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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李纯在位15年的时间里所做成的最大的一件事无疑便是削藩——通过政治的或者军事的手段，收回割据一方的节度使手中的权力。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铲平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割据势力的努力，可谓旷日持久，十分艰辛。但这样做的积极结果则是，重振了中央政府的威望，让大唐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了。而这段历史被后代史家称之为“元和中兴”。 对于唐宪宗这方面的努力与贡献，当时被拜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并封晋国公的裴度，是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的，并把把朝廷对淮西、淄青用兵以来，唐宪宗勤勉为政、日理万机的情形编纂成册，利用陪伴唐宪宗饮宴的机会，乘机献上，奏请唐宪宗盖印，然后交付史官。而裴度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要将唐宪宗的这份功劳载入史册，让后世之人也能知道。但出人意料的是，唐宪宗最终却没有同意。为什么？唐宪宗表示：“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如果这样做，就会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是我指派你编纂的，其实，这并非我的本意）也因此，最后的结果是“弗许”。
这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不论何人，难免虚荣之心，即爱听别人宣传自己、夸赞自己。对于帝王之人来说，则更是如此：在既往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是，有太多的帝王之人特好“勒石记事”，也很关心本是史官们 “起居注”（帝王言行的实录）一类工作的编撰的。而在他们这些做法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他们对自己日后留在历史上的形象的高度关注——希望以正面的乃至光辉的形象留在人们的心中。但唐宪宗的做法却显得有些另类：裴度你想写就写，但我绝不介入更不干预；或者说，如果如你所请，我在这本小册子上加盖了私人的印章的话，那么，便有可能让后人产生误解，以为是我的介入或者说是干预，让“史书”中的我变得那么美了。 应该说，唐宪宗在位的10多年时间里，其前期还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说生活相对节俭，任用贤明之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察纳雅言等；但是，在他的后期，则有不少让人诟病的东西，比如说生活趋于奢侈，任用了一些奸臣与小人等。但是，无论如何，他在裴度奉上的记录他削除淮西、淄青的藩镇势力的“实录”上，拒绝盖章，乃是值得一提的他晚年所做的一件正确之事——他并没有被臣下的恭维完全迷障，对客观和真实地反映自己依然保持了一定的清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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