华文戏剧乃至于整个戏剧世界以丰富的甚至是深刻的理论啓迪。就土生土语话剧而言，它足以啓发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位话剧与说话的关系，重新确认话剧在一种语言确立和发展过程中不同凡响的价值，也足以啓发我们再次 审视什麽是戏剧性和戏剧本质的问题，确认什麽纔是有戏怎样纔算有戏的问题。 廖子馨是一个有追求的澳门作家，她同样关注澳门社会的土生葡人的人生，并用自己的创作之笔摹写土生葡人故事以及他们的心理世界，取得了重要成就。这是指她的小说《奥戈的幻觉世界》，以及根据此小说拍摄的电影《奥戈》。作品中的奥戈是澳门土生葡人，看起来像中国人这一点使得他混在葡人堆里一直不自在，甚至受尽屈辱，这种不中不葡的状况一直在他的心里纽结着，他渴望自己的葡人身份得 到认同，也不理解身为中国人的祖母。“他因为有与祖父相似的鼻子而自豪，却因为与祖母一样长着中国脸而心生厌恶。”但奥戈毕竟是祖母的孙子，祖母也疼他，他和她在血缘上和文化习惯上，都有一种叫中国性的东西。寻求认同却无法得到认同，即便得到有限的认同却又是自己不愿接受的认同，这就是澳门土生葡人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来自于自我内心的不安定和悬置之感，是一种典型的澳门经验，也 是特定的澳门人最容易获得并加以文学表现的后现代体验。林中英、沈尚青等人的散文也是澳门文学重要的收获，其中也多是表现澳门体 验的后现代性，以及相应的人生批评，表达澳门特定的人生经验，讲述澳门故事，或者站在澳门视角观察世界。这些作品的思想深度、历史内容和时代力量都不够充分，但毕竟为汉语文学世界乃至整个文学界提供了澳门文学所特有的人生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汉语新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界所应该珍视的内容。 三、澳门文学的“生态”与汉语新文学理论的深化 澳门文学以自己别具一格的特色，形成了在汉语文学史乃至汉语文明过程中独 特的景观和生态，可惜这样的“生态”缺乏研究，长期以来，澳门文学一无史述，二无理论，三无评论，不仅连澳门文学的概念和称谓都长期付之阙如，便是澳门有没有文学都成了一个疑问。对此，对澳门以及澳门文学与文化怀有深厚情感同时也怀有深切感受的论者无法坐视，倡导澳门文学概念与澳门文学形象的阐论此起彼 伏，从而在 1980 年代中期形成了有关澳门文学的理论热点。 此后澳门文学的理论探讨围绕著作家作品研究进行，澳门文艺评论家协会曾与《澳门日报》联合，开辟了“澳门文艺评论组合”的专栏，对澳门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得以序列化、专题化。被称爲“外地的评论者”的学者则热衷于对澳门文学历史的总结与概括。对于澳门文学进行学理的分析和理论性的剖析，以便使澳门文学的形象在汉语文学世界得以醒目地确立，得以清晰地凸现。 作爲汉语文学世界独特的板块，澳门文学在学理上与香港文学、台湾文学并列，虽然向汉语文学贡献了诸如五月诗社的后现代诗篇，并且历史地充任了汉语文学的先锋，但有一个关键性的缺憾，就是未能向汉语文学界推出足以代表自己这个板块文学成就进而代表所処时代的作家作品。在汉语文学界，提到台湾文学，各个不同历史阶段都会有一批杰出的代表作家兀然凸显，如梁实秋、余光中、琼瑶、柏杨等，提到香港文学，也会联想到金庸、李碧华、刘以鬯。但在非专业读者的印象中，澳门文学无法提供这样的名单，任何一个在澳门文学中出类拔萃的文学家都还未能在汉语文学视野中奏脱颖而出之效。所有在澳门文学范围内得以凸出显现的文学家都是在一定的话题意义上有条件地被举例性提及，他们并不能理直气壮地作爲澳门文学的代表进入汉语文学共有的閲读平台。这是澳门文学的短板，也是澳门文的悲哀。 但文学的呈现未必只是经过历史的优选贡献代表性作家作品一途，澳门文学经 过长期锻造、锤炼，形成了特定的文学生态，尽管是弭平了文学发展高峰现象和地标人物的特定生态。这样的文学生态不仅为汉语文学世界作出了板块性的贡献，而且也对汉语文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经验性的啓迪。 弭平了文学发展高峰现象的澳门文学生态呈现出一种文学发展的自然状态。由于澳门社会人口受限，文学市场始终不够发达，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也没有得到意识形态格式的夸大，因而也未纳入社会管理序列进入某种调控程序，这样，澳门文学出版发行体制处于涣散的自由的状况，文学的发表和出版基本上处在没有明确的“门槛”，文学发表和文学出版所需要的许可机制基本上处在隐匿状态。这 样的创作自由和发表自由在许多地方都是稀缺资源，特别是无门槛的出版和发表许可机制所造成的发表自由，在网络文化形成之前，几乎成爲怀有文学梦想的人们共同期盼的境界。澳门的文学爱好者和澳门的文学梦持有人早就拥有了这样的境界。这是澳门文学特定生态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 自然状态的澳门文学生态还得益于另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文学出版奖励机制和资助机制的形成。澳门长期以来以博彩业为主体产业，这样的社会运行体制对于这个社会的组织者而言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相对于传统伦理文明的精神负担。作爲这种精神负担的转移，澳门社会组织者常常考虑以某些补偿性的措施弥补博彩主业带来的社会污名化后果，这些补偿性措施包括通过各种途径奖励精神产品的制作与推出，于是，在澳门，文学出版的奖励机制和资助体制较之其他地区更爲充分，更爲健全。就回归以后的澳门文化格局而言，澳门的文学出版奖励机制来自澳门基金会、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以及一些重要的文学文化社团，它们对澳门文学写作者的相关成果提供经常的甚至是日常的出版奖励，并且设立各种奖项，对文学写作的成 果予以褒奖。作爲这种奖励模式的重要补充，澳门一些政府部门，如旅游局、教青局等，以及大量的社会团体，对澳门的文学写作都有相应的资助措施。澳门政府部门和澳门社会团体对澳门文学写作的奖助机制就澳门爲数并不很多的创作者队伍而言可谓相对充足，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在澳门，一个心怀文学梦想同时又具 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作者，只要掌握足够的文学奖助信息，只要把握澳门特定的奖助途径与程序，就可能在不太大的经济压力下较爲顺畅地发表和出版自己的作品，从而实现自己的文学之梦。 既然文学的发表与出版可以享受相对充足的奖助机制的支持，既然文学的发表与出版可以在许可制度缺席的状态下进行，那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文学写作都可能得到出版发行和进行文学交流的机会，几乎所有的文学梦想都可能在这里得以实现。于是，澳门成爲一个颇不起眼的文学热土，成爲一个暗暗地圆文学梦的地方，成爲汉语文学世界最容易激起、调动文学魔力的角落。 澳门社会形成的这种对文学写作普遍激励的机制无疑会激励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写作者的高度热情，导致澳门每年都会有数量可观的各种类型、各种篇幅、各种设计风格的文学书籍和刊物的出版与发行，同时，澳门的报刊也保持有对于文学发表的持久的热忱，正如《副刊》所揭示的，这样的热忱对于澳门而言同样是文学发表的一种优势条件，它助益了澳门作爲文学热土的形成。 澳门副刊文化的勃勃生气基于两个重要的和直接的因素。第一是澳门报纸业的 繁荣与发达，第二是澳门作者休闲性的写作方式以及澳门读者休闲型的阅读需要，正是这两方面构成了多媒体时代非常难得的澳门文学热土现象和澳门文学生态与景观。 澳门从城市规模而言不过 60 万人的小城，却拥有近 30 种报纸，其中日报还超过 1/2，这些日报或准日报分别是《新华澳报》、《濠江日报》、《澳门日报》、《华侨 报》、《市民日报》、《正报》、《大众报》、《星报》、《现代澳门日报》、《新报今日澳 门》、《华澳日报》，《澳门邮报》（英文）、《澳门每日时报》（英文）、《今日澳门》 （葡文）、《句号报》（葡文）、《澳门论坛报》（葡文）等。其他尚有周报如《讯 报》、《力周报》、《号角报》、《澳门早报》、《澳门脉搏》、《时事新闻》、《体育周 报》、《澳门商报》、《澳门观察报》等。尽管除《澳门日报》外，一般报纸的发行量 都很小，有些还属于免费赠送的报纸，如《濠江日报》、《正报》、《澳门脉搏》、《澳 门观察报》、《澳门商报》等，但在一个独立的微型社会，却创造了每 1.5 万人就拥有一个报社的高密度新闻文化消费的奇迹。澳门绝大部分报纸都辟有相应的副刊。 《澳门日报》、《华侨报》等重要报纸固然长期保留着传统的副刊，并且成为澳门文学发表的重要园地，便是《力周报》这样篇幅较少、写作力量较为单薄的报纸，亦依然开设有副刊；该副刊刊载的虽然不是文学性的文字，但依然以文学随笔为主打。《澳门观察报》是一份只有四版的四开小报，依然用 1/4 的版面开辟副刊，副刊标有“创作坊”的栏目名称，刊载诗歌和随笔、散文。 报纸是多媒体时代人们阅读生活中的文化副刊；报纸的密集出版和被普遍阅读，体现出澳门社会仍很流行仍很普遍的副刊文化心理。 所谓副刊文化心态，并非仅仅指执着于副刊文章的阅读，而是养成某种品味副刊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性情。在读报活动中，副刊的阅读是最休闲的，同时也是最富有文化生活感的；在现今电子阅读时代，报纸的阅读同样带有休闲性质，也最富于文化生活感；在多媒体时代，副刊文化心态就意味着对传统阅读习惯的坚持。报纸阅读在澳门仍然表现得如此重要，则体现出这片文化热土依然流行较为传统的副刊 文化心态。 副刊文化心态决定了，生活在澳门这片文化热土上的人们，即便是在电子阅读时代，也非常热衷于报纸阅读。澳门不仅人均拥有的报社数量繁密，人们阅读和购买报纸的热忱也相当高涨。澳门的报纸最热衷于副刊的经营，这是澳门副刊文化发达的重要表征。这种对副刊的热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相当比例的报纸都意识到副刊的重要性，将副刊的编辑当作报纸发展的重要战略；其次，代表性报纸的副刊版面和发稿量非常充足，副刊在整版报纸上占据重要比重。 澳门副刊文化与澳门文学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学和文化副刊成为澳门文学的主要揭载园地。《澳门日报》每天一版的“新园地”，成为澳门文学主打文体——散文随笔的集散地，澳门文学的创新文体——汉语新诗，是该报副刊的常备内 容，此外，澳门文学的相对薄弱文体——小说，在《澳门日报》已经辟有专题副 刊，在《华侨报》和《市民日报》的副刊也常有揭载。更加重要的是，《澳门日报》的“新园地”固然以澳门文学家为骨干作者，但从来就是想向五湖四海公开栏目的公众园地。来自各地的华人写作者都有机会在这块园地上种植自己所擅长的文学果苗。一些由于各种机缘走出澳门的作家、评论家，如著名诗人陶里，还有区仲桃、穆欣欣等，都继续在这片园地上浇灌自己的澳门梦想。澳门文学因此拥有了与澳门这个开放、包容的城市气度相称的格局和魅力。 如果说澳门每平方公里拥有的诗人数堪称世界之最，那么，这个小城每万人每月拥有的艺术演出场次更可能是世界之最。除了澳门文化中心等为数众多的正式演出场所高频度的演出安排，以及《澳门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公开报导和评论的正规演出而外，诸如威尼斯人等娱乐场所长期不断的商业性演出，还有各个戏剧和文化团体的组织的经常性演出活动，更有在各个公园和街道自发组织的以粤曲为主体的自娱自乐的戏剧演艺活动，澳门可以说是戏剧狂欢的乐土，是通过活跃的戏剧演艺活动呈现的一派文化热土。 以 2010 年为例，这一年在主流媒体《澳门日报》上有关于演艺活动的正式报导 305 则，考虑到其中重要活动约 15%的重复报导率，则在正规剧场和正式媒体报导的演艺活动在 250 场次，加上一些单位和学校组织的未加报导的正式的演艺活综艺活动，澳门几乎每天都能平均到一场相当正规的演出活动。这对于澳门这样的小城来说，其频度之高已经相当惊人。以每次演出平均 400 观众计，这一年正式演艺活动的参与者已达 12 万人次。演艺活动毕竟只是市民的一种休闲方式，一个休闲的城市有资格享受休闲的人口约在 1/4，则选择正式演艺活动休闲的则在 1/16，其中约一半人选择正规的消费式的演艺活动，这样，澳门的演艺活动参与人口应该在 1/100，即 5000 人。这样的基本人口需要每人每年参与演艺活动30次平均每两周 1.5 次。 在文学传播的传统意义上，澳门以高度自由的发表环境，强有力的政府或社团支持，以及文学写作者在自然人口中所占的相对高比例，营造了一派充满自然意味的文学生态，并造就了一方引人注目的文学热土。除了现代网络媒体构成的传播空间而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当代文学生态是这样的活跃而自由：手段高超的文学写作者与锋芒初试的文学自习者经常一起出现在各种媒体，堪称优秀的文学作 品与相对粗糙的文学习作也有较多机会不期而遇。澳门显然不乏文学才士，但对于有志于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士而言，澳门似乎有多种途径绕过本应具有的文学门槛。没有越过一定高度的门槛，文学的写作常常被理解得相当容易，也相当随便，这对文学的成就就不可能不产生负面影响。在缺少或事实上取消了发表门槛的文学环境之中，文学写作者如果能在较高的艺术定位甚至文化定位上采取一定水平的自我期许姿态和艺术自律的措施，文学创作也同样会出现既活跃又保持相对高水平的局面。但“澳门文学”的自我定位，或者“澳门文学”特定概念的心理暗示，非常有可能让许多初涉文学者轻易地放弃了这样的门槛意识：既然他们的文学写作不过是在澳门这个极其有限的文化世界中的一次非常率性的漫游，犹如茶余饭后到议事亭前地作一次惬意的散步，爲什麽自我设置那些门槛？再者，在澳门的文学世界瞻前 顾后，出类拔萃者固然不少，各种各样的随意之作也触目皆是，这就是澳门文学的 基本生态和总体情状，任何艺术层次的文学作品都能够在这样的一派自然生态中融入进去，任何的精心构思、悉心打磨以及任何的苦心孤诣不仅得不到喝彩与赞赏，而且还显得那麽悖时与傻气。关心澳门和澳门文学的人每每为澳门写作中出现的精彩篇章而兴高采烈，但更有机会领略到的则是遥看草色近却无的感受，许多作品都浑然融入非常一般化的描写和议论之中，显不出什麽特色与风致：叙事性的作品常 常缺少精彩别致的情节，缺少呼之欲出的人物，抒情性的作品常常只是俗之又俗的情愫，加上人人能及的表达功夫，较多的则是议论性的随笔，则理趣淡薄，力道钝滞，甚至语言也寡然乏味。没有必要也没有充足的理由指责这种非常一般化的文学写作，它们毕竟构成了澳门这片文学热土的基本热温，构成了澳门这片虽然不大但 毕竟富有生机的文学沃壤上的基础草色。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谁都不愿意以这样的基色和基质代表澳门的文学形象。 这就是说，当提到澳门文学形象的时候，我们的视阈很自然地越过了西江水，越过了零丁洋，越过了南海白云，而摄入了广袤的国土和沸腾的世界。这纔是“澳 门文学”概念的真谛，是在“澳门学”的意义上阐发“澳门文学”的必由之选。从澳门学的角度来说，澳门文学的形象应该像澳门及其所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样，以一种特别的风致、蕴涵和魅力出现在世人面前，虽然不是卓然傲立，但较理想的状 态应是融入汉语新文学之林而并不逊色。这样的诱人情形在澳门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中都有不俗的体现，不过仍需要澳门文学界付出更大的努力。 这努力的目标之一便是在观念上排除“澳门文学”概念的牵累，让文学写作者用于走出澳门文学的继承框架，在向世人展示澳门文学形象的意义上营构并展示足以代表澳门的文学成就。在这里，文学写作者的视阈及其相应的心态极爲关键。如果澳门文学概念仅仅是将人们的视线引进澳门，并局限于澳门，关起门来营造自身的特色，则澳门文学形象的建立就会归于失败，由此造成的牵累可能是这样的尴尬 与悖论：正是勉力打造和建构澳门文学形象的“澳门文学”概念，怂恿并鼓励了澳门文学“足不出户”的基色和基质：大部分写作者满足于在澳门写作和为澳门写作，写作心态呈现出的自呈其才，自赏其芳，以及在传统诗文世界中常见的相互酬唱。新文学兴起之初，陈独秀等先驱者竭力否定旧文学传统的便是这小范围相互酬唱的写作习惯和文学交往方式，当时蔑称这样的文学为“酬唱体”。正是强调澳门和“澳门文学”这种小范围、小世界以及小制作的心态，使得我们的当代文学创作重新捡回了“酬唱体”的文学心态，这不仅令人遗憾，而且颇觉悲凉。 “澳门文学”在澳门学总体上的学术定位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澳门文学形象的提出更开啓了让人们走出澳门放眼世界的思路与胸襟，但这一切都要在克服狭义的澳门文学视阈，进一步开阔我们的汉语新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视野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否则，它可能就会成爲澳门文学写作者自我设限的理论依赖，不思进取的理论借口，越来越普遍的“酬唱体”写作心态的逋逃渊籔。澳门文学形 象的确立有赖于走出单独概念中的澳门文学，而呼唤着在“澳门学”的整体意义上把握它的文化属性。 澳门文学概念对于澳门文学实际最有可能的理论牵累，便是在文学的地域性特色和地域性水平上自我设限，误认爲某种写作水平和写作方法、写作习惯在澳门过得去，则就是具有了文学的资格并等待外人的承认与研究。其实我们所有的文学写作，都是在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框架中的一个环节，它一旦成爲作品付诸一定的媒体 运作，就应该成爲整个汉语新文学成就的一个方面，成爲汉语新文学新的框架结构 中的一个必然成分，因而也就应该对提升汉语新文学的水平，发挥汉语新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的影响负起必要的责任。 在面对汉语新文学这样一个宏大而具体的命题之时，澳门的文学写作才可能真正走出澳门相对狭隘的天地，在更远大的抱负和更高的立意上有所取法。汉语新文学的取法将有效地遏制文学认同和文学运作中的政治化、国族化等敏感意向，保证文学沿着内在发展规律的脉络向前推进，同时又有利于在民族文学和文化共同体的格局中提高文学的水平，提升文学的档次。如果澳门文学的取法目标就仅仅局限于澳门本土及其自身的形象，就必然在较低的门槛和较平实的水平层次进行取用与审度，这样，不在少数的澳门写作者便自然放弃了文学经典化乃至文学精品化的讲求与追寻，最终会影响澳门文学形象的整体提升。 澳门文学诚然是以澳门这个特殊的区域空间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其内质，这个概念的提出将有利于在学术意义上凸现这样的内质。但是，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只是一个区域文学写作资源的体现，远不能成爲这个区域中的文学写作者在写作水平和文学贡献上自我设限的借口。文学创作具有普遍的法则，其中，体现在文学描写经验层次的地方色彩和文化厚重度往往能够决定文学的特色乃至某种特质，但绝不 应该成爲文学水平设定的基本依据。文学经验的判断和欣赏的依据显然需要参照浓厚的地域性和文化含量，而在学术意义上以及文学史研究层面所作的文学水平的衡量与评定，则不可能囿于这样一种地域标准，因此，澳门文学不能成爲衡量作品水准与档次的概念，水平与档次的审视应该越出地域范畴，在具有普遍意义的汉语新文学视野中进行。如果说在注重培养文学人才的文化含量较低的地区对待文学创作可能采用因地制宜的标准，则作爲文化和文学热土的澳门不应自属于这样的区域。 在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格局与框架中审视澳门文学，也并不意味着对澳门文学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臆想。澳门文学曾有的辉煌以及现有的成就都足以帮助，澳门的文学写作者应该也能够以汉语新文学的整体建设为自己的一方责任，并且积极创造条件负起这样的责任。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之交澳门文学热土上兴起的现代诗歌热，其文学成就就足以烛照相对幽暗的汉语新文学的诗歌世界，彼时内陆的朦胧诗 潮正在遭遇一派“pass”声涛的潮没，台湾香港的现代诗在“后摄”的包围中举步维艰，惟有澳门这片热土上，多元地生长着各色各样的诗歌之株，在远避了嘈杂的喧闹也避开了挑战的尴尬之外我行我素，互不相扰，那时候一批现代诗人的歌吟卓有成效地免除了汉语新诗世界的暂时寂寞。现今诗歌繁盛的景象呈现出明显的消頽，这也同样并不意味着澳门文学界就须在汉语新文学世界不断延伸的发展长途上望而却步。其实，澳门有一批作家在默默地坚守着自己文学志向的崇高，他们以不俗的成就努力跻身于汉语新文学的上乘之列，这方面的成就正在愈益明显地为澳门以外的汉语新文学界所关注和接受。 澳门文学界有责任，有必要也有条件走出澳门文学概念可能具有的低回暗示，走出误解中的澳门文学的低门槛和小格局，而勇毅地面对不断发展中的汉语新文学，信心百倍地为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格局作出带有澳门经验和地域色彩的贡献。 澳门大学中国文化论丛2020年第一期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发布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论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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